自学成才的针灸学家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县(今宁夏固原东南)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学者和医学家。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享年六十八岁。

皇甫氏是汉魏时安定的大族。在汉代，皇甫氏累世居高官，享厚禄。皇甫谧的六世祖皇甫梭，为汉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任扶风都尉；高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曾祖皇甫嵩，位至太常。从曹魏开始，皇甫氏家道渐衰。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只做了灞陵令；父亲仅举孝廉。而他本人自幼由叔父收养，且家境贫寒，得自己下地种庄稼。

皇甫谧二十岁以前不好学，成日到处游荡，无所是从，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呆子。但皇甫谧对叔母很孝敬，每当有好吃的总要先孝敬叔母。叔母任氏对他不学无术深感痛心。一次，皇甫谧又送好吃的孝敬叔母，任氏抓住机会对他进行劝导：“《孝经》上说，天天用猪、牛、羊肉给老人吃，仍然不是孝，真正的孝子是要用心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现在二十多岁了，不读书，不问道，使我放心不下。”说着伤心落泪。任氏的教导深深感动了皇甫谧，他从此拜同乡坦席为师，开始发愤读书。他在下地干活时，也随身携带书本，一有空就抓紧学习。经过勤奋不懈地努力，他终于“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成为名闻朝野的大学问家。后来他得了风痹病，仍手不辍卷，以致废寝忘食。有人劝他注意休息，保养好身体，而他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真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后世常把他作为大器晚成的楷模。

皇甫谧沉静寡欲，以著述为务，一生所著诗、赋、谏、颂、论很多，著名的有《帝王世纪》十卷、《年历》六卷、《高士传》一卷、《逸士传》一卷、《烈女传》六卷、《玄晏春鳓三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十三卷、《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等。可惜这些书大都散失，流传至今的不多，完整传下来的只有《高士传》和(H-灸甲乙经》。明清时期有很多学者对皇甫谧的著作做了辑录，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辑本有《帝王世纪》、《逸士传》、《烈女传》、《年历》、《皇甫谧说》、《帝王经界纪》等。

皇甫谧还能奖掖后进。左思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但他长得奇丑，又不好交游，人们都瞧不起他。左思作成《三都赋》请人延誉，没人予以理睬。左思找到司空张华，张华把他引荐给皇甫谧。皇甫谧读了左思的《三都赋》后，十分称赞左思的才学，欣然为之作序，《三都赋》这才为世人所重，左思的身价顿时倍增。受学于皇甫谧的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是晋代的名臣。

皇甫谧一生所经历的汉末、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度动乱而黑暗的时期。当时，隐逸成为一种社会风尚，隐士们隐居的动机各有不同：有逃避现实图安全身的；有居山川田里独享大自然之乐的；也有借隐居而谋取高官厚禄的。皇甫谧一生隐居不仕，志在守贫乐道，以著书立说为务。最初，有人劝皇甫谧修名广交，以便求得一官半职，而他作《玄守论》回答，认为自己“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郡府召他为上计掾，又举为孝廉；景元元年(260年)，魏相国司马昭征辟，他都没有应从。五年后，司马炎代魏即皇帝位，原来与皇甫谧同征的其他三十六位名士，“皆拜骑都尉，或赐关内侯，进奉朝请”，唯有皇甫谧不出。乡亲们劝他应命，他作《释劝论》表示，要效法老子，“寄迹于西郊”，慕颜渊“安陋以成名”。晋武帝屡次下诏书催逼，他还是以病重辞谢。泰始三年(267年)，又举贤良方正，他不仅不起，反而上书向武帝司马炎借书，司马炎送给他一车书。成宁元年(275年)，皇甫谧已六十岁，晋武帝司马炎又一次征他为太子中庶子，随后又征为议郎，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皇甫谧一概不应，仍坚持隐居，直至终生。

皇甫谧三十三岁时，得了瘫痪病，右半身麻木，右脚萎缩。又信奉方士，饮服寒食药，结果慢性中毒，全身燥热，痛不欲生。多种疾病的折磨，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经叔母劝导才没去死。尔后，他开始发愤研习华佗、张仲景等古代名医的著作，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于案头，一边勤读医典，博采众方，一边在自己身上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尤其是精通针灸，成为名传千秋的针灸学家。

皇甫谧综合古代针灸典籍，发现“文多重复，错舛非一”。于是他进行会综、删繁、校勘等艰苦工作，“使内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了《针灸甲乙经》十三卷，共一百二十八篇。《针灸甲乙经》在当时就被人们传抄诵习，很受重视。这部针灸学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中国古代的针灸学，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至今，这部书仍然是研究针灸的必读之书，颇得中外医学界的推崇，皇甫谧本人也被医学界誉为针灸之圣。

皇甫谧从受方士迷信毒害，到一名针灸学专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而也表现了他勤奋刻苦的精神。他晚年写的《笃终论》指出，人们都希望长生而讳忌死亡，其实人们的寿数都要终结，任何人都逃不出这一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形骸化为泥土，魂魄与元气合灵，这是最高的归宿。他在死前遗命儿子们，对他不要厚葬，只要选择一块不长庄稼的荒地，挖一个深坑，能安放尸体就足够了，只要求随身埋一部《孝经》，别的东西一概不必随葬，表示应永远发扬孝道。这些，都反映出他既具有豁达胸怀，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