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流与文明

那些在荒漠中流淌着的稍纵即逝的河流，即便一手酿成了一方土地的不幸，但与世界上的其他河流相比，它们的影响依然无足轻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湿润的气候足以维持河流持久的生命力。纵横交错的河流汇成网络，遍布山谷，呢喃着欢快的歌谣四处奔走。它们为陆地的命运而歌，也为立足于陆地间的文明而歌。

人类很早就发现，河流既是生命的源泉、探险和运输的有效途径，又是超自然精神的神秘化身。河流流经人类所旅居的陆地，而河流的神圣与庄严也流经人类的神话、历史和宗教。早期人类认为，生命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结束于冥河。埃及人尊敬尼罗河，视之为仁慈的女神，慷慨地将文明之光赐予了她的子民。即使是较为实际的罗马人，也用昂贵的祭品供奉特韦雷河。印度人在恒河里沐浴，饮取恒河之水，更多是为了灵魂的纯净，而不只是身体的清洁；美洲印第安人如尊崇父亲般敬畏着密西西比河；德国人把对莱茵河的情感写进无数的诗歌。人类，不管身处何地，都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河流对于自身生命的重要意义。然而，只有从最近开始，才有人试着研究并探索河流究竟是什么、做些什么。

那些有关河流的古老思想，富有哲学性的推测和诗性的想象，并不善于观察和归纳。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罗多德，很可能是第一位有目的地研究河流的人。在一次埃及之旅中，他被尼罗河深深吸引，开始对当时各种解释每年尼罗河泛滥的观点进行批判。尽管他并不接受任何人的解释，也没有树立自己的观点，但却准确地理解了泛滥的意义。他意识到河口的三角洲不断扩张的事实。他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一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 对河流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究。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去嘲笑柏拉图的观点。后者认为，所有的河流都源于一个地下大水库。亚里士多德观察到，注入地中海的大河大多发源于一些海拔较高的多山地区。他认为，山地汇聚了空气中的水分，再将水分排入河道，那些原始河道后来就逐渐发育成永久的河床。他赞同希罗多德的观点，认为河流塑造了下游的陆地地貌。对自然的敏锐观察使亚里士多德成为古代河流研究领域中的顶级权威。

斯特拉波是古希腊学术贡献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家，他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他曾到世界上许多地方旅行，并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了17卷的学术著作《地理学》，使得主流的地理常识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古罗马学者塞涅卡生活在公元1世纪，其关于河流的思考论述亦是卷帙浩繁，并且（在他能控制住自己道德说教的冲动时）极富启发性。学者们的思想光辉似乎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那是一个有着科学的河流学说的时代，也是一个注定要被冷漠和谬误所长久耽误的时代。

所幸，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好奇心，最终还是冲破了中世纪的刚愎自用与停滞不前。然而，离开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仍遵循着显而易见的谬误。事实上，直到19世纪，相比经过科学实验检验的真相，许多漫无根据的猜测依然更为人们所接受。当时，有人相信河谷是一场浩世天劫的产物，有人认为河谷是一片淹没全球的大洋消退时底层洋流冲击的结果，甚至有人仍然虔诚地认为它们是挪亚大洪水的留痕。

这些观点直到19世纪中期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更为科学的理论的势力也与日俱增。在18世纪结束之际，斯蒂诺、盖塔和塔西奥尼宽泛却正确地概括了流水对陆地的侵蚀作用。然而，证明河谷乃是流经其间的河流的产物的任务，还得留待詹姆斯·赫顿去完成。1802年，约翰·普莱费尔在解释赫顿的观点时说：

“每条河流似乎要汇成一条干流，要由各种各样的支流补给水源。河流的大小和山谷的大小成比例，所有河流共同组成河谷系统，并且相互连通。每一条河床的坡度都恰到好处，它们要么太高了，要么很低，以至于没有一条河床与主河谷相接。从这一点来看，这些河谷不是由流经其上的河流所塑造的假设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

“如果河流真的只由一条溪流组成，没有支流，并且在平直的河谷流动，那么巨大的冲击，或者是强大的激流一下子就打开了前往大海的通路；但是，考虑到现实中大多数河流的形态不难发现，河流的主干由许多发源地相距甚远的支流汇聚而成，支流又是由无数更为细小的次级分支汇成。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所有的河道都是在原先陆地的基础上，被河水本身切割、冲刷和侵蚀而成的。并且，这些深深刻在陆地表面的纵横交错的线条，是在反复的相同的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这寥寥数语中所蕴含的美妙逻辑，正是整个现代河流科学的基石所在。 kpiRYwl+R/enFs1uURjH2zyJ4z+FN+H+5jvOmEMrXPK/ooAwTUlyXeEeZdw4Mq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