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大林与乌克兰：
权力更迭的场所

1920年初始，国内战争的翻腾风云开始在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上空的天际消散，但席卷苏维埃俄国的粮食危机不仅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日趋严重。没有粮食，工厂开不了工、煤矿采不了煤。没有工业品、没有煤、没有面包，军队不可能打仗，国家机器无法运转。尤其是乌克兰东南部地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敖德萨这些广阔的地区，还有此起彼伏的暴动、骚乱、反抗，还有弗兰格尔的白军。苏维埃政府寄予最大希望和视为最可靠基地的乌克兰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早在十月革命前，地处乌克兰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和哈尔科夫省就模仿基辅的做法，先后宣布“自治”，成立了权力机构“代表苏维埃”（后合并成“顿涅茨克委员会”）。但它们的领导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亲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11月中旬，当基辅的“拉达”政府宣布其权力遍及整个乌克兰的土地，包括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和哈尔科夫省时，“顿涅茨克委员会”当即拍案而起，拒不承认，要求就边疆区的自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负责处理民族事务的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所控制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让布尔什维克当上了“顿涅茨克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后宣称这是“全民公投”的结果。随即，1918年1月底，在哈尔科夫召开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工人代表省苏维埃大会”上宣布成立“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通过了参加俄罗斯联邦的决议。被称为斯大林战友的阿尔乔姆成为该“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地区性“共和国”，激起了两个营垒的强烈不满，一个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的几个核心人物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以及列宁。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对此举极为不满，他明确表示“这种分裂对于苏维埃乌克兰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来说是极为有害的事”。而列宁则表示，应当“严格遵守苏维埃乌克兰的主权和民族问题上的分寸，并且要关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至于托洛茨基，他本来就由于在组建军队和南线作战问题上与斯大林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所以就更对这个以煤铁矿产区为中心组建起来的“共和国”嗤之以鼻，不断指责其问题的严重和已经产生并可能产生的祸端。关于这点，后文要详细论述。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担心的主要问题是“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将影响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巩固的大业，另外也包含着对斯大林不执行列宁、布尔什维克中央指示的担忧。

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方面，他们也不愿看到对乌克兰性命攸关的地区以成立共和国的方式脱离乌克兰，进而成为俄罗斯手中的一块宝地和一种政治筹码。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哈尔科夫成立，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中央书记皮达科夫。皮达科夫随即与“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领导人阿尔乔姆进行了极其艰难的谈判，而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阻止这个不被苏维埃中央政府承认的共和国独立。

这个“共和国”虽小，背后支撑它的力量却是很大的。所以，在谈判中它不仅不驯服，而且要价愈来愈高。1918年4月初，阿尔乔姆发表了有关该“共和国”边界的正式文告。文告指明，除了原有的矿区外，还包括哈尔科夫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全省、赫尔松省和塔夫利达省直至克里米亚地峡的一些县以及与这两个省相邻近的一些工业县。这样一来，“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囊括了乌克兰东南的全部土地——卢甘斯克省、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省和扎波罗热省的全部土地，以及哈尔科夫省、苏姆斯克省、赫尔松省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省的部分土地，甚至将俄罗斯共和国的罗斯托夫省也包括了进来。“首都”设在了哈尔科夫。

但是，在其后的岁月中，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却没有以该“共和国”领导人的意愿、也没有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意愿转变。基辅的乌克兰共和国与德国单独签约，走上了一条传统的历史之路——请求德国出兵保护这片被称为“小俄罗斯”或“新俄罗斯”的土地。于是，在1918年后的岁月中，“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成了一片战场，成了德国、俄罗斯、乌克兰，还有该“共和国”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顿涅茨克的民族主义者拼搏的血肉之地。在大国的争夺和各种势力的较量之中，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矿区是承受灾难和不幸最严重的地区。最后连“共和国”的“首都”在哈尔科夫都待不住了，先后迁往卢甘斯克和顿河。

1919年1月，斯大林操纵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成立，“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命运也就到头了。2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该“共和国”取消、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决议。

到了1919年4月，国内战争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而这时顿涅茨克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更为混乱和难以控制，军队的情况尤为糟糕，按民族组建军队的情况普遍发生。4月13日，总司令瓦采季斯向列宁报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分散为各民族的军队，在目前的决定性时刻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不合适的，对我们的胜利构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他的结论是要整顿军队，建立统一的指挥。他写道：“今后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南线和东线战争的结局。必须把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往这两条战线。我们在南线和东线的胜利将使得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疆土都掌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5月1日，托洛茨基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同样的思想：“今后乌克兰的部队必须面临组建正规军的工作，在顿涅茨克煤田，在西方波罗战线，在匈牙利或是在乌克兰南部（万一又有敌军登陆），恐怕都要这样做。”此外，托洛茨基还担心军队中的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前线的肃反委员会、前线和后方的执行委员会、中央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人员当中，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占的比例很大，而他们在前线的比例都比较小。由于这个原因，严重的沙文主义宣传正在红军战士中间蔓延并得到了一定的响应。”对此，4月18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回应是：“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起草有关报告，并将这个报告作为中央的指示发给负责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前线之间调配力量的各个委员。”

总之，无论是瓦采季斯，还是托洛茨基，他们显然针对的都是斯大林在南线组建自己军队的做法和他组建军队的散兵游勇及其流窜作战的方式。与此同时，他们都把乌克兰的南部，尤其是顿涅茨克地区看成是关键地区。对此，列宁也做出了相应的批示：“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 乌克兰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顿涅茨克方向和布科维纳即切尔诺维策方向。顿涅茨克方向 的主要任务是消除 最大的危险 。 切尔诺维策方向 的任务是 缓和匈牙利局势 。竭尽全力完成上述 双重任务 是乌克兰同志的职责，就像我们 要集中力量用于东方战线一样 。（文中黑体字为列宁所原用）”

也许，一句话可以概括这时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有关乌克兰南部，尤其是顿涅茨克地区的斗争，那就是：乌克兰南部，尤其是顿涅茨克地区绝不能独立、自决，必须属于俄罗斯，必须处于俄罗斯政府的控制之下。

1919年5月，从哈尔科夫到顿涅茨克一片混乱，政局严重动荡。5月7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发出了这封电报：“我刚才征询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遵照这一意见我坚决赞同您立即火速前往哈尔科夫，务必制止该地混乱状况并立即增援顿涅茨克煤田。”但是，混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乌克兰东南部以“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形式的分离趋势并没有停息下来。1920年一开始，这一潮流就以“该地区是归属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形式再度出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政治舞台之上。

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灾荒和解决粮荒，苏维埃政府决定采取组建劳动军委员会的决议，而劳动军的重点实验地区就是乌克兰。1920年1月21日，列宁签发了人民委员会的《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任务是：尽量增加粮食、燃料及原材料的收购量，在各企业建立劳动纪律，向企业输送劳动力。”由这个任务可以看出，劳动军委员会没有被赋予组建军队、作战行动以及地方权力机构变动的权力。

条例虽然规定给予劳动军委员会一个不小于集团军的军事部队，但这支部队的用途是被限定了的，“根据情况将该部队用作劳动力或强制手段”。根据条例，劳动军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党政军混合为一体的组织，在乌克兰拥有相当大的权限：地方机关在遵守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的隶属关系时，必须“同时服从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有关成员下达的特殊命令和指示”。条例的一个重点是对委员会的领导人做出了任命：“国防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志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

作为拥有特权的中央“钦差大臣”，斯大林一上任就把自己当成是全权处理乌克兰一切问题的特使。他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决议显然就越出了《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的授权。1920年2月15日，他签发的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第一份决议是有关顿涅茨克地位的，准确地说是有关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的决议：“将哈尔科夫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一部分和顿河军政府地区组成顿涅茨克省。”

就在这份决议生效的同时，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调拨粮食。2月16日，托洛茨基就此向列宁抱怨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有问题：“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劳动军委员会代表穆拉维约夫徒有其名，因为他对省粮食委员会没有全权。重要的粮食工作因此瘫痪。鉴于目前的运输状况和通信设备状况，中央实际上什么也领导不了。”2月17日，托洛茨基再次致信中央委员会表达了对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不满：“应该抵制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劳动军委员会应由相当负责的工作人员组成，而不仅仅是为了搞个试点。”

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出在粮食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顿涅茨克省的归属乌克兰问题。原有的顿河区领导人马上予以反对。所谓原有的顿河区是一块包括矿区在内的更大面积的行政单位，它归属于俄罗斯。斯大林的决议一出，顿河区执行委员会马上发布顿河区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做出了强烈反应：“顿河区保持原有的老区界。区执行委员会将采取紧急措施将划归其他省的所有地方重新划入界内。”这份决议意味着该区不同意另立顿涅茨克省并将该地区归属乌克兰。

对于斯大林的这一决议，列宁等人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猝不及防，加之顿河区的反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难以马上就成立顿涅茨克省问题做出决定。直到3月23日，人民委员会才开会讨论顿涅茨克省的问题。又拖延数日后，4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了一份成立顿涅茨克省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在今年3月23日的会议上承认有必要将煤矿区单独组成一个特殊的顿涅茨克省，首府设在卢甘斯克。”

但这份决议并没有明确这个特殊的顿涅茨克省是归属于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而全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却在4月16日做出了明显把顿涅茨克省视为归属乌克兰的决议。这份决议明确规定了顿涅茨克省的省界，除了原先“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疆界外，还把塔甘罗格边疆区等也包括了进来。随之在乌克兰的东南部地区有关“顿涅茨克省”的边界究竟怎样划分以及它应该归属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问题纷争频起。

1920年4月24日，塔甘罗格边疆区党代表会议给列宁和加里宁发去了下述电报，表达了对将塔甘罗格划入顿涅茨克省的不满：党代表会议“对围绕顿涅茨克省和顿河区边界问题出现的混乱纷争感到愤怒。卢甘斯克已经根据人民委员会要其服从顿河罗斯托夫的决议电告塔甘罗格：顿河区的区界维持旧有不变。塔甘罗格边疆区的部分土地在塔甘罗格区革命委员会不知的情况下已经被顿涅茨克省所占领，在那里，卢甘斯克的代表对塔甘罗格的代表威胁说要动用武力进行逮捕”。从这份电报不难看出，斯大林成立顿涅茨克省的决定已经从上层决策的纷争转化成为地区领导干部之间的兵戎相见。

然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似乎对地方上的纷争和可能出现的以强力甚至武力相见的冲突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它在4月28日做出了一份新的、专门给顿河区执行委员会发去的电报：“人民委员会4月2日的决议已经批准了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本决议予以确认，希望准确执行。”这份决议列出了归属顿涅茨克省的行政单位，包括塔甘罗格以及顿河区的一系列哥萨克村落。

为了震慑和预防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的不服从和反抗，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还专门给顿河区执行委员会和塔甘罗格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去下述电报：“人民委员会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28日和4月26日的决议已经将塔甘罗格边疆区划归顿涅茨克省并要其服从卢甘斯克。对此的任何阻挠都是不能容忍的。发去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副本。顿涅茨克省和顿河区界限由地方执政当局准确划分。”

到此时为止，中央机构，至少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显然接受了斯大林单独成立顿涅茨克省的决定，并给予了上层权力的支持。至于列宁本人，他的基本立场是：顿涅茨克不能自立其国，但可以在乌克兰共和国的框架内成为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地区，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才可能有抗击德国人的统一战线。关于这点，他在发给“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清楚：“至于‘顿涅茨克共和国’，请转告瓦西里琴柯、扎科夫和其他同志，无论他们怎样变着法儿要把自己的区从乌克兰分离出去，这一地区按照瓦西里琴柯的地理学，反正要被纳入乌克兰并且德国人终将占领它。因此，顿涅茨克共和国拒绝与乌克兰的其他部分结成统一的防卫战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梅日劳克在彼得堡，他也同意承认顿涅茨克矿区为乌克兰的自治区；阿尔乔姆也同意这点，所以顿涅茨克矿区的几个同志的固执就像是毫无道理并有害的要求，这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是完全不允许的。”

可见，在关于成立顿涅茨克省的问题上，斯大林是符合列宁的想法的。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讲，他组建顿涅茨克省还有着个人的恩怨因素。这个因素主要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一是，他认为列宁把组建红军的大权交给托洛茨基是冷落了自己。二是，他想借顿涅茨克省这块宝地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对抗托洛茨基，甚至隐蔽地违抗列宁的指示。关于这点，许多解密档案已经证实了［我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也有过详述，这里从略］。当然，斯大林也是聪慧过人的，他组建该省的旗号是征集粮食和恢复经济。在公开的讲话和文字中依据的是《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这就像他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四次党的代表会议上这样说：“现在，乌克兰已经打败了最凶残的敌人，获得了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个同样重要和复杂的任务——恢复乌克兰被破坏的经济的任务。”而恢复乌克兰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得首先恢复顿涅茨克矿区。这是当时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到整个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共识。

于是，顿涅茨克省成了新时期布尔什维克决策的重点，成为重要于其他地区的首要地区，成为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都寄予希望的出现奇迹的经济发展之区。

但是，顿涅茨克地区的纷争却并没有因为顿涅茨克省的成立而消失，反而持续不断。塔甘罗格是乌克兰东南部最好的产粮区，将它划给乌克兰显然是当地的俄罗斯人所不愿意的，而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又是斯大林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的措施，粮食优先供应这一地区不仅引起其他俄罗斯地区，也引起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不满。所有这一切最后归结为顿涅茨克究竟该归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问题，并且造成了纷争不断的窘境。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或者内务部的力量。

顿涅茨克省应该说是斯大林在担任乌克兰劳动军负责人时最重大的政治决策和行动。斯大林名义上是在乌克兰劳动军的旗号下，为解决整个俄国粮食危机而征集粮食，但是，他却动用武力（自己组建的军队）和内务军来整顿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地混乱不堪的秩序，并且同时进行了与托洛茨基争权的斗争。乌克兰劳动军没能稳定住乌克兰的局势，东南部尤其是顿涅茨克地区混乱照常。不仅如此，暴动和起义此起彼伏。在顿涅茨克省成立后，曾经进行过一次人口登记，在登记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每一个县都有一两个乡，登记无法进行，因为匪徒不是阻挠人口登记，就是把已经登记好的材料毁掉。”对于居民的不满和暴动，对于塔甘罗格当局的抵制和反抗，来自莫斯科的声音只是同样的命令：“关于顿涅茨克省的边界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决定并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已经批准。任何变动或者偏离都决不可能。塔甘罗格归属顿涅茨克省。”这是1920年5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上述一切异议和反抗的最终回答。

对于斯大林在顿涅茨克省的集权和该省几乎凌驾于整个乌克兰之上的状态，托洛茨基自然不满，不断向列宁反映那里的局势，意在指责斯大林的不当和过错。1920年4月26日，托洛茨基给列宁的电报：“乌克兰的局势应予以特别关注。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加利西亚的两个旅暴动，枪口对准了我们。除采取军事措施外，还应开展广泛的思想工作。应当马上抽调很多地方工作者去乌克兰。同样也必须调去一些中央部门的坚定的工作人员。我们不允许乌克兰出现新的‘误会’，这次如出现‘误会’，付出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我建议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鉴于斯大林以劳动军的名义不仅在顿涅茨克，而且在整个乌克兰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些批评显然是针对斯大林及其劳动军的。

11月2日，托洛茨基在致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全面分析了乌克兰的形势，而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劳动军问题上。他写道：“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一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在消灭了弗兰格尔之后，这样做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目前所有的地方经济组织都特别倾向于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因为只有在地方机关加强协同动作的情况下，乌克兰的经济才能得到恢复。”但是，托洛茨基并不满意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接下去写道：“乌克兰的铁路运输很糟。弗兰格尔分子和彼得留拉分子的恶势力还远远没有被清除。他们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进行暗中破坏。莫斯科中央很难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监督。此外，为了同所有这些现象做斗争，必须全面促进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托洛茨基还集中讲述了斯大林亲自抓的顿涅茨克煤田的状况：“至于顿涅茨克煤田（没有这个煤田，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全俄都不能恢复经济），必须立即派一个非常有权威的、跨部门的委员会担负顿涅茨克省煤炭工业的整个管理工作，尤其是对该省的党组织的工作进行调查和整顿。顿涅茨克省目前毫无疑问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省，而就其组织来讲都差不多名列末位。”

托洛茨基在指出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机构分设各处、各机关之间又不断明争暗斗，顿涅茨克煤田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后，提出派工作组对顿涅茨克煤田进行整顿：“只有最有威信、最有权力的工作组才能消除目前混乱状态，保证恢复顿涅茨克煤田的工作。”他提出的工作组人员名单包括他自己（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和组织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在信的末尾，托洛茨基表示：“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我不怀疑这样的工作组在地方上工作几天之后，是能够强有力地提高顿涅茨克煤田的产量的。我认为，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这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

托洛茨基的矛头明显是指向斯大林的，新的工作组中不包括斯大林，他入驻顿涅茨克煤田就是要把斯大林的大权夺过来，彻底否定斯大林主持的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工作。11月15日，托洛茨基又因人民委员会决议将顿涅茨克省中心留在卢甘斯克一事，再次表示了对顿涅茨克省事务的不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把省中心从卢甘斯克迁往巴赫姆特，然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却在没有征求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预先提出要重新考虑问题的情况下，撤销了这一决定。本来以为是由于受顿涅茨克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一致意见的影响，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今天在我出席的顿涅茨克省党代表会议上，以24人同意、7名卢甘斯克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将省中心迁至巴赫姆特的决定。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是怎样做出这一决定的？请中央查明，议题是由谁提出的？未征求哈尔科夫的意见如何能做出这一决定？因此我担心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误导人民委员会。”

将顿涅茨克省的省中心继续留在卢甘斯克，还是迁往巴赫姆特，实际上仍是顿涅茨克省这片最重要的煤铁矿产区归属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人的想法是，既然顿涅茨克省已经归属乌克兰，那它的一切事务就均应由乌克兰自己来解决，将省中心迁往巴赫姆特就是为了离俄罗斯的影响远一点、淡一点；而俄罗斯虽然最后同意了斯大林成立顿涅茨克省的决定并同意它归属乌克兰，但内心总是不甘，总是希望仍然控制和操纵顿涅茨克省的事务。所以，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俄罗斯不断强化对顿涅茨克、对由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巴斯组成的乌克兰东南部这块宝地的控制。用强力，甚至武力推行的“苏维埃——俄罗斯化”的结果是：虽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巴斯在行政区划上是属于乌克兰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和许多苏联人看来，它们依然是俄罗斯帝国的“新俄罗斯”，是俄罗斯国家的利益所在。

现在看来，斯大林成立顿涅茨克省当时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战争、灾荒和暴乱不止的大环境。二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权力方面争夺的小气候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三是，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争斗采取“和稀泥”的立场，在用人之际，面对两个个性极强、能力非凡的手下，他谁也不得罪、不能得罪也无法得罪。

如果说顿涅茨克省的成立在当时就影响很大的话，那这一事件对苏联历史的进程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和严重。斯大林留下了一个十分沉重的遗产，这也有三点：一是，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在内的乌克兰东南部成了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是历代苏联领导人都曾经历过的炼狱，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对于平衡乌克兰的整个局势，甚至整个苏联的国家状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在数十年的时期内，工业的扩展、国防的部署、宇宙空间的争夺，使这里成为苏联最为发达的地区，其雄厚的实力和开发的前景使其具有了不可舍弃性，但同时也具有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性。三是，俄罗斯民族人口的大量集中，他们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坚力量，亲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甚至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情绪和发展趋势成了这里时代的风向标。

苏联时期，这一遗产只是个继承的问题，或者说是继承得好坏的问题。而当苏联不复存在，一个苏联时代从没有想象过和真正出现过的独立的乌克兰横空出世后，这遗产就不是个继承的问题了，而是对这遗产的重新衡量、否定和改变这一遗产的正统性和权力的归属问题了。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苏联的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与顿涅茨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历届领导人都与这块风水宝地有过难以说清的渊源。

事实上，列宁的“劳动军”政策是与托洛茨基一起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改编军队为劳动大军，来进行经济的恢复工作。而劳动军的总负责人是托洛茨基，尽管斯大林在乌克兰拥有“劳动军”的大权，这也成了他们纷争不断的缘由之一。为了保证顿涅茨克煤矿的开采，1920年3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议，成立了乌克兰劳动军顿巴斯野战司令部。托洛茨基还受列宁委派专程到当时叫作尤佐夫卡的顿涅茨克视察了4天。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俄国，帮助顿涅茨克的矿工！》，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有可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领域中燃料问题是首当其冲的。现在，顿涅茨克矿工决定着我们的铁路、水运、工厂和城市乡村的命运。顿涅茨克煤田应该给工农国家提供比现在多一倍、二倍、三倍的煤炭。为此，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顿涅茨克的工人有饭吃，有衣和鞋穿。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更重要、更刻不容缓、更神圣的任务了。”

列宁还主持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属下的“顿涅茨克煤田问题全权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起草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田的决议：保证对煤矿工人的供应，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央各部委对顿涅茨克提供各种方便，将所有在该地区的劳动力量和部队力量组成“顿涅茨克劳动军”，等等。

所以，就个人关系而言，列宁和托洛茨基与顿涅茨克的关系，就是他们竭尽全力使瘫痪的顿涅茨克重新转动起来，成为全国经济恢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集煤炭开采和机械制造为一体的重工业基地。

无论从出身、经历，还是政治生涯来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领导人中间是与顿涅茨克渊源最深的一个人。他在尤佐夫卡当过钳工，当过十几年矿工，干过矿井的党组织工作，还上过尤佐夫卡的工人专科学校。尤佐夫卡、煤矿成了他终身的政治资本。所以，他把回忆录的第一部干脆就起名为“从煤矿到克里姆林宫”。这个政治资本也成了他骄傲和独断独行的源泉。他曾经对绘画和雕塑乱点鸳鸯谱，这引起了画家和雕塑家的不满，指责他不懂艺术。他当即斥责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部就班升迁的每一级上，我确实不懂。而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赫鲁晓夫对顿涅茨克怀有特殊的情结。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过：“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1938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赫鲁晓夫和顿涅茨克的关系千丝万缕，一句话：煤矿区尤佐夫卡成就了赫鲁晓夫，也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也可以说上几句。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只去过一次顿涅茨克，目的并不是考察调查当地的情况，而是一种盛世巡行。1967年1月7日，正是俄国传统圣诞节的那一天，勃列日涅夫来到了顿涅茨克。当地领导人隆重欢迎，接待室布置了一堂新家具，积极分子集会高呼“乌拉”，会后有华美的演出和盛宴，而保卫人员在总书记身边左右不离。

勃列日涅夫酷爱飙车，他本来想从顿涅茨克飙车去日丹诺夫市，当地党的负责人惊讶地对他说：“这绝不行！这里没有高速公路！”勃列日涅夫这次访问顿涅茨克的结果是：这里很快建起了一条顿涅茨克——日丹诺夫高速公路，但这位总书记却再也没有来过顿涅茨克。

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2月访问乌克兰时，曾经到顿涅茨克和那里的矿工见过面。他执政后推行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曾寄希望于顿涅茨克这块传统宝地，但是在民族问题频发，一系列加盟共和国纷纷要脱离苏联的情况下，他对顿涅茨克已经鞭长莫及了。

也许可以说，从领导人与顿涅茨克的关系来看，顿涅茨克见证过俄国和苏联的兴衰、俄乌两国的分分合合，而且还在见证着这一切。 N2gz6pTqQL+9+nB4k6mNX6w3rjo0JH88AUss51tDSG8+suXNsq0NBoiEbjWcZa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