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驶向北方。从特拉维夫到哈代拉的道路全部由沥青柏油铺就，沿途有加油站和大型购物商场。拥挤、粗俗的众多城市不时显现，区分它们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以色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生活节奏快，消费至上，酷热不堪。我向东拐弯，驶过巴图阿和乌姆埃尔——费赫姆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混居村庄，抵达伊兹拉山谷，这是本特威奇在1897年曾经走过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富饶的盆地。耕犁的农田被翻开，露出褐色的肥沃泥土。在浓重的泥土气味的萦绕下，我继续向东，抵达以色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点。越过一个名叫伊兹拉的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的前面是哈罗德山谷和基波利山的岩石山脊，可以看到伊萨查高地铺满柔软碧草的山坡，还有数不胜数的农场。这里感觉平静安详。然而另一个时代的魔咒仍然高悬在哈罗德山谷之上。

在第一个农场艾因哈罗德破旧的档案堆里，我查阅着地图、计划、方案、文章、信件、个人日志等资料信息。我浏览着20世纪20年代的黑白照片：时间定格在了我们初入山谷之际。随之一幅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征程。

……

哈罗德山谷走势狭长，位于南部起伏的山岭与北部和缓的高地之间，它的东面是贝特谢安城，西面是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这个山谷有三个巴勒斯坦村庄和两个巴勒斯坦小聚落点。这片面积达三万德南（dunams）a 的土地隶属于亚历山大的撒索克家族（the Sarsouk family）。当地的许多居民都是撒索克的农奴。

本地的历史悠久，并且充满血腥。当以色列的军队被腓力士人击溃时，扫罗王（King Saul）和他的儿子约拿单（Jonathan）战死于基利波的山顶，他们的尸体被亵渎。基利波山下的汩汩清泉旁，基甸（Gideon）带来了他的勇士，借助哈律泉来测试英勇的人和胆怯的人、适合保卫民族的人和不适合的人，最后，他带着300名勇士击败了来犯的米甸人。

1904年，在这狭长地带的中央，一条由德国人设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建的铁路铺设完毕。不过，这个山谷的滞后与僵化掩盖了这些进步因素。每隔两天，蒸汽火车呼啸着穿过寂静的山谷，但是，之后寂静又把这片土地彻底驯服。直到1920年，这片土地和灌木的荒原还是难以耕种。致命的沼泽零星分布在旷野里，这里疟蚊繁殖，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大多都因此感染上疟疾。沿哈律泉旁的小径迤逦而下，可见穿着长长黑袍的赤脚乡村女孩，她们头上顶着装满泉水的陶罐；骨瘦如柴的牧羊人驱赶着瘦弱的羊群在山岭间游荡。在这条土耳其和德国建造的铁路两旁，当地的生活如牧歌般缓缓流淌，千百年来如此平静。然而，死亡的气息依旧充斥在空气中。它潜伏在巴勒斯坦毒气弥漫的绿色沼泽里，它盘旋在濒临灭绝的欧洲犹太人的头顶之上。

1903年4月，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爆发了复活节大屠杀。49名犹太人被杀死，上百人受重伤。全世界的犹太人处在动荡的中心。西奥多·赫茨尔被深深震撼，他考虑买下撒索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安置欧洲反犹主义迫害中的幸存者。一位投资顾问审核了他的提议，认为哈罗德山谷美妙绝伦，只是，疏散那片土地上的农奴需要使用暴力。

1903年的赫茨尔锡安主义尚不能接受暴力驱逐。但是，17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再这样挑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他们的心肠变得坚硬。所以，1920年，最后与撒索克家族签署交易时，明确指出的行为手段原则是：果断、迅速。新一代的犹太人，开始付诸行动。

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约有100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不到35 000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有明显的两种选择倾向：想要美好生活的大多数人去了美国；而那些想要构筑乌托邦的犹太人，则组织了“阿利亚”（aliyah）行动，前往以色列的土地。不像1897年我的曾祖父在殖民地看到的传统农民，这些后基什尼奥夫的移民是世俗的、乌托邦式的。他们都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只是为了寻求救赎——通过人道的和环保型的社会主义，谋求国家和个人双重意义上的救赎。

这次乌托邦尝试的伟大创造就是公社。1909年，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公社——迪甘妮亚，规模很小，但是，社员之间关系亲密，充分尊重个人需求和个人自由。迪甘妮亚公社延续了下来，但是，乌托邦尝试却宣告失败。在这严酷、贫瘠的土地上，很多人感到孤独，不少人陷入沮丧和绝望，还有少部分人自杀身亡。大部分人放弃了，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美国。

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觉得就像看到了《圣经》里描述的末日战场。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弥赛亚降临。尽管世界充斥着战争、解放运动和各种内战，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甚往昔，大屠杀无处不在。

巴勒斯坦乌托邦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和东欧犹太人的严酷危难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寻找新的出路。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为驯服这块土地，就需要一支不畏艰苦、意志顽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Labor Brigade）。

1920年夏，劳动军成立了。一年后，劳动军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人的强大队伍。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先锋队，说话的方式也像，他们的行事就好似走在游行队伍前的革命精英，而紧跟其后的就是他们要解放的人民。没有任何工作是卑贱的，也没有任何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以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名义，他们可以做一切需要他们做的事。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照片。我看到的这些年轻男子，的确都属于新式的犹太人。他们强壮、健康，心中充满坚定的信念。很难想象，遗留在东欧的他们的父母只是小商人或者贫民窟的教员。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青年身上就发生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改变。现在，他们戴着平顶的贝雷帽，穿着卡其布裤和无袖衬衫，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健壮的四肢。他们肌肉强健，被晒得黝黑，看起来就像革命的标准模特。在前几代人遭受羞辱之后，以色列小伙子开始以满满的男子气概形象展露于世人面前。

而姑娘们，则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性感。有的姑娘的打扮追随欧洲时尚，如果不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海岸，她们可以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音乐声中跳起查尔斯顿舞。即便她们穿着斯巴达式的卡其布制服，也仍然诱人。因为，在巴勒斯坦没有上帝也没有父亲，一切都是自由的，那里没有宗教也没有宗族，一切都是开放的。那空旷的天际下没有怜悯，也没有诸多束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20世纪革命运动中最雄心勃勃和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1921年的夏天，整个山谷和煦安详。除了铺设的铁路，所有的一切就像几百年前的一样。在20世纪前25年，这里的景致同美国旅行家约翰·里奇韦（John Ridgway）在19世纪最后25年描述的完全一致：“山谷满是收割庄稼的人，拾蒿者，以及赶着牲口的运货者。驴车满载着成袋的谷粒，妇女们忙着拾取遗漏在地上的东西。你时常可以听到收割者在唱歌，麦秆随着古老歌谣的节奏摇曳生姿。”

在山腰的纽瑞斯村庄之下，遍布着撒索克家族为艾因杰劳德的农奴修建的石头房屋。伊兹拉农场所在之处，可以看到宁静的扎林村，在群山环绕的一处小丘上有坍塌的泰尔菲泥屋。再往下，零星的沙塔村舍若隐若现。翻过北部的高地，可玫村俯瞰着整个山谷。

河水缓缓流淌，沿着老旧的磨坊从欢快的哈律泉奔向萨哈内（Sahneh）的湖泊，千年如一日。偶尔，河水细细注入农民挖掘的沟渠，滋养他们贫乏的土地。然而，这些河水也滋生了毒气蒸腾的湿润沼泽，横行的疟疾病毒将里哈尼雅村庄变成了一块死地。这里所有的一切，从谢赫·哈桑（Sheikh Hassan）的坟茔到哈桑泉的周边，都是那样寂静——这方古老的土地，陷入长久的安眠。

然而，某些力量将在这个平静山谷里轰然释放。这股能量来自基什尼奥夫大屠杀，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大屠杀。而它被允许释放的机会则源自《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以及与撒索克家族的交易。东欧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驱使他们逃亡进入山谷。新一代犹太人的新身份也吸引着他们进入山谷——塑造和改变自我，在这个山谷里彼此友爱相邻。

1921年9月21日，一支古怪的车队开进了哈罗德山谷，共计有两辆汽车、四匹马，以及大量的运货车。车队里，数十名劳动军的拓荒者兴奋十足，无比确信他们将颠覆历史。一个青年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没有马路，也没有乡村小径。我们沿着铁轨前行，Z.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两辆汽车、运货车队和整个军团。天气酷热难耐。已过正午，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重复着停下、前进……

现在我们必须右拐，向基利波山进发。山脊的脚下，哈律泉欢快地流淌。这眼泉水就是山谷的水源，我们必须占领它。哈律泉便是征服哈罗德山谷的密钥，而我们必须俘获这把钥匙。Z.依然在队伍的最前面，骑着他那匹高贵的阿拉伯骏马，走向哈律泉。我们跟在后面，行走在水池与阴冷沼泽之间，直到我们抵达哈罗德山。这时我们发现，泉水从山坡的一处洞口汩汩流出——正是哈律泉的源头。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们就像跟随英雄基甸拯救以色列的祖先那样，跪在水边，快乐地捧起水大口咽下。泉水以东有一个叫杰劳德的小聚落。我们在泉水的西边搭起了35顶帐篷。我们把铁棍敲进土里，再罩上带倒钩的铁丝网。我们还挖了战壕。几小时后，我们建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营地。就像一个军团一样，我们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现在，有了战地厨房，女同志们开始做晚餐。日落时分，我们结束了在艾因哈罗德的第一天劳作。我们一起进了圣餐，并跳起霍拉舞为山谷祷告——这可是山谷里出现的、来自先锋队的第一支舞。

艾因哈罗德的先锋队深深印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立足点。对我来说，艾因哈罗德同样有着特殊意义——我的家族在这里。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常常来这儿度暑假。那时的我总被基布兹的神秘光环所吸引。我喜欢走在它阴暗的小径上，享受这个典型公社午后的宁静与慵懒。我会站在公共餐厅的门廊下面，俯视下面青翠的山谷，目光穿越雄伟的基利波山。

现在，我坐在艾因哈罗德残破的档案堆中。我仔细翻查着有关拓荒者抵达第一天的资料，发现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构成要素：酷热、泉水、阿拉伯人、帐篷以及带倒钩的铁丝网。这些拓荒元勋们流露出来的意识显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未来的行动也许需要暴力。他们决意必须占领哈罗德山谷——不择手段。

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这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临界点，我认为，不要单单放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我们与他们、以色列与其他。确切地讲，我要扩大观察视野，探求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同维度的叙述怎样在哈罗德山谷中发生相互作用。

1921年，局势是很明确的，非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没有能力将巴勒斯坦开拓成殖民地。如罗斯柴尔德殖民地（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访问的那个）一般，那些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永远完不成任务的市场调控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尽头。类似迪甘妮亚这样的乌托邦公社同样也行不通。自由、亲近和个人主义与职责和使命是不能兼容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取得胜利，这就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具有社会主义结构的新社群。从撒索克家族购入的29 000德南的土地，为架构新社群提供了领地基础。就在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占据了这块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建立他们庞大的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基布兹。

基布兹社会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几个原因。没有先锋队的努力，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能度过殖民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没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会拥有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对保证殖民过程成功进行至关重要。没有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者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的举措也将被视为不公正的殖民运动。只有基布兹社会主义能给锡安主义者带来社会凝聚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那个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道义律令。只有社会主义基布兹劳动军的民族精神，才能鼓舞锡安主义者占领哈罗德山谷，才能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

他们的行动不仅辉煌出色，而且英勇无畏。这支在哈罗德山谷扎营的青年劳动军并没有自问，在1921年期间定居巴勒斯坦的8万犹太人要如何面对当地60多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疑虑，一小群巴勒斯坦社会主义者如何领导大离散中的1 500万犹太人开启一段大胆的历史性冒险征程。同赫伯特·本特威奇一样，这74名艾因哈罗德的拓荒者们也是选择性失明的，这种天真庇护着他们也诅咒着他们。他们看到了阿拉伯人，却选择“看不见”；他们看到了散发毒气的致命沼泽，却刻意忽略；他们知道这里的历史环境相当不利，却乐观地相信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气质之一，就是钢铁般的反抗精神。对抗着所有的困难，他们在深谷里扎下营地，建立了艾因哈罗德。

当然，他们是叛逆的。他们的革命性至少有六重。这些着手建立艾因哈罗德的74名弱冠青年，他们反抗着那些在大迫害和大离散中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反抗着那些不事生产、仰赖别人施舍的腐朽的犹太人，反抗着基督教的欧洲，反抗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反抗着巴勒斯坦的有毒沼泽和巨大石砾，反抗着巴勒斯坦的那些土著居民。当这支劳动军先锋队在哈律泉边安营扎寨时，他们反抗着20世纪阻碍犹太人生存的各种势力。

我看着营地在扩张。最开始是位于泉水边，以便能够绝对控制山谷的水源。几星期后，艾因杰劳德的农奴放弃据点离开，他们的营地便扩张到了山坡、空置石屋的右边。到现在为止，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基布兹已经有了150名同志，搭起了70顶白色的圆锥帐篷。

每顶帐篷的中央都有悬挂煤油灯的赤铁条，三张金属支架床围绕在铁条周围，床上铺着灰褐色的军毯。没有桌子和椅子，但每一张床边都立有用老旧的木质水果箱改造的简易柜子，队员们用以存放私人物品。每个帐篷还配备一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白色的沙砾覆盖了这片不毛之地。为了防止在即将到来的雨季中帐篷被毁坏，帐篷周围都挖掘有深深的排水沟，每一顶帐篷都用军用绳拉紧，并用金属钉固定。

一切看起来棒极了，艾因哈罗德的青年创始者们欣喜若狂。“这可真令人吃惊，”其中一人写道，“我忍不住想起《圣经》里以色列的子民们在沙漠中住帐篷的情景。不过他们还要继续前往埃及，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站——这是我们流浪的终点。”巨大的兴奋不单单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整个群体。劳动军的男女队员们齐心协力建起了艾因哈罗德，他们又唱又跳，尽情抒发内心的快乐。在那个夜晚，年轻的双脚踢向天空，年轻的双手紧紧相握，一张张脸庞热情洋溢，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围着篝火跳着欢快的圆圈舞，就好像在举行一场祈祷仪式，他们跳着，就好像在山谷扎营具有圣经式的意义。庆贺的鸣枪声直冲云霄。

漆黑的夜空被篝火映得通红。受压迫的农奴们好奇地观望这些唱歌、跳舞、鸣枪的新来者，思考着他们是何方人士。惊讶的哈罗德山谷也想知道，这些流浪者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搭起了帐篷，并且跳舞直到夜深，将它从上千年的沉睡中唤醒。这舞动的欢快何尝不是一种粉饰？当这群跳到精疲力竭的青年回到帐篷、瘫倒在铁架床上，又有谁会意识到，他们所有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孤儿。他们切断了家族根脉，背弃了父母，于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无父、无母、无神。他们建在基利波山坡上的营地，更像是一座孤儿院。

归根结底，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属于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当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因为背离了家乡，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这块土地。

在艾因哈罗德，这种孤独感则更加深切。它占据了每一个拓荒者的心房和梦境。其中一个青年这样写道：

当迁入这片土地……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抛却了过往。隔绝了曾经。我们放弃了旧有的身份，又疏远了最亲近的人。一夜之间，我们就将自己从承载父辈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连根拔除，即使那泥土已沉淀了几千年的历史。然后，冥冥之中伸来一只大手，粗暴地将我们扔进这片不毛之地。如今，在烈日暴晒的焦渴荒野间，裸露的岩石如火在烧。我们直面这烈焰，直面严酷的生存环境，受不到任何保护。在这里，这个荒凉的峡谷，我们必须雕刻我们的生活，用这些山岩雕出我们的基石。在这艾因哈罗德山谷，我们必须挖掘、再挖掘，直到找见那滋养以及鼓舞我们新生活的深藏源泉。

……

孤儿的身份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艾因哈罗德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将这群人的孤独和绝望转变成一部独特的、输送能量惊人的发电机。因为这里没有父亲，也就没有了界限和束缚；因为这里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舒适和安慰；因为这里没有神，也就没有了仁慈和怜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不会有希望的奇迹。

艾因哈罗德的建立，一开始就基于残酷的现实。这群精疲力竭、现在躺在白色帐篷里酣然入睡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了避难所。再没有阴凉供他们休憩，再没有大树供他们掩藏。一切暴露在极其残酷的历史背景下，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终极考验：生存，或者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些小男孩和女孩稚嫩的肩上。他们能胜任这个任务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力和毅力？

当犹太人在欧洲没有了希望，犹太人中的青年就挑起了大梁。这是犹太民族的破釜沉舟。这支独特的先锋队走在了历史的前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欧洲的犹太人将被消灭干净。这就是为什么建设艾因哈罗德成了绝对的当务之急。在这个新建立的基布兹里，没有怜恤，没有放纵，没有宽容，也没有自怜，同样也没有个人权利、个人需求以及个人意愿。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考验。然而，尽管荒凉孤寂，这个山谷却将见证这些犹太人能否在他们的古老家乡建立一个新的世俗文明，将见证这支野心勃勃的先锋队能否确实带领他贫困潦倒的人民在这里开辟一方新天地，又或者，这个营地将成为又一个没有民众基础和储备的、通向死亡之谷的桥头堡。

当太阳逐渐升起，这里呈现的景致令人惊艳。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点缀在梦幻般的山峦间，一个苏醒的队员将这些帐篷形容为从远方大陆飞越而来的群鸟，降落在荒凉岛屿的山岩上，休憩、恢复体力。

这些队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胆大妄为，就好像书写一部新的《旧约》。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特拉维夫的劳工联盟（the Labor Movement）派来了三辆老式的美国拖拉机，又从加利利的某地买来12匹强壮的、纯种的匈牙利马。于是年轻人可以开展工作了。他们首先清理满是卵石和巨岩的土地，然后种下第一批人造林（有桉树、松树），再铺设一条碎石子路，连接基布兹和当地的铁路车站。姑娘们开辟了一小块蔬菜园。在艾因杰劳德的废弃石屋，小伙子们建起了木工、制鞋、焊接及鞣皮的作坊。诊所也开放了，接待了第一批疟疾患者。他们又兴修了一个公共食堂，招待所有的人，并建了乡村面包房以及临时图书馆。不知何故，还从某个地方运来了一架钢琴。

几周后，所有人翘首以盼白昼的降临。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山谷，新建的餐厅里，人们开始骚动。早早到来的人们喝着热咖啡，吃着涂满橄榄油或果酱的厚片吐司。当用餐完毕，男人们整齐地排成一列，唱着歌，踏着军队节奏的步伐，向田野进军。

那些岩块、野生灌木和荆棘已被清理干净，现在的田野正徐徐展开一幅宏大的图卷。两对拉着现代铁犁的匈牙利马引领整支队伍，后面跟着四对阿拉伯骡子，套在本地铁犁上。这支队伍在田地中慢慢前行，犁铧深深刺入土地，留下一条条犁沟。片片日光跟随着翻犁泥土的铁铧，刺穿这个古老山谷的坚硬外壳。当这些铁犁开始耕作，犹太青年们仿佛回到历史长河中，并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男子气概。当他们翻犁着田地、从事着体力劳作时，他们将自己从客观变为主观，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受害者变为统治者。

几天后就到了播种的时候。巨大的喜悦洋溢在这群青年之间。6名播种者肩上扛着半袋麦种，撒播在田地上的每一寸土地。他们迈一步，伸手进袋子掏出一把种子，用力一扬，麦种便划出一道大弧，落入翻犁好的土地里。就这样一步接一步，他们种下了大麦和小麦。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劳作回到营地时，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与欢乐里。1 8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这片山谷，播种土地。他们在公共餐厅唱起欢乐的歌谣，整夜整夜地跳舞，直到黎明。

……

工作进展得非常快。仅仅几个月，艾因哈罗德先锋队就耕作了1 900德南的土地，又播种了其中的900德南，越来越多的野地被清理完毕。他们炸山建起了一个采石场。在奶牛场里，他们挤着牛奶，鸡舍里的母鸡也开始产蛋。在这个6个月大的基布兹，队员们的数量稳步增长：从180人到200人，再到220人。而更令人激动的是，现在这些队员穿着自制的鞋子，享用着自己烘焙的面包，喝着基布兹所养的奶牛产出的香醇牛奶，吃着基布兹鸡舍里捡出的鸡蛋，庆祝从地里采摘的第一批番茄。

当先锋队的一名领导者环视他的队员时，他惊异于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他觉得他的同志们就像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那失去船只被海浪席卷上荒岛后不懈求生的勇士。像鲁滨孙一样，他和他的队员们从不哭泣，也不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像鲁滨孙一样，他们检视着荒凉的岛屿，想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像鲁滨孙一样，他们利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他们是这样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他们英勇无畏，就像鲁滨孙一样，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人造的奇迹。

1921年的冬天来势汹汹。呼啸的北风如鞭子一般抽打着营地，带来毁坏与灭亡。大雨如瀑布般从山脊倾泻而下，不时有白色帐篷坍塌。这个临时避难营地不再是避难之所，这群无家可归的青年失去了家园。

悲剧笼罩着这个营地。艾因哈罗德建立仅仅5个月，其中一个创始人就已经离开了这里——年仅24岁的他死于一颗猎枪的铅弹。一个月之后，三声空洞的枪声再次撕裂了宁静的早晨，循声而去，他们发现一个20岁的漂亮姑娘倒在血泊中，身边躺着她25岁、毫无生气的英俊爱人。欲求、绝望和猜忌在营地里蔓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人们的情绪同样如此。

其中一名最具有反省精神的队员试图阐释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我们赤裸地站在宇宙间，我们完全暴露。在这样可怕的形势下，我们试图缔造一种新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是暴露而严酷的。我们没有前几代人的微妙玄通，也没有仁慈暧昧的黄昏。这里只有白天和黑夜。白天，我们正午出去进行艰苦劳作，黑夜，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辩论。一个有爱的家庭应当有母亲的温柔呵护，以及父亲严厉却饱含鼓励的瞪视。这样的爱意可以令人们甘心承受艰苦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爱意却不存在于这里。即使是随处可见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实事求是地说，明显是粗暴而生硬的。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自己身上暴露的问题，完全坦诚，完全面对。每一束光的火花，我们都必须注入心田。每一步生命的足迹，都必须从我们灵魂之源的深处行出。而我们去哪里寻求力量？我们如何才可以有能力前进，进而征服每一天？我们又应当去哪里寻求强盛，去哪里？

即便如此，基布兹依然没有瓦解。即便大雨倾盆、狂风怒号，营地依然还是那个热情高涨的营地。自杀及谋杀的阴影只徘徊了一会儿，他们便克服、否认，甚至几乎遗忘了。孤独固然狠狠啃噬着心灵，却同样迫使这个边境社区紧密连接，维系他们脆弱的团结。在漫长的冬季夜晚，他们不再热衷跳舞，而是唱起了民谣、革命歌曲以及哈西德派（Hasidic）曲目。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如恶作剧、笑话、讽刺素描。他们还创作了第一台戏。图书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书籍：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克鲁泡特金、汉姆生等。爱情孕育滋生，新生儿出世。一些人思索着未来，在帐篷里结合。颀长瘦削的小提琴手结束采石场一天的劳作后，在自己帐篷里奏响美妙的音乐，吸引艾因哈罗德的年轻人侧耳聆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那琴声听起来像孤独的哽咽。

1921年12月，当伊扎克·特本金（Yitzhak Tabenkin）加入艾因哈罗德时，劳动军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特本金比他们都年长，他将近34岁，已经拥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在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运动中，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普通大众，而特本金却是社会名流。他从波兰移民至巴勒斯坦的10年间，已经崛起为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鉴于他的朋友及竞争伙伴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决定从特拉维夫发起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特本金选择加入这个已然令犹太民众心驰神往的新基布兹。尽管他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局外人的身份，但他的出现将艾因哈罗德变成了基布兹运动的圣地。

1888年，特本金生于白俄罗斯，在华沙长大。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背弃宗教，投身激进的政治运动，母亲亦在波兰的革命知识分子中表现活跃。他的父亲在作为政治犯羁押期间去世，母亲则为前途远大的儿子奉献了一切。18岁时特本金就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界中享有盛名；24岁时他来到海法港，穿越山谷，定居特拉维夫。尽管信奉并且鼓吹劳动，可年轻的特本金并不擅长劳动。比起耕犁田地，他更喜欢高谈阔论。他无法实践自己宣扬的那一套理论，这深深折磨着他，常常令他沮丧万分。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过自杀。

对特本金来说，加入哈罗德山谷的首个基布兹，也算是一种补偿。他终于可以同真正的劳工一起，做着真正的活计。最后，他站在了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前沿。尽管特本金并不擅长分析或者雄辩，也并非才气纵横，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艾因哈罗德的青年队员都将他视作父亲或者老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特本金就成了基布兹中的领袖、艾因哈罗德的世俗拉比（rabbi）。

从个人气质和个人信念来看，特本金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深受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影响，他反对政府，痛恨所有的当权者，怀疑一切军事架构、等级制度及国家统一。当然，特本金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非战主义者，他承认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他的领导风格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并坚持好战的政治立场。特本金不尊重任何个人，无论是谁。对于他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促成事业的简单、原始的原材料。他认为艾因哈罗德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先锋，而先锋的要求就是摒弃所有个人权利，因为这些个人权利可能会危害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的蓝图。

而所谓的蓝图是什么，艾因哈罗德的梦想又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成为一个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基布兹。特本金及其拥护者拒绝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不需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也不信任国家外交。他们的途径是社会主义，注重实践和务实。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鄙弃本特威奇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以及赫茨尔资产阶级上层的精英主义。他们希望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统治，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阶级的大公社。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从艾因哈罗德开始。让艾因哈罗德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让它坐拥更多的田地，从山谷攫取更多资源，开拓其在工艺制品、轻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的利润空间；让它征服目极之处的每一片土地，征服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让它臣服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及满足其他一切所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梦。

春天来临之时，艾因哈罗德先锋队需要排干山谷的水。一天晚上，一名安静、认真的工程师抵达年轻的基布兹。他穿着灰色的西装，站在困惑的队员们跟前，解释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他打开一张地图给他们看，蓝色的粗线是运河主道，细线则是辅助的小水渠。众多小水渠均通往运河主道，最后将山谷中的污水尽数排出。这些由粗线和细线架构的网络，就像渔夫手中的渔网，撒在山谷间，它们将祛除盘踞山谷几千年的沼泽、淤泥及其滋生的疟疾祸患，使山谷清澈并引领它走向进步。

几天以后，山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男人。他们穿着卡其布的短裤以及看起来十分怪异的橡胶高筒靴，这些测量员们看起来就像史前的两栖怪兽，然而这群蛙人却能在受诅咒的沼泽中自由行走。他们沿着主运河和小水渠将要开凿的线路打下桩钉，系紧绳子。当他们完成的时候，高筒靴、绳索、各式各样的铲子也被运送到了营地。太阳一出，劳动军的队员们就一头扎进了哈罗德山谷的沼泽。酷热令人难以忍受，而蚊子使这一切更加糟糕。它们萦绕在耳边、眼旁甚至身体私处，从强壮而年轻的躯体里吮吸新鲜血液。沼泽的恶臭汹涌而来，高大的芦苇丛中到处都是蛇，而他们必须开凿运河。

小伙子们五人一组。每一组铲掉一层淤泥，然后前进，下一组紧紧跟上，再深挖一层。袒胸露腹的队员们站在两码宽的湿淋淋的渠坑里挥舞铲子，又把铲起的污秽从头顶上方抛出。当掩埋在沼泽淤泥下几千年的硬土终于显露时，人们爆发出节日庆典般的欢呼。此时，姑娘们也走过来，手里挎着装满白色沙砾的篮子，那是从早上开始就用她们小巧而高效的凿子开凿下来的。当姑娘们的沙石铺满小伙子们开凿的沟渠时，才开始供应午餐——罐头牛肉和几片面包，就用这些来充饥。

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项排水工程看起来还很不现实——像挖掘苏伊士运河一样野心勃勃，像开凿巴拿马运河一样危机四伏。然而现在，这些沼泽一天天地退却。陶土制的排水管道被安放在新凿的、铺设好的水渠里，用来排出那些致命的地下污水。7月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下山。一英亩又一英亩，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地。锡安主义者的周密计划，锡安主义者的专业知识，锡安主义者的辛勤劳动，打败了诅咒哈罗德山谷几个世纪之久的沼泽。曾经肆虐的疟疾发病率急剧下降，就连周围的阿拉伯邻居也得益于这项奇迹般的工程。荒凉的哈罗德山谷，正逐渐披上绿茵。

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们将试图确定哪一条道路才是努力的主要方向：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有些人认为，在那个关键时期，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占领那片土地而采取的狡猾手段，社会主义给这个迟来的殖民计划罩上正义、合法的光环。作为哈罗德山谷的殖民者，他们并不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主人或者罗德西亚的英国种植园主，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赤手在土地上劳作，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进行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们驳斥任何控告他们占领别人土地的言论。然而，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规划不过是托词，未来的批评者们依然会进行声讨：这是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道德掩饰，它真正目的在于掩盖其殖民主义及领土扩张论的本质。

真实或者虚假。就在1922年的国际劳动节前，一位住在艾因哈罗德的年轻诗人将《国际歌》翻译成希伯来文。译本在原词基础上引申出一处尖酸的潜台词：原本有一句指全球的工人阶级，而在希伯来译本里，不单指世界上贫穷的无产阶级，还包括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这就是艾因哈罗德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毁灭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从伤痕累累的背脊上卸下沉重的负担。因为那里没有上帝，没有帝王，没有英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突破重围。我们将在永恒之战的最后战役中光荣获胜。昨天，我们一无所有，明天，我们将赢得一切。

特本金正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共栖关系的化身。35岁时，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男人，有着性感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他并没有多么深邃的智慧，却有着历史主义的悲情和信念。他并没有撰写太多文章，却擅长长篇的、富有激情的演讲。他身上有着一些真正苏联式的东西。如果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也许会在某个偏远的苏联集体农场，站在列宁或斯大林的身边，或者参加新西伯利亚某个无产阶级聚会。

但是，特本金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在20世纪，犹太民族将走向灾难。在大屠杀之前的20年，他就已经每天都感觉并呼吸到大屠杀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他相信只有在犹太青年当中才有真正的补救之法，只有犹太青年才能在逼近的灾难面前拯救整个民族。但是，他知道没有时间了。他感到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巴勒斯坦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罗德山谷可能还没有真正归属我们。这就是特本金这样苛求的原因。他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他人一样无情，他爱说教，责骂人，态度严厉。他一遍遍地宣扬，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一遍遍地布道，每个年轻的先锋队员应该成就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艾因哈罗德的先锋性应当超越它的能力，艾因哈罗德必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本金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比起其他革命者，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然而，这位艾因哈罗德的拉比却有一个强大的观念：激进。

在意识形态上，激进主义意味着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革命价值；在社会上，激进主义角斗着人性，并改变着事物的不公正秩序；在政治上，激进主义主张掌握主动权，并以暴力对抗阿拉伯人。但是，激进主义还有比这一切更广阔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消极的过去的反抗，是犹太人对他们悲剧命运及接受悲剧命运的反抗。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准心，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敦促人勇往直前的力量，是犹太人抵制被湮没命运的最后尝试。

就像本特威奇一样，特本金并不是我所欣赏的绅士。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忍受苏联式的政客、教条式的革命，以及鼓吹但不实践的领导人。但是，当我在艾因哈罗德的档案里翻看特本金的旧照片时，我更加宽容了。这个男人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他没有本·古里安的政治天赋，没有其他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的深邃智慧，也没有艾因哈罗德那些同志们令人钦佩的职业道德和端正品行。但是，他有满腔如火的热情。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更明白大离散，以及大离散中的复杂情绪。与当地的其他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反对犹太教，但他的的确确是个犹太人。尽管他奋起反抗宗教，但他反抗的途径也是宗教式的。在他攻击和驳斥上帝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神，于是，他尝试缔造一个信仰自由、无神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特本金成了联系哈罗德山谷与东欧事件的纽带；这就是为什么特本金可以代表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与山谷里的青年对话，又代表山谷里的青年向大离散中的犹太人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特本金忧虑在山谷中完成的工作是否充分，忧虑山谷中的青年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将东欧犹太人从淹溺他们的死亡之海中拉出。

在首个周年纪念日，艾因哈罗德庆祝着它的成功。到目前为止，这个一周岁的基布兹已经掌控了8 390德南的耕地。其中，谷类作物占据了7 000德南，橄榄园和葡萄园450德南，蔬菜园200德南。又有600德南的树林，内有14 000株桉树、200株松树和1 000株柏树，这是基利波山脉第一次被覆上希望的绿芽。

到1922年夏，艾因哈罗德已经有了将近300名同志。除却特本金和少数几个人，他们的年龄在19岁至25岁之间。200顶白色的锥形帐篷围成一个年轻、繁荣、活力充沛的社区家园，改变了山谷，也改变了谷中居民的生活。谷中又兴建起了四个新的基布兹。哈罗德山谷的发展势头快速而强盛，视野所及之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

现在，很多人前来探访这个奇迹。随着艾因哈罗德的实验逐渐扬名，全世界范围的犹太社群和进步人士都被它吸引了。有些人将它的革命形式与新生不久的苏联比较，也有些人将之视为建设成功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唯一范例。一名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士在对其做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后，有了不同的见解。这位深受感动的国际道德领袖这样评价道：

这个国家的死亡山谷崛起了新的一代。新生代的年轻人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复兴着我们祖先的语言，从而寻求到了生命的意义。在我们的人民被迫流亡之后，兴建了覆盖这片土地的水利工程，治理了哈罗德的沼泽——这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然而，这个奇迹更象征着治理我们国家所陷入的两千年流亡的泥泞沼泽。你们，哈罗德的先锋者们，无愧为新一代的英雄。你们所做的，是在医治这片土地，也是在医治这个国家。你们将引领我们回到发源之地。

这些聆听的同志们并不是英雄。他们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没有英雄主义。他们脚踏实地，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做所有能做的，但他们没有自我膨胀，也没有多愁善感、矫揉造作。纵然被卷入超越自身的历史舞台，他们也只是继续前行，翻开又一条犁沟，清理又一亩田地，治理又一个沼泽，直到他们真正拥有这个山谷，直到这片土地再次归属以色列。

然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外的景致。艾因杰劳德的农奴虽已离去，沙塔的农奴依旧留在那里，他们居住在山谷中央的铁路车站旁。纽瑞斯的村民从山顶虎视眈眈地俯瞰艾因哈罗德。扎林的村民也曾为山谷的繁荣贡献过一臂之力。泰尔非和可玫的村民成倍增长，因为这里不再有疟蚊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贝都因人也越发被这山谷所吸引。随着夏季到来，他们在山谷北部支起了黑色的帐篷。他们将成群的绵羊驱赶入田地，他们年轻的、武装的骑兵恐吓着基布兹的姑娘们。所以，任务尚未完成。的确，有一支坚强的犹太人驻扎在山谷里，五个不同的基布兹已经开始形成这个国家的第一条犹太人聚居带。但是，工作仍未完成。哈罗德山谷的阿拉伯人仍然阻碍着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而这项解放运动要求把阿拉伯人清出山谷。

1926年4月17日的中午，哈罗德山谷的工作日被打断了，从采石场传来最后的爆炸声。一小时后，田地里的收割工作全部停止。艾因哈罗德的年轻队员们被召回营地。同样被召回营地的还有泰尔尤瑟夫、基瓦、贝特阿尔法及赫弗齐芭的基布兹青年队员。整个山谷的基布兹社员都在洗澡、剃须，之后他们换上白色的安息日服装。在采石场，他们正在搭建一个木制的舞台，下午4点全部完工。装饰着绿色棕榈叶的旧钢琴立在舞台上。数千名先锋队员或骑马，或骑骡，或驾四轮马车，或驾运货马车，或步行，涌向山谷中采石场的圆形剧场。

从一开始，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先锋队员们就对音乐情有独钟。其中一名队员这样解释道：

古典音乐的演奏填补了我们生活中的空虚，只有音乐响起之时，我们的集体餐厅才恍如一个朝圣之地。我们生活空虚是有原因的。远离上帝对我们造成了可怕的冲击，它摧毁了我们作为犹太人的生活根基，这成为我们新生活的悲剧矛盾。我们必须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文明。而这个文明的建设，没有任何根基，我们失去了根本原则。在我们头顶之上，有湛蓝的天空和光芒四射的太阳，却没有上帝。这就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真实，一刻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的空虚。对我们来说，音乐就是填补空虚的一种尝试。当小提琴的琴音流淌在我们的餐厅，它同时也令我们反思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激荡起埋藏于我们心间最深的、已被忘怀的感觉。我们闭上眼睛，回归内心，仿佛被一个圣洁的光环包裹。

几个月之前的深秋，刚举办了第一次采石场音乐会。当时数千人从山谷各处赶来，聚集于此，聆听当地唱诗班演唱的赞美诗，以及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的弦乐四重奏。当地的一位教员说，在那伟大的一天，基利波山得以复活。一名年轻的姑娘朗读了以西结感灵见枯骨复生的经文。当消瘦、颀长的艾因哈罗德小提琴手在采石场墙壁的背景下奏响巴赫的音乐时，全场陷入了寂静。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将要登台的是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

海菲兹出生于1901年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纳。他3岁开始习琴，7岁已能出色地公开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12岁就被公认为欧洲的音乐天才之一，16岁时——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前一周——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完成了传奇般的美国首秀。现在，海菲兹是美国公民，也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他之于20世纪音乐，就像卓别林之于喜剧，爱因斯坦之于物理。他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天才，一个非凡人类的罕见化身，几乎可称得上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这就是哈罗德山谷的先锋队员们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喜爱音乐，并视之为神圣，也并不仅仅因为音乐能让他们释放自己、减轻苦痛、滋润他们的眼睛，还基于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家，通过在他们荒凉的采石场举行音乐会的方式，肯定他们贡献的重要性。这是犹太人在大离散中所建立的最好的世俗文明，向他们在山谷中建立的崭新的世俗文明表达敬意。海菲兹不仅是海菲兹，他同样也是雅沙，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从过去及当今犹太人的痛苦与绝望中崛起并从中提炼出天赋才华的人；一个逃离无望的东欧并选择美国的人。所以，当杰出的同族选择认可他的年轻的犹太同胞们——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磨难，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逃至不同的地方——就连劳动军中最强硬的队员也陷入了狂喜。他们觉得类似《圣经》中记述的奇观将呈现于眼前。

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挤满坚硬的灰色卵石搭成的临时座位。当海菲兹最后登场时，我看到了大师级的音乐家，以及入迷的听众。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像那个世纪一样古老；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将成为那个世纪的标志。他们共同讲述着那个世纪的犹太人传奇。当哈罗德的青年男女狂热地站起来鼓掌和欢呼时，这个直到他们平静下来，才开始演奏的维也纳男孩，被真切地感动了。尽管，他是一个冷静的、追求完美的表演家，他同样被感动得不知所措。这个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的年轻男人，以及那些站在临时搭建的圆形剧场里的年轻队员，他们之间仿佛突然展开了一场亲密对话。从现代犹太人遭遇的不幸中急剧爆发出来的两股强大的力量、两股创造性的能量，它们代表着20世纪的犹太人做出的两个伟大选择，如今面对面地冲撞在一起。在哈罗德山谷的采石场，两种力量互相致意。

当海菲兹伸出他的手臂，小提琴弓在琴弦上飞舞，我想的却是那些即将在山谷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接下来的3年，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在兴建的第一个水泥造牛奶场里蜷伏数天，以躲避阿拉伯邻居的火枪。

在接下来的9年，阿拉伯村民将被迫离开，他们位于铁路车站旁的家园将被一个新的基布兹所取代。

在接下来的10年——恰好一天也不差——阿拉伯人突然意识到，犹太人已经侵占了他们的大部分领土，于是，阿拉伯人放火把山谷里的田地焚烧殆尽。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焰，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硬起他们的心肠。

在接下来的12年，艾因哈罗德将成立第一支英裔犹太人精英突击队。这支突击队将夜袭阿拉伯人的村庄，杀死村中的一些阿拉伯平民。

几个月之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犹太士官的课程将在哈罗德山谷中开讲。这门课程将为以色列未来的军队奠定最初的基础。

在未来的20年，艾因哈罗德——以及它扶持的几股势力——将会拥有真正的军事实力。在未来的22年，这支军队将会袭击纽瑞斯、扎林及可玫的村民，将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尽数驱逐。

当海菲兹奏响的音乐回荡在安静的采石场时，我想的是哈罗德山谷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我想的是，当他们站在那片裸露的荒原直面自己赤裸裸的命运时，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苏；我想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缔造属于自己的祖国的惊人决心。我想的是燃烧在他们心中的那团伟大火焰，没有这团火焰，这个山谷不可能被驯服，这片土地不可能被征服，犹太人的国家也不会建立。然而，我却知道，这团火焰终将失控。它将烧尽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也将焚毁它自身。它引燃的火焰，最终将人们对艾因哈罗德的惊叹变为质疑。

我合上艾因哈罗德破旧档案里的海菲兹文件，走出屋子，迈入初降的夜幕中。我与我亲爱的亲戚长辈们一起吃晚饭。我徘徊在基布兹退化的道路上。在过去的30年里，它失去了方向。艾因哈罗德的经济基础崩溃，社会结构解体。许多年轻人离开了，许多长者在绝望中老去。曾经的集体餐厅空无一人，曾经的集体育儿园被关闭，曾经的集体精神消失殆尽。基布兹崛起的同时也在衰落。我向外眺望，看到下面的清泉和山峦的剪影，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选择：是获得胜利的基甸，还是被击败的扫罗王？然而，直到消逝的光芒爱抚着渐暗的山谷，我依旧，没有寻到答案。 068eUvvV/HoMvg37I4ewYk8z1/jbTJwOXpJqYKEVzVqpu11pm2bulqjmmFVi4v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