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契卡”和“红色恐怖”活动的主要场所

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推进，一开始就是依靠“契卡”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惩罚机构。“契卡”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其职能就是用枪决和严酷镇压的办法镇压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眼里，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一切党组织及其成员，不愿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余粮可交、不满意余粮征集制的农民，没有口粮不得不背着口袋到农村寻找粮食的工人都是人民之敌，都应该予以无情的镇压。“契卡”是一个凌驾于一切政府机构之上，拥有只听命于列宁的超越一切权力的组织。

“契卡”这种镇压机构的实质就是用“恐怖”来震慑、动摇人心，最后让人屈服于实施恐怖的专权和暴力。布尔什维克从不讳言这种“恐怖”，反而以这种“恐怖”为荣，为能执行这样的“恐怖”而自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天之骄子。列宁本人也是“恐怖”的推崇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把“恐怖”称为“群众恐怖”，这个“群众恐怖”不是指对单个敌人的恐怖，而是对一切被称为敌人的群体、阶级的恐怖。对苏维埃政权来讲，1918年是个危机四伏的年份，德国人的进攻、国内战争的火热、余粮征集引起的暴动，此起彼伏的骚乱令苏维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18年9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红色恐怖》法令： “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的活动报告后，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实施恐怖来保证后方是极端需要的；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中贯彻更大的计划性，必须将尽可能多的党的负责同志派往该委员会；必须用将阶级敌人关押在集中营的办法来孤立他们并以此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枪毙与白卫组织、阴谋和骚乱有联系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枪毙者的名单以及对他们采取该项刑罚的理由。” 这份《红色恐怖》法令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列出了恐怖的手段：关押集中营和枪毙，并且确认了这种恐怖是国家极端需要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契卡”的恐怖的实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现在它的恐怖就是有法可依、据法而行的了。

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先是无法、后是有法而实施的“恐怖”，引起了极为广泛的不满和抗议，并在《红色恐怖》法令实施后的一个多月中达到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高潮。连全俄肃反委员会也无法否认，它在1918年10月16日给俄共（布）各省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最近以来，开始了一场反对肃反委员会的行动”。但是，全俄“契卡”认为这是敌人的破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战斗机关的非常有害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将使肃反委员会化为乌有，反而使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轮番攻击的方式在很多组织中能够得逞。”全俄“契卡”的反应是：“契卡”不仅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强化；恐怖手段不仅不能停止，而是应当“从决议转向真正的执行”。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是支持全俄“契卡”的意见的，这在这封信中写有相关的文字：“于是，我们党中央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立场上，今年10月2日做出决议：‘肃反委员会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基础，全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各地方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的义务。’这是对无产阶级唯一有利的决定，它使这些机关政权任何时候都能迅速进行有力的打击活动。”

俄共（布）中央的决议绝对地重申了“契卡”只听命于中央的权势地位，各省份和地区的“契卡”不属地方管辖，因此，全俄“契卡”在这份给各省“契卡”的信件中发出的是强化地方“契卡”的指示：“同时我们要使各省委员会注意，希望它注意肃反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主要是县城里的。如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得到消除，那么肃反委员会在下次的争论中，就会成为比他们在列宁同志遭到谋害后的日子里强大十多倍的机关。”

《红色恐怖》法令所强化和加速的“契卡”地方化的进程，在乌克兰如火势燎原般地发展起来。

早在1918年7月，列宁在把乌克兰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重地时，就指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乌克兰火速成立“契卡”，但由于红军的动荡，苏维埃政权的不稳定，乌克兰一直没有名副其实的“契卡”。直到同年12月3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全乌克兰“契卡”才正式成立。其后，“契卡”的乌克兰化进程就极其迅速：不仅大地区遍布“契卡”组织，而且小城镇、小村庄都有了“契卡”。下面这个数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9年2月初，仅在哈尔科夫地区有51个“契卡”组织，在切尔尼戈夫地区有19个“契卡”组织，而到了5月，“契卡”就遍布乌克兰全境的所有省份和乡镇。

“契卡”人员都有一种捷尔任斯基式的“革命激情”，或者说是偏见，似乎俄罗斯人天生就有解放和拯救他人的“使命”。这正如当时的最高革命法庭庭长克雷连柯所说的：“好像肃反工作者都是一些拯救革命的垄断人员。”乌克兰“契卡”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契卡”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是乌克兰族人，而是集中了各个民族的人员：犹太人、拉脱维亚人、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这种非本族人员的之多、之杂在苏维埃政权的其他省份的“契卡”组织中是少见的。从“契卡”的人员总构成中来看，各省份的“契卡”人员，非本地民族人员占多数，也许这是俄国历史上“以俄罗斯人治俄罗斯人”的统治术遗产的再现。

乌克兰的这支多民族“契卡”队伍一开始就以“契卡”特有的坚定性、无情和残酷性著称，尤其是拉脱维亚族的“契卡”工作人员，他们以忠于捷尔任斯基的“火与剑”的事业著称。但是，在乌克兰普遍建立了“契卡”后，动荡的、充满危机的和杀机四伏的局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却认为乌克兰“契卡”的领导人不得力，上书列宁要求派更强悍、更无情、更决断的人来基辅主持“契卡”的工作。他的信是这样写的：“如果可能的话，把拉齐斯派过来，同时再给我们派一支由拉脱维亚人组成的队伍来。”这一建议正符合列宁的想法，因为列宁认为拉科夫斯基这个人太软弱。于是拉齐斯就来到了乌克兰，身兼全乌克兰“契卡”总负责人和基辅“契卡”领导人的双重职务。

拉科夫斯基之所以寄希望于拉齐斯就是因为他是拉脱维亚人。此时的拉齐斯已经是全俄“契卡”威震一时的领导人之一，是与捷尔任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的“契卡火与剑”的三剑客。他力挺死刑，力挺把“肃反委员会”变成名正言顺的苏维埃执法机构。1919年4月，拉齐斯到任乌克兰后的重大之举就是以随他同来的由100人组成的特别队伍为核心，扩建了原有的“全乌契卡特别军团”，并亲自为这个军团写了一系列宣传鼓动文件。《契卡——特别军团的革命哨兵——它的红色之剑》一文是以该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的，拉齐斯在文中激昂慷慨地讲述了他领导的“契卡”要在乌克兰做什么事和怎样做。

他开宗明义地说，“契卡”的任务就是高举“红色之剑”：“在正在进行的这场非生即死的斗争中，不可能半途而废和动摇不定。非常革命时期的非常局势要求非常措施。革命之剑要重重地和毁灭性地砍下去。被授予这把剑的手应该坚定地和毫不动摇地将锐利雪亮的利刃插进反革命的多头怪兽。要将这多头怪兽的脑袋砍得再生长不出新的来：必须彻底拔掉资产阶级这个蛇身怪兽的毒刺，而如果需要，就撕破它贪婪的嘴，将其开膛破肚。”

拉齐斯的这些话里字里行间都冒着杀气和喷淋的鲜血。在这里他提出了“契卡”人的新道德观、新人性：“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杜撰出的旧道德规范和人性。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是绝对有人性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消灭一切压迫和暴力的光明理想之中。我们做一切事情都会得到宽恕，因为我们是世界上首次举剑不是为了去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使所有人摆脱压迫和奴役。”

为此，拉齐斯赞美鲜血和无穷尽的死亡：“流血？那就让血流淌吧，如果血能将强盗般旧世界的灰白黑三色旗子染成鲜红的色彩的话。因为只有这个世界的完全的、彻底的死亡才能断绝那些豺狼的复活，对于这些豺狼我们要打死，打死，决不能姑息，无论如何也要一劳永逸地打死。”

而在《手别发抖》里，拉齐斯则表述得更为淋漓尽致：“谁在与苏维埃政权相抗争？——资产阶级。谁在磨刀霍霍对准她？——资产阶级。谁在想用瘦骨嶙峋的饥饿之手窒息她？——资产阶级。谁在破坏我们的交通，谁在破坏我们的道路，谁在让我们陷于绝境？——资产阶级。谁在阻碍把粮食和武器运给我们的红军，谁在以此削弱它的战斗力，谁在希望它遭遇死亡和折磨？——资产阶级。而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去杀死自己的世代死敌——资产阶级？不，他们在戒备着。他们在用打击还击打击。他们为这场斗争创建了肃反委员会并给予自己枪杀每一个白卫分子，每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权力。在消灭反革命分子时，别让手发抖！让它的斗士，全乌‘契卡’特别军团的红军战士们忠贞不渝和坚忍不拔。肃反委员会和特别军团万岁！拉齐斯。”

拉齐斯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与“契卡”总负责人捷尔任斯基的概念与逻辑完全相同。1918年9月3日，捷尔任斯基就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让工人阶级用群众恐怖来压碎反革命分子！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每一个手执武器被抓到的人将被就地枪决，每一个敢于进行一点儿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将被立即逮捕并关押进集中营。”

在拉齐斯的全权组织下，全乌“契卡”特别军团就成了一支拥有24 500骑兵和步兵的庞大队伍。当时，乌克兰人对苏维埃的不满矛头都对准了“契卡”，骚动和暴动频发。这在拉齐斯上任伊始，即1919年5月6日给这支部队下达的命令中反映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得不到居民的广泛支持，获得的只是他们的仇恨。甚至我们的同伙圈子也有点儿在斜眼瞧着我们，虽然他们常常夸我们，但多数却是不应有的指责。”所以，重建后的全乌“契卡”特别军团的主要职能就成了惩罚和镇压乌克兰的老百姓。由此开始，那种“无法杀人”“随意杀人”“‘契卡’赋予自己杀人权力”的现象在乌克兰全境普遍发生。在拉齐斯亲自主持的基辅“契卡”工作中，仅从1919年4月至8月，就有10 000人被镇压。根据拉齐斯本人的材料，仅1920年全年，就有44 750人被捕、3 879人被杀、21人被捕后身亡。

乌克兰的“契卡”不仅有全乌“契卡”特别军团，而且它的分支机构、组织遍布权力机构、部队和各种社会组织之中。拉齐斯所极端强化的“契卡”行动，事实上也不是他自己的独创。在当时乌克兰全境苏维埃政权面临岌岌可危的危机时，中央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在乌克兰加强全面的惩罚和镇压行动。置身于军事斗争和组建军队第一线的托洛茨基尤其强调了要对乌克兰的大城市进行彻底的“清洗”。1919年8月6日，他在就南线战事给列宁的电报中这样要求：“……在后方尤其是大的城市中心：基辅，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我认为，为达此目的，迫切需要从莫斯科派来500名区级工作者，从其他安全地区派来若干共产党员小分队，总数在1 500—2 000人。这些人中可以有一些绝对可靠的肃反人员小分队。”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就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请求：“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各区动员约500人组成负有特殊使命的小分队。”

托洛茨基不断强调，此事关系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存亡，“如果我们还想守住乌克兰的话”。8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再次强调这种“清洗”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不等答复（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就通过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要采取一切措施，通过挨门挨户地搜查等办法，对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和基辅进行清洗，与此同时，在党内进行鼓动，打出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口号。”

有中央的指示，有全俄“契卡”的授权，有拉齐斯和他的特别军团的全力工作，无论是红军对白军的战斗、余粮的征集、对哥萨克的驱逐，还是对农民骚乱、暴动的剿灭及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乌克兰都是以“富有特殊使命的小分队”执行的。“契卡”成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进程中的支柱，“红色恐怖”成了推动乌克兰苏维埃历史前进的基础动力。

“契卡”的“清洗”是严重的。1919年3月22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戈普涅尔在给列宁的信中描述了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司法人民委员赫梅尔尼茨基徒劳地想从肃反委员会了解一个根据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被监禁和被枪杀者的情况。赫梅尔尼茨基在施加了最大压力、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索要材料、甚至对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进行威胁之后，才得到了阅读被捕者案件材料的机会。结果发现，50%多已被拘押监禁的人员的案件卷宗里，只有逮捕令。但无论赫梅尔尼茨基采取什么办法，甚至连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自己，都无法确定绝大多数被监禁者当初被捕的原因。肃反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落入其手中的人，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将有关的案件转交法庭，而事后由肃反委员会提供的有关被枪毙者的材料远远不是全部。而且，肃反委员会强烈地抵制哪怕是一点点想从监狱中放人的企图，虽然它对那些人提不出任何指控。它对大多数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得出指控，它已迷失于自己的侦缉人员的肆意妄为和毫无根据的逮捕密网之中。”

这些文字陈述的是普遍存在于乌克兰全境的“契卡”行动下的“红色恐怖”状况。这封信件中，还详细讲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列举了当地“契卡”负责人瓦利亚夫卡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作为一名“契卡”人员的心理特征：“领导肃反委员会的是老资格的党的工作者瓦利亚夫卡，这是个固执、笨拙和残酷无情的人。他性格暴躁，非常自信，缺乏冷静，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只顾自己讲话，准确地说是大喊大叫。他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就是不讲原则，沉湎于自己的无所不能，只是渴望‘消灭’别人。”

戈普涅尔认为这种情况不止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而且遍布整个乌克兰。他称这是悲剧，而且正是这悲剧造成了人心的背离和反抗。他写道：“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重演了在其他被占领的州里出现过的悲剧：居民们曾经隆重欢迎我们的部队，渴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给他们带来有利的变化，但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肃反委员会的积极活动。这种活动显然引起了居民的失望，他们曾经饱受苦难，又满怀希望。这种活动也助长了在当地一些工厂里有相当大影响的反革命势力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因而，戈普涅尔得出的结论是可怕的、残酷的：“我断定，地方肃反委员会根本没有为同反革命做斗争和查明奸细做出什么贡献。我在对一些被再次占领的州进行巡视期间，非常突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匆忙在这些地方建立的肃反委员会完全无力同反革命做斗争，它自己可能也不愿意进行这种斗争，而成了反革命的促进因素和前哨阵地。”

“红色恐怖”时期乌克兰“契卡”的活动可以集中在“剿匪”这两个字上：地主富农是匪，哥萨克是匪，不满余粮征集制的农民是匪，白军是匪，一切对苏维埃政策持有异议的党派、团体，甚至知识分子也都是匪。尽管乌克兰已经有了拉齐斯领导的“契卡”，有了上述超越一切权力和法制的“红色恐怖”行动，但却是匪剿不清，局势依然动荡不定。这种局面令俄共（布）中央不满，在对“契卡”进行某种约束还是维护“契卡”的权威、允其继续照旧活动的严重决策之后，俄共（布）中央决定重申“契卡”作为执政基础的权威并强化“契卡”的职能。

对于这种局势，“契卡”内部的领导人一直持强硬的立场，面对戈普涅尔所说的“悲剧”，他们认为“悲”得还不够，“剧”得还不深。他们也纷纷向中央进言：要强化对“契卡”的集中领导，无法杀人是必需的，谴责革命法庭的权力。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莫罗兹就对捷尔任斯基进言：“……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被以非正式途径授予侦查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决议在最高级别上是不正常的，违反了苏维埃机关总的组织布局。”当时，国防委员会驻南方战线的全权代表别洛博罗多夫则大声疾呼“契卡”不能受法制和法庭的约束：“我们同顿河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竟然是借助于革命法庭进行的，我认为这是极为幼稚可笑的，是犯罪性的轻率。革命法庭审判了被我们抓住的投敌分子和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被枪毙，一部分被送去强制劳动（想想看，这就是惩罚），还有相当多一部分被释放，被和和气气地放走了。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应该结束，越快越好。必须组织肃反委员会，尽快结束法庭的连篇空话。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不是对被抓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而是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全俄“契卡”的最高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就是在这种气氛和环境中于1919年4月到乌克兰去领导“剿匪”斗争，挂帅乌克兰的“契卡”活动的。关于这项工作，捷尔任斯基在1920年5月14日给驻守莫斯科的全俄“契卡”副主席克谢诺丰托维奇发去一封信，通报了他在乌克兰活动的情况。他承认，他在乌克兰的工作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遗憾的是，我在这里的使命不可能有重大的成果。如果想要有所成就，那就应当在这里待下来长期工作，日复一日地克服纪律涣散和纸上谈兵现象，而不仅仅是提好的建议、发指示和命令。 乌克兰必须征服，但只有不是短暂来到此处的中央工作人员的经常不断的顽强工作才有可能 （黑体字为捷尔任斯基所用，下同）……为此必须成立一个至今没有的机构。应当创建秘密作战部。首先必须提出有别于俄罗斯在农村建立侦查部队，没有这支部队以作战来驱散匪徒就是有害的行动，因为 在匪徒被驱散的同时，没有追随他们的居民就会起而反对我们。还有，我们各处委员会的粮食状况，恰如全国所有委员会的状况一样，是可怕的。这是我们软弱无力之所在。 我将竭力借助于已经合法的（有组织的）背口袋的途径来消灭这种状态，但我不知道是否有成效。

总体说来，我们的‘契卡’不得不在这里像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工作。地方上的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员们总是尽力要撵走外来者，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且在尽力撵走他们。在这里逗留更长时间的想法萦绕于我脑际不去——不是为了巡察。在这里扎下来，有俄共中央委员会做后台，我可以在两三个月内把‘契卡’巩固起来，使它免于乌克兰化。

如果同意。请到中央委员会去谈一谈。我不善于巡察。您在全俄‘契卡’中没有我也能玩儿得转，而劳动军总委员会的主席可由索科里科夫担任。

我不反对大规模搜查——它们营造的是所必需的心理状态，但是应当制订搜查的计划，否则不会有好处。我认为在火车、轮船等等上进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

捷尔任斯基的这封信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是，尽管有拉齐斯这样的领导人，有特别军团和负有特殊使命的种种小分队，有“清洗”、大规模搜查、非法杀人等等最激烈的行动，“契卡”在乌克兰的行动和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捷尔任斯基所期望的程度。二是，表明“契卡”及其行动在乌克兰很不得人心，问题不在于匪徒，而在于居民的反抗。三是，捷尔任斯基认为他只要长期在乌克兰扎下去，乌克兰的“契卡”如他所愿地巩固和强化起来，乌克兰被征服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四是，这预示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契卡”的行动将会强化，惩罚和枪决所组成的暴力专政随之将会引起更广泛的骚乱、暴动和起义。

在上述信件后，即1920年6月26日，捷尔任斯基给列宁写信，汇报了乌克兰的情况：“这里的内部情况总的来说是向上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如果中央不断地加以督促并派来工作人员，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诚实的苏维埃国家。在农村，人们已被匪帮搞得疲惫不堪，渴望强有力的政权。我们派往省里的每一个诚实的工作人员都找到了立足点，工作已见成效。只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太少了。当地的共产党员不够成熟，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我没有看见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也没有听见抱怨声。在我的专业工作领域，收获是很大的。可以说，乌克兰的所有中等知识分子都是彼得留拉分子。斗争中最大的障碍是缺少乌克兰族肃反人员。对付马赫诺我不走运。要是有骑兵的话，就可以立即收拾他，但我没有骑兵。只是到现在，我正在把勉强求得的几个骑兵连组成一个骑兵团，打算一周后把这个团投入行动。”

在这封信里，捷尔任斯基实质上道出了乌克兰“契卡”行动的另一个特点，用“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即“苏维埃化——俄罗斯化”来替代布尔什维克所宣称的乌克兰人正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实施的“乌克兰化”。在这方面，捷尔任斯基寄希望于两点：一是，乌克兰的共产党人也不可靠，需要从上面派更多诚实的人来。二是，他同时抱怨没有乌克兰族的肃反人员，这既暴露了乌克兰“契卡”的阶级实质，也透露了他企图以“乌克兰人制乌克兰人”的办法来进行惩罚和镇压行动，从而达到能够更顺利实施“苏维埃化——俄罗斯化”的目的。

在乌克兰的“苏维埃化——俄罗斯化”的进程中，对哥萨克人的处置是极具以“契卡”为手段和工具的特点的。

布尔什维克一直是对哥萨克持有特殊看法的，认为这是一群集流氓、盗匪、反抗者和不听命者组成的群体。与其形成俱来的反叛意识必定是会反对苏维埃的力量、站在敌对营垒中的不安定分子。1918年，当内战打得异常激烈时，也就是当苏维埃政权向乌克兰深处推进时，苏维埃政府就对集中居住在乌克兰的哥萨克进行了极端严酷的“非哥萨克化”措施：把哥萨克全体作为一个敌对阶级予以消灭。由于历史形成的这种原因，哥萨克人和哥萨克运动成了乌克兰政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和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所以，当“契卡”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惩罚和镇压时，对哥萨克、盖特曼及其部队的镇压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由上而下推进和在国内战争中消灭白匪军的主流之一。

在1918年的国内战争中，红军在向乌克兰土地艰难推进中，苏维埃政权与盖特曼首领卡列金进行了残酷的较量。在列宁的“大家都来与卡列金做斗争”的号召下，锋芒所指就是盖特曼及其军队，还有整个哥萨克群众。“契卡”，红军中的政工组织就以“群众恐怖”震慑居民，以毫不留情的镇压摧垮盖特曼的权力机构。于是，“逐个消灭”和“群众恐怖”成了乌克兰土地上“非哥萨克化”的标志和旗子。这个经验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十分满意并认为这种经验大有广泛使用的必要。

所以，1918年和1919年之交，当国内战争向南部的顿河及克里米亚半岛推进时，红军与白军的交织，“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交替，就出现了战争的高潮时期。1919年1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给所有在哥萨克地区工作的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对哥萨克的基本政策：“考虑到国内战争这一年中对付哥萨克的经验，必须承认以逐个将他们消灭的办法最无情地与所有哥萨克上层人物做斗争是最最正确的。”

随后，1918年“非哥萨克化”经验被写成了俄共中央的正式文件。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为此发出了一份处理哥萨克问题的通知，强调了“群众恐怖”“悉数消灭”的原则：

考虑到国内战争这一年对付哥萨克的经验，必须承认以逐个消灭的方式最无情地与所有哥萨克上层人物做斗争是最最正确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和任何犹豫。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富农哥萨克实行群众性恐怖，将其悉数消灭；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实行毫不留情的群众性恐怖。对中层哥萨克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不再有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企图。

二、没收粮食，把所有多余物资——既包括粮食，也包括所有农产品——强制送往指定地点。

三、采取一切措施帮助迁居此地的外来贫农，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移民。

四、使外来的非哥萨克移民在土地和其他方面与哥萨克平等。

五、彻底收缴武器，凡逾期不缴者，一经发现，一律枪毙。

六、只向可靠的哥萨克人发放武器。

七、武装工作队留驻哥萨克村镇，直至完全建立秩序。

八、任命到哥萨克居住区的所有政治委员要表现出最大的坚定性，毫不动摇地执行本指示。

中央决定，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通过相应的苏维埃机构迅速制定实际措施，组织贫农大规模迁居哥萨克地区。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哥萨克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连军队、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纷纷提出了异议。俄共（布）中央不得不改变对哥萨克的政策，但是它在1919年3月6日的新决定中，并没有承认1月24日的“通知”是错误的，而是陈述了其他的新原因：“鉴于顿河地区南北部哥萨克明显分裂，由于北部哥萨克可能协助我们，我们暂缓对哥萨克采取措施，以免妨碍他们的分裂。”这里的意思非常明确：不是不对哥萨克采取措施了，而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照样“非哥萨克化”。乌克兰和顿河地区其后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点。

1919年7月6日，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莱因戈尔德向中央委员会写的信显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从十月的日子开始，我们对哥萨克政策的一般特点就是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开始我们向哥萨克妥协，给他们自治和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甚至还同意建立了顿河共和国，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发布了关于优待哥萨克的法令。后来，由于红军向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的顺利推进，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向哥萨克进行挑衅，开始大规模地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这就叫非哥萨克化。”

他极为敏锐地指出：“哥萨克特别敏感于对他们执行的政策，一旦起火，顷刻之间就席卷成千上万的哥萨克人。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落在他们头上的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处理哥萨克问题的提纲和指示——由于当地苏维埃机构令人愤怒的混乱引起的——更能促进起义的成功了……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和少数民族制度方面一向表现得非常谨慎和敏感，有时甚至过了头。出于国际主义性质和国内的考虑，即在苏维埃范围内尽快消除任何民族偏见和谬误，我们建立了一些民族共和国。但在对待哥萨克的问题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却不能将这种路线坚持到底……”

莱茵戈尔德在信中所表述的对待哥萨克的态度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哥萨克，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迟或早是要被消灭的，就是肉体上的消灭。但现在需要很有分寸，非常谨慎，想方设法争取哥萨克的好感。一分钟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是在同尚武的人民打交道，他们的每个镇子都是武装的营垒，每个村子都是要塞。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大规模消灭的政策必然导致我们永远也对付不了顿河，即便我们能够战胜，那也要经过长期流血和顽强斗争。”

1918年和1919年之交，并且直至20年代的最初几年，“契卡”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活动日益强化，它在政权机关、社会机构和军队中都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成为红军推进、剿匪、武装征集粮食、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政党和知识分子中的核心力量，成了不断建立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几乎是唯一支撑。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讲，“契卡”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此。但是，“契卡”在乌克兰的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民族优越感也成了苏维埃政权以强力和暴力推行“苏维埃化——俄罗斯化”的理论依据。“非哥萨克化”“苏维埃化——俄罗斯化”以及多民族人员组成的“契卡”的“以非乌克兰人制乌克兰人”的活动却使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之间的隔阂、误解、纷争、对抗加剧，埋下了未来历史进程的诸多隐患。“契卡”的活动也使名义上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变成了实际上绝对听命于俄罗斯的“省”或“州”的地位，使俄国历史上“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象再度轮回于现实之中。

“契卡”执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契卡”行动中的群众恐怖色彩和悉数消灭的操作却不能不说是肮脏的。但对于“肮脏”二字，在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这样的肃反工作人员来讲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光荣、神圣之举，他们曾经无数次地为这种“肮脏”唱过赞歌。 oIX/JL0mpKE+uU8PwOtM1j/QbKxS+hBVJwA6Se24/fuR3xaaBVa8cmDDIGOy8H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