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是联邦，还是只有一个俄罗斯？

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说来话长，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有社会的，有执掌最高权力者的，有无权无势芸芸众生的。当然，在漫长的特定意识形态下，还有控制的和被控制的，有强权者的和卑躬屈膝者的。先说遥远的过去，容易让人糊涂，不如先从广为人知的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说起，再从那时的混沌岁月回到更为混沌的沙皇时代。当人们从混沌的雾霾中走出时，对于现实中的乌克兰、俄罗斯以及俄乌关系的看法，也许就会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爽朗感觉。

现在称之为苏联的这个国家伊始并不叫苏联，而叫苏维埃俄国。这个苏维埃俄国当时也只有一家，即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由首都彼得堡向各地扩展，首当其冲是向与俄罗斯土地相连的乌克兰扩展。这时，有两个历史进程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交织着发展，一是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另一个是乌克兰人要求成立国家的独立浪潮。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讲，在他们的意识里，乌克兰和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是一个神圣的罗斯。这正如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位有影响的领袖——圣切尔尼戈夫的拉夫连季所说的那样：“就像不能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分开一样，也绝不能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开，三者一体这就是神圣的罗斯。”所以，十月革命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凯歌行进”也就是在俄罗斯土地上发生的事。很少有人想过，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在世界格局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刻，乌克兰会有自己的想法、需求、目标和前进的方向。

乌克兰还真的有自己的想法、需求、目标和前进的方向。早在俄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后，乌克兰的一些政党和民族团体的代表就在基辅集会宣布成立了乌克兰中央拉达，也就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苏维埃）。1917年4月，拉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自己是具有最高立法机构职能的机构并宣布乌克兰自治。而在十月革命后，拉达则宣布乌克兰国家独立——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宣布自己的领土包括5个小俄罗斯省和4个新俄罗斯省，即：基辅省、波多尔斯克省、沃伦省、切尔尼戈夫斯克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赫尔松省和塔夫里塔省（不包括克里米亚），同时还宣称要通过谈判的方式将库尔斯克省、霍尔姆斯克省和沃龙涅什省以及当地居民主要是乌克兰人的一些地区合并到乌克兰来。

中央拉达所要求的这些土地都是俄罗斯的风水宝地，是被称为俄罗斯核心粮仓的“中央黑土区”。划地而立这件事本身就触犯了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感情和意识，何况这些要求表达了以拉达为代表的乌克兰人的下述情绪与愿望：一是，乌克兰不再愿意臣属俄罗斯。二是，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再是听命于“大俄罗斯”的“小俄罗斯”。三是，乌克兰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是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民族。

乌克兰的民族独立浪潮和实际行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还不仅仅是因为乌克兰要离开俄罗斯而自立其国，一个同样重要和包含爆炸性危险的因素是，乌克兰土地上几百年来臣属于沙皇政府的各个民族地区也纷纷宣布独立或者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在1917—1918年的短短数个月内其数量就达到了几十个。这样一个进程是对从彼得堡自上而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的对抗和反动。

就乌克兰中央拉达而言，它也不是仅此一处，别无分号，而是有基辅的乌克兰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东乌克兰），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西乌克兰）及南部乌克兰的苏维埃共和国。而且这种“大乌克兰”的政治诉求也不一致，有分地而治、自立其国者，但也不乏期望在俄罗斯的国旗下拥有自治权的人。在那些地区性的自立为王——成立共和国中，最大的是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和敖德萨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群雄四起、天下争霸的局面下，就使来自彼得堡苏维埃的“凯歌行进”的进程变得异常艰难。不解决乌克兰土地上的民族独立浪潮，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能自上而下地“凯歌行进”，也不能在随“凯歌行进”同时出现的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最终必然是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尤其是在它的领导人中间，对于解决这种民族浪潮带来的巨大麻烦，意见分歧很大。当时，在新苏维埃政府中，出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显然是个不容异见且要诉诸强力手段来遏制这一浪潮发展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应该是列宁，对于列宁来讲，他不喜欢也不愿意看到乌克兰自俄罗斯分裂出去的行动和最终结果，但他期望用一种缓冲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可以称之为苏维埃政权首要危机的“乌克兰危机”。

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有一个处理各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各边疆地区与中央关系的根本立场和决策：“把所有将边疆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要求都看作是反革命的企图，予以坚决地批驳，这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实质上并不奇怪。我们赞成印度、阿拉伯、埃及、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从协约国分离出去。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分离意味着这些被压迫的国家脱离帝国主义而自由以及帝国主义立场的削弱、革命立场的强化。我们反对边疆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分离意味着帝国主义对边疆区的奴役、俄国革命力量的削弱以及帝国主义立场的强化。”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斯大林反复强调了“苏维埃的自治”这个观点，其核心就是所有的民族都不能离开俄罗斯而独立。他在《苏维埃政权有关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文中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表明，边疆地区分离的要求在革命的现阶段是绝对反革命的。”

对于乌克兰，斯大林持同样的观点：乌克兰不能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也就是说，乌克兰不能独立，乌克兰的独立浪潮不能任其发展。按照斯大林的解释，这种“不可分离论”就是：“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边疆地区——作为中央和边疆地区关系的一种形式，把该边疆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要求应该被排除，不仅是因为这一要求与确立中央和边疆地区问题的提出本身是相矛盾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要求从根本上既违背中央，也违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

191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受列宁之托起草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立场。这个立场由下述几点组成：“拉达是在解除位于乌克兰的苏军的武装”，“是在对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的阴谋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走上了闻所未闻的背叛革命的道路”。在这份草案里，斯大林所强调的是在苏维埃国土上的各民族不能享有自决权，坚持了乌克兰不可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强硬立场。

乌克兰“拉达”的问题之所以变得异常复杂，因为它的呼吁已经超越了布尔什维克所能容忍的程度。“拉达”公开宣称：彼得堡的政府不是乌克兰大多数居民拥护的政府，因此不承认它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权力、不同意苏维埃政府处置立宪民主党人等的行动，不允许苏维埃的军队在其土地上过境和作战。还有一点同样是重要的，那就是，乌克兰作为独立的共和国，“拉达”有权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这种通牒式的宣告和行动令苏维埃领导人极为不满和愤怒。

持斯大林这样意见的人还有像卡拉汉这样的外交负责人和布列斯特和谈的代表。1918年2月2日，卡拉汉在一份就乌克兰独立致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中就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其国家法律地位如何，绝对不可变更的一个事实是，乌克兰的领土与俄国不可分割。因此，同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没有俄国代表团的认可，都不能生效。”卡拉汉代表了众多布尔什维克上层人士的意见：乌克兰只能依附于俄罗斯联邦之下，而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平起平坐地与俄罗斯组成一个联邦。

显然是因为形势的极端复杂和乌克兰独立问题的影响深远，列宁对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某种修正。随后，在同年12月3日正式公布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列宁强调了民族自决和各民族的可分离权：“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我们人民委员会现在就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宜。我们没有对目前仍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任何步骤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我们也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俄罗斯共和国的任何民族的民族独立。”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倾向性意见是与斯大林的“不可分离论”不一致的。斯大林强调的是完全不可分离，而列宁强调的是民族的可分离或民族的自决，前提和归属必须是以一种联邦或类似的形式最终服从于苏维埃中央政府。因此，列宁在这份文告中，把乌克兰的独立和乌克兰的“拉达”分离了开来，也就是说，在原则上，乌克兰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在“拉达”控制下的乌克兰是不能独立的。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谴责拉达，因为它在民族主义词句的掩盖下，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两面政策，这种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了（还表现在拉达拒绝乌克兰苏维埃的要求，不肯立即召开乌克兰苏维埃边疆区代表大会）。这种两面政策使我们不能承认拉达是乌克兰共和国被剥削群众的全权代表，这种政策使拉达最近竟然采取了一些意味着排除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性步骤。”

但是，斯大林和列宁貌似不合的决策，在实质上却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只有承认苏维埃中央政权和服从这个政权的乌克兰民族的独立才是被允许的。承认还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成了乌克兰和其他民族独立、自决的唯一原则。

1917年11月22日，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这样说过：“我们现在都在注视着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我们说，我们绝对赞成乌克兰民族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我们应当摧毁旧的、血腥的、肮脏的过去，那时资本家压迫者的俄国充当了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清算这种过去，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这种过去。我们要对乌克兰人说，你们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将同你们一起进行你们的和我们的资产阶级斗争。只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但在《告乌克兰人民书》后，列宁的“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和“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允诺不再存在，代之而行的是“苏维埃下的独立和自由”，是“不可分离的民族自决权”。

这时布尔什维克大环境中的气候也是这样的，出身于“大俄罗斯族”和虽不出身于“大俄罗斯族”，但自认为比大俄罗斯人更大俄罗斯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创造、维系、扩展这种气候和环境的核心。《告乌克兰人民书》公布的时代背景有三：

第一，布尔什维克采取一切手段排除和清洗了曾共同进行十月革命的其他党派，全力推进创建“布尔什维克清一色政府”的进程，取缔“立宪会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镇压就贯穿于这一进程的始终。布尔什维克把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镇压归罪于“立宪民主党人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这种镇压并没有得到“拉达”的支持，这更是加深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领导人对乌克兰“拉达”的不信任和必欲尽力、尽快除之的愿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第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凯歌行进”在乌克兰遭到了极大的阻力，而当北线、东线的反苏维埃白军纷纷从乌克兰的土地上败退并期望经乌克兰到克里米亚，再顺黑海出走他乡时，“拉达”的不承认彼得堡苏维埃政府，不肯借道、让道于苏维埃军队的决策和行动就必然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心头之患。第三，乌克兰再次经历着历史上的宿命：苏维埃政权要将其置于自己的麾下，而德国和波兰也对这块土地虎视眈眈。在双方的争斗中，乌克兰将必然以强者为靠山，于是，“拉达”的向德国示好和德国的接纳就是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俄国面对德国大军的压境不得不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进行的谈判就成了苏维埃和乌克兰对峙的战场。

联盟，这种在苏维埃绝对掌控下的有限和不完全的“不可分离”是列宁所希望的民族自决权的唯一出路。所以，列宁并不在意出现了多少“共和国”，而在意怎样去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有人对我们说，俄国一定会四分五裂，分裂成一些单独的共和国，不过，我们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做斗争”。

从1917年年底，延续至整个1918年，苏维埃俄国的局势异常紧张，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德国对乌克兰，其后是对整个俄国的进攻。这时，列宁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他要军队的代表们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能否指望在听到德国兼并政策的消息以后，大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纷争便会缓和下来，甚至转变为这两种力量的友好团结？还是要估计到乌克兰人会利用大俄罗斯人更加困难的处境来加紧进行他们的斗争？”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列宁用的是“大俄罗斯人”这个词语。在沙皇时代，“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是个孪生词汇，它们所反映的是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的不平等关系和乌克兰必须听命于俄罗斯的不可变更的执政方针。列宁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用乌克兰人，但在内部文件、指令、便函中经常使用“大俄罗斯人”。不仅列宁，在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来往信件中，在各战线指挥官给中央的报告中，“大俄罗斯”和“大俄罗斯人”也屡见不鲜。

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必须服从苏维埃，这个核心思想在1918年1月3日苏维埃政府公布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得到了确认和进一步的解释，尽管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另一句是“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基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就像召开立宪会议为的就是解散、消灭立宪会议一样，这份以立宪会议的名义所发表的却是谴责立宪会议的“宣言”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这在同一天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这个主题及其内在的含义被阐述得很清楚：“根据十月革命取得的全部成果，按照今年1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为。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宣言实质上决定了乌克兰“拉达”想获得绝对的和无限制自由的必然失败的命运，同时也预先决定了乌克兰以有控的和有限的民族自决权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联邦的前途命运。如果说，这份宣言中还能宣布“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军，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的话，那乌克兰就等不到这样的宣言和保证了。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判断和决策再次失误，那种认为领袖的话语一到，红旗一举天下就定的想法并未能成为现实，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强大的威胁和进攻的危险面前，不得不重新权衡轻重，列宁本人在布尔什维克群体中首先觉醒，把对德国人的退让政策以及对乌克兰的民族浪潮的退让政策提到了首位。1918年2月18日，列宁发出了这样的信息：“我建议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愿意签订昨天德国人向我们提出的和约；即使他们把不干涉乌克兰、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的事务列入和约之内，我们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列宁之所以这样表态，就是因为“德国人正在以大批兵力在全线展开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

尽管如此，在“不承认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民族独立和自决都属于反革命这一前提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口号下，苏维埃政府还是加快了对叛逆的乌克兰的“拉达”和其他民族独立自由潮流的武力征剿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统领着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斯大林虽然被列宁委任为在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征粮的全权大员，却频繁插足于乌克兰南部，尤其是察里津一线的军事行动，培养和组建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二人在乌克兰的行动上有着明显的分歧。

托洛茨基也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对于苏维埃军队在乌克兰的挺进也曾欢呼雀跃过。1918年2月7日，托洛茨基报告：“苏维埃军队已于1月16日开进基辅……奥伦堡已完全被苏维埃军队攻克……辛菲罗波尔已被苏维埃军队占领。半岛上的全部政权已由全克里米亚工兵农苏维埃掌握。”但随着苏军在乌克兰的频繁失利，托洛茨基的看法和决策有所改变，主张与军事行动的同时，应该采取某些与乌克兰民族政府妥协的措施，“大俄罗斯主义”必须对小俄罗斯有所让步。在1919年1月4日，托洛茨基在就乌克兰局势和我们的任务致国防委员会的信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我们不能放任乌克兰的事态自流。乌克兰人攻占了哈尔科夫，这使乌克兰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紧迫。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十分冒险，那么哈尔科夫被攻占就该算是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挑衅。我们必须控制游击活动。”因此，托洛茨基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暂停在乌克兰的游击行动并同佩特留拉之流达成协议”。

而斯大林反对这种“暂停”，主张全力打击乌克兰“拉达”的佩特留拉的部队，靠直接的军事行动和对“叛乱”的镇压、直下乌克兰政治中心哈尔科夫这样的城市来解决乌克兰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哥萨克问题上，斯大林坚决主张无情镇压，绝不能给予乌克兰芬兰那样的民族自决权。1917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会见顿河哥萨克卡列金部队的代表时明确说：“在芬兰，政府成员中有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我们还是认为，承认芬兰享有自决权是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我们以这种观点对待顿河边疆区吧。但另一方面，芬兰有严格规定的国境线，而你们的边界在哪里呢？要知道现在是不可能保持作为旧俄国行政划界基础的省和州原来的边界的。”这里，斯大林把“国界问题”提到了首位，而实质上强调的是：你顿河边疆区，你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个边疆地区，你是不能享有民族自决权的，你是不能有自己的国界的。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归结起来就是一点：是否乌克兰、小俄罗斯的事绝对应该由大俄罗斯说了算，是否大俄罗斯的军队和武力应该去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上述托洛茨基在1919年1月4日的报告中的话语是指责斯大林的，指责斯大林冒险的军事行动和不可容忍的挑衅。在乌克兰的国界问题上，斯大林惹怒的不仅是托洛茨基，甚至连与他比较亲密的奥尔忠尼启则都困惑不解。1918年5月5日，奥尔忠尼启则给斯大林一封电报，讲述了这种困惑和不满：“斯大林，你们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没有详细通报情况。怎样对待乌克兰，什么样的边界，我们的态度如何？……请告诉我们，作为我们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乌克兰秘书处自行其是，事业将是毫无指望的。请不要将我们置于这种状态，告诉我们干什么和怎么干？”这里的乌克兰秘书处指的是1917年12月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苏维埃政府，而这个政府正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靠非乌克兰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这种靠苏维埃中央政府组建起来的“政府”当时不止乌克兰一家，而这种政府是靠俄共（布）中央的指令来实现的，其领导人都是莫斯科培养起来的“班子”，他们是随着红军的进攻而返回自己的“祖国”的。例如，白俄罗斯的立国就是1918年12月底由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建立的，而首届政府就是在莫斯科成立的，由布尔什维克米亚斯尼科夫指导和确定一切、由苏维埃培养起来的白俄罗斯人组成，然后由政府主席日卢诺维奇率众去了明斯克。

事实上，在1918年整整一年中，乌克兰加入苏维埃联邦的事件发展成了真正的乌克兰危机。历来在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危急”的解释是德国人的进攻，但实际上，更大的和更深的危机却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队伍面临的分裂状态。这个更大和更深危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自古无国界，也就是说它自古就没有独立国家的历史，因此，不是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划疆而立，乌克兰离俄罗斯而去、自立其国的问题。二是，给予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国家”必须绝对服从苏维埃中央政府，其“国家领导人”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来指定。而白俄罗斯的民族政府领导人日卢诺维奇并没有完全赞同苏维埃政府的安排，提出了要在内阁中除掉三个绝对“亲苏维埃”的人，换上自己的人。这激怒了米亚斯尼科夫，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必须命令他们，或者让我们提供相应的白俄罗斯人的名单，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我预见到，在这里，由于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肯定还会出现一些摩擦。”斯大林见状大怒，直接给日卢诺维奇发电申斥：“我认为日卢诺维奇关于排除3名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是同党的决定根本矛盾的。日卢诺维奇集团的任何特殊决定都是不能存在的。成员名单——共17人——是最终决定。我要求日卢诺维奇及其集团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否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对一个拥有民族自决权的国家领导人应当讲的话吗？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苏维埃主义跃然纸上。这是对臣属、仆从、被征服者的训令！不仅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斯大林想按照白俄罗斯模式来解决乌克兰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显然扩大和加深了他和托洛茨基以及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本已存在并在加深的矛盾。

对于这时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列宁一直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希望他们的矛盾和对抗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乌克兰危机”——乌克兰的民族自决、乌克兰的立国问题、乌克兰的加入俄罗斯联邦问题迫使列宁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立场——谴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从而达到对乌克兰的某种让步，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得以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和保障国内战争的胜利。

1918年12月28日，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列宁申述了这个变化：“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被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在这篇文告里，列宁巧妙地回避了紧张的人事关系，而发出了另一种呼吁。这种呼吁所潜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因“国界问题”发生争执，甚至分裂的领导人团结一心，解决好“乌克兰危机”。在此后的进程中，红军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激战和推进替代了“国界问题”的言辞争论，“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在战事胜利的欢呼声中淡化了。1919年最初的两个月，苏维埃军队先后占领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基辅。于是，乌克兰在苏维埃的帮助下，由中央的决议来建立乌克兰“独立国家”的条件成熟了。1919年3月10日，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宣告成立。这时，即使对于列宁来讲，“国界问题”早已丢到了一边，“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也随胜利之风飘去了。所以，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信心十足地宣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

从此，乌克兰结束了不是国家的历史地位，它有了“独立”“自主”的名义。此后，乌克兰在1920年4月份成为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再之后，它在1922年12月30日签署了组建苏联的条约，成为苏联的一员。乌克兰共和国根据斯大林的“白俄罗斯模式”组建起来了，当时斯大林在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都盛赞了这种“白俄罗斯模式”——“苏维埃自治”的模式。于是，神圣的三兄弟——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成了苏维埃制度下的“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三位一体了。 dJWmmPjZRXDzQc/RKg9J3n/KBD1bc4TWfhsvZfVH+NMAzBYFqlYBZdVMSs6wSX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