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

这次朝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 比赫茨尔更为远大，甚至，是罗曼蒂克式的。没错，他痴迷于赫茨尔《犹太国》（Der Judenstaat）英文版 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 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伊斯兰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另一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系着的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异地游商，往来于伯明翰和剑桥之间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创始人之一；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女子，为他孕育了九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国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本特威奇热爱旅行、诗歌和戏剧，他喜欢莎士比亚，甚至知道莎翁在湖区的故居。当然，他并没有违背犹太教信仰。他同妻子苏珊共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由英裔犹太人组成的和谐大家庭，他们一同晨祷、唱赞美诗，研读坦尼森 和迈蒙尼德 ，举行安息日仪式，接受牛津剑桥的教育。本特威奇相信，就像大英帝国肩负着使命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使命，而看顾在东方遭迫害的犹太同胞，就是身处西方犹太人的使命。我的曾祖父无比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特的英裔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如果我见到赫伯特·本特威奇，我可能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确信我会跟他对着干。他的世界，尽是保皇党、宗教主义、宗族主义，还有帝国，距离我的世界就像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但是，当我从遥远的彼端（100多年的距离）观察他时，我发现，我无法否认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我惊讶的是，我同那古怪的曾祖父之间，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再次自问：为什么他在那儿？为什么他要踏上那艘火轮？就他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身临险境，他在伦敦的生活富足而充实，为什么他就这样驶向雅法？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浪漫主义。1897年，巴勒斯坦尚未落入日不落帝国的王权之下，但英国已经心怀觊觎。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锡安的向往不亚于犹太人。乔治·艾略特 的《丹尼尔·德龙达》铺就了道路，劳伦斯·奥里芬特（Laurence Oliphant） 又使之更进一步。在那个殖民时代，锡安的魅力撩拨着英国浪漫主义人士的心弦。对于我的曾祖父这样一个浪漫的男人、一名犹太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来说，这个诱惑简直无法抵挡。对锡安的渴慕已然成为点燃他整个生命的激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

另一个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中肯，即赫伯特·本特威奇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他在19世纪末从白教堂区奋斗到圣约翰伍德区的经历，相当于20世纪犹太人从下东区进入上西区 。190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曾祖父面临着与21世纪美国犹太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没错，赫伯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仅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固然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英裔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4月16日，他抵达了古老的雅法港口。我看着他在清晨5点起床，走出他的头等舱；我看着他穿着浅色的夏装、戴着软木帽，走上舷梯，登上“奥克苏斯”号的木甲板；我看着他站在甲板上远眺，太阳缓缓从雅法的拱门和炮塔上方升起。我曾祖父看到的土地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温柔的晨光下闪闪发光，沉浸在微弱的希望之光中。

我希望他登岸吗？我不知道。

我痴迷所有打上英国标签的东西。就像本特威奇一样，我深爱这片土地，从兰兹角到斯诺登尼亚山峰，到大湖区；我深爱着英式风情的别墅、酒馆以及乡村；我深爱着早茶、下午茶文化以及德文郡的凝脂奶油；我深深痴迷于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高地，以及铺满柔软绿茵的多塞特山丘。英国人对自己民族深深的认同感让我感到由衷敬佩；同样，让我深为迷恋的，还有这座800年间不曾被征服的伟大岛屿的宁静祥和、绵延不断的香火传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风范。

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下船登岸，他将告别这一切。他将把自己、他的孩子、孙子以及曾孙永远带离英格兰苍翠的土地，而让我们在这里——荒凉的中东，世代安居。这样做太愚蠢了吧，这不是太疯狂了吗？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不列颠群岛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居的过客，因为我们的旅途是那样漫长又充满艰辛。绿色的英格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临时避难所，一块旅途中的暂栖地。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地揭示：在赫伯特·本特威奇无法看到的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犹太社群将减少三分之一。从1950年到2000年，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数量将从40多万减少到大约30万。犹太学校和教堂将会关闭，城镇——比如布赖顿和伯恩茅斯中的犹太社区将会大为缩减。异族通婚的比例增加超过50%。年轻的非正统犹太人会疑惑，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意义何在？

类似的进程也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在丹麦、荷兰、比利时，非正统犹太人的社区将逐渐消失。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勒、卡夫卡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犹太人的思想，200多年来，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犹太人将逐渐离开欧洲舞台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将遭到质疑。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5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甚至会冲击强大、富有的美国犹太人社区。美国社会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率将大幅降低。异族通婚将比比皆是。古老的犹太社群组织将失去活力，几乎不会有非正统犹太人愿意遵循或者参与犹太教信仰生活。比起欧洲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虽仍然充满活力，犹太人能够看到21世纪意味着什么，但那幅图景并不乐观。

那么，我的曾祖父应该下船吗？如果他不登岸，我也许将在英国过着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我不用服兵役，不用面临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不用忍受道义两难的啃噬。我和家人将在多塞特郡有茅草屋顶的乡村小屋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夏季，我们会去苏格兰高地。

如果我的曾祖不登岸，我的孩子也许会只拥有一半的犹太血统。甚至，他们根本不会成为犹太人。不列颠将会抹去我们的犹太身份。在古英格兰的草甸和新英格兰的密林，世俗的犹太文化也许将化为云烟。在大西洋的两岸，非正统犹太人将逐渐消失。

当本特威奇和他的团员下船时，地中海是如此安详，就像一汪湖水。阿拉伯码头工人将“奥克苏斯”号的乘客接上粗糙的木船。雅法的港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挨，进城时，这些欧洲的旅行者们发现，今天恰好是雅法城的集市日。对于集市上悬挂的动物尸体、腥臭的鱼和腐烂的蔬菜，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那些乡村女子、瘦骨嶙峋的孩子们以及他们浑浊的眼神。这里的环境拥挤、嘈杂且肮脏不堪。16位男士、4位女士及1名女仆，打算前往市区的旅舍，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游公司派遣的精致马车很快抵达。刚一驶离混乱的阿拉伯雅法港，这些欧洲人又重新兴致盎然。4月的柑橘林散发出来的甜美气味，窗外怒放的红色花朵，以及羞涩的紫色野花，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精神。

这21名旅客受到我的另一位曾祖父——希勒尔·约夫医生（Dr. Hillel Yoffe）的热烈欢迎。他给这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希勒尔·约夫在六年前来到雅法港，被同一批阿拉伯码头工人带上岸。在这里，他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医疗工作——对根除疟疾的研究——已声名远扬，他的社会工作——作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主席——更是杰出非凡。像这些英国朝圣者一样，约夫赞成享有优越生活的西方犹太人必须扶持穷困的东方犹太人的理念，并以此为己任。这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愚昧哥萨克人的魔掌，还有基于向他们传播科学及教化的道义责任。在这个偏远的奥斯曼省的艰苦环境中，约夫医生堪称推动这一进程的第一人。他的使命，不仅在于医治他的病人，也在于救助他的同胞。

在约夫医生的带领下，本特威奇一行来到了法国人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时值逾越节（Passover holiday） ，学生正放假，但教师和员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米凯维以色列学校如同这一旅程中的一方绿洲，其优秀的教工指导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年轻人以现代方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其使命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农业家和葡萄种植者。这些法国式的农业技术将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并将沙漠变成绿洲。欧洲旅客欣喜万分，感觉看到美好未来的种子正在他们眼前发芽，而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未来。

离开米凯维以色列，他们又到了里雄莱锡安殖民地。殖民地的开拓者和赞助人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代表男爵的当地官员在殖民地庄园招待了这群可敬的朝圣者。英国旅行者很喜欢这个法国人。在这样闭塞的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主人、这样精美的食物，实在令他们松了一口气。最令他们高兴的是，在这个拥有15年历史的殖民庄园，男爵居然兴建起了一家强大的、技术先进的酿酒厂。他们对“将巴勒斯坦变成东方的普罗旺斯”这个概念啧啧称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在800年后的犹太人家乡，在红屋顶的殖民房屋和郁郁葱葱的葡萄园里，第一次飘荡着希伯来葡萄酒的醉人气息。

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了兰布尔。此时距离他们在巴勒斯坦登岸已有七个小时。本特威奇一行的大部分队员都坚信：犹地亚正是那些在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安居之所，巴勒斯坦将成为拯救犹太人的乐园。不久，他们将坐上从吕大（Lydda）开往耶路撒冷的火车。像赫伯特·本特威奇这样的男人绝不舍得浪费宝贵的每一分钟。他的同伴已经精疲力尽，他们一边休息，一边默默地回味这一路来的所观所感，但是，我的曾祖父却难以入眠。他穿着白色夏装，戴着白色软木帽，爬上了拉姆拉城中心地标式的白塔。在那座巨大的塔楼上，我的曾祖父眺望着整片大地。

1897年，在这片尚显空荡的领土上，本特威奇极目远眺，他看到了平静、空旷和希望。这是一方即将上演剧目的舞台，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又有很多事即将发生：鲜花如地毯覆盖，古老的橄榄树林荫郁郁，犹大山投下淡紫色的剪影。就在这里，耶路撒冷！就是这偶然的机会，我的曾祖父成了这出剧目的中心。在这个时刻，他必须做出决定：此路，或彼方；向前，或者后退；选择巴勒斯坦，或者拒绝。

我的曾祖父并不适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全貌。坐在优雅的小马车里，从雅法到米凯维以色列，他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卡比尔；从里雄莱锡安到兰布尔，他没有看到萨拉凡德；在兰布尔，他没有注意到，兰布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城；而现在，站在白塔之顶，他没有看到哈迪塞、基姆佐、埃尔库巴布。我的曾祖父也没有看到基色山上的阿布舒莎城。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新的千禧年里，我问我自己。我的曾祖父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在1897年，巴勒斯坦拥有超过50万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拥有20个城镇，以及几百个村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它们，从拉姆拉塔远眺的本特威奇，目光敏锐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片土地上已有人栖息，已经有另一支民族，此刻，正占据着这片原本属于他的祖先的土地。

我并不想批评或者指责什么，相反，我意识到，在他的概念里，巴勒斯坦是一块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包括了今天的约旦王国。而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的原住民，它可以为从反犹主义欧洲而来的犹太幸存者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伟大的巴勒斯坦，可以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家园。

我也注意到，本特威奇所观察的土地上，充斥着人口众多的贝都因人。而在那里居住的贝都因人，大部分都是没有产权的农奴。1897年，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简陋的小村庄里，他们的房子不过是泥土堆砌的小屋。贫困和疾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而对于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绅士来说，本特威奇是不会观察到他们的。

也有可能，本特威奇，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白种人，并不能平等地看待非白种人。他很可能轻易地说服自己：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更能给这片土地的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欧洲犹太人会医治这些居民，教化他们，培养他们。所有人会以一种高尚且有尊严的方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友邻。

但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观点：在1897年4月，还没有巴勒斯坦人民。那时的巴勒斯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觉，也没有民族运动这一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还在遥远的地域之外：在大马士革，在贝鲁特，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在巴勒斯坦，尚没有出现强烈的民族认同，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奥斯曼帝国的这些偏远之地没有自治权，巴勒斯坦也没有自治权。如果是一名来自大英帝国的骄傲公民，他将这片土地视作一块无主之地、一块犹太人可以合法继承的土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我还是要问，他为什么没有看见。毕竟，阿拉伯的码头工人在黎明时分叫醒了他，并用简陋的木船把他带上了岸。在雅法的集市上，他从阿拉伯商贩中穿行而过，也是阿拉伯人在他居住的雅法旅舍服侍他。在马车行进的途中，他可以看到沿途阿拉伯人的村庄，以及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居民。即便是在他自己的托马斯·库克马车上，也有阿拉伯向导、马夫和仆人。巴勒斯坦旅行指南手册特别强调了，拉姆拉城是由阿拉伯人兴建的，还有拉姆拉的白塔，也是阿拉伯风格。

随着我观察本特威奇在塔顶眺望那片土地时遗漏的视觉盲区，我完全理解了他的心思。我的曾祖父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因为如果他一旦知晓，他也许就不得不打道回府。而我的曾祖父，从不后退，所以，他选择了“看不见”，这样他才能继续前行。

……

所以，他继续前行。他召集了同行的朝圣者，登上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铁道是几年前一家法国公司修建的，发动机是现代化的蒸汽式，拉着设有舒适软座的车厢前行。当他为这新式火车展露的进步信号而兴奋时，窗外的景致更是震撼了他。透过法国人建造的车厢的宽大窗子，他看到了希伯来基色古城的遗迹（但他没有看到与阿布舒莎相邻的巴勒斯坦村庄）、莫迪因的英雄马加比家族坟墓（但没有看到巴勒斯坦村庄米迪）以及参孙纪念堂（但没有看到阿图罗）。他没有看到迪尔哈瓦，也没有看到哭泣教堂。我的曾祖父关注着通往耶路撒冷曲折峡谷中的古老荣耀，却并没有看到，在耶路撒冷周边辛勤耕种崎岖梯田的巴勒斯坦人民。

在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内心，有两股驱动他前行的力量：鲜活的历史记忆交织着不断进步的信仰，以及对历史荣耀激发起的实现现代化的决心的渴求。是的，他致力于解救正在沙皇暴政下的俄国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忘记1881年至1882年的乌克兰大屠杀和最近罗马尼亚迫害中的幸存者。但是，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圣经》和现代化。他真正的热情在于恢复先知文化，以及铺设电报线路。对于他而言，在神话般的过去和技术先进的未来之间，没有当下；在历史记忆和梦想之间，没有“这里”和“现在”。在我曾祖父的意识里，没有这块土地已有归属的概念，也没有那些站在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旁，挥舞着手，向穿着精致亚麻衣服的英国旅行者们问好的巴勒斯坦居民的位置。当他透过车窗望去，他们被湮没于圣经化的景观中。

当我跟着火车去往耶路撒冷时，我想到了斐迪南·玛利·德·雷赛布（Ferdinand-Marie de Lesseps），这位制订了用人工水渠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详细方案的驻埃及法国总领事，他建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来筹措资金，以实现他的计划。十年后，耗费巨大人力的苏伊士运河完工，雷赛布向19世纪证明了人的无限潜能——在那个时代，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理性进步面前，没有一座山峦可以成为障碍。

赫伯特·本特威奇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虽然，他不是笛卡尔的信徒，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雷赛布的精神仍然影响了他。他相信必然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合理方案。对于他来说，西奥多·赫茨尔就是犹太人问题中的德·雷赛布。赫茨尔制定了宪章，绘制了蓝图，并以建立股份公司的方式筹集了资金。赫茨尔将建立一个伟大的人为的民族国家，它将联结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并将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上演重大事件和标榜卓越丰功的舞台。

曾祖父的同伴们也非常兴奋。从黎明到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雅法、米凯维以色列、里雄莱锡安、拉姆拉、裘德平原以及通向耶路撒冷的峡谷。火车在缓缓前行，这些旅客利用这点时间翻阅起各种指南和参考书：贝德克尔、史密斯、汤普森、奥列芬特以及“秃鹰”气枪。当通过阿亚隆山谷时，他们重温了《圣经》里记述的发生在这里的伟大战役。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辨认出了哈斯摩尼人在伯和仑取得辉煌胜利的遗址。他们感觉自己正在穿越时空，回到了以色列之子光辉的历史纪元。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他们当中，有16位男士和5位女士，16个英国人，3个美国人，以及两个欧洲大陆人。只有3个不是犹太人，只有1个有钱人，几乎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自足、来自现代化社会并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的穿着有点古怪，思想天真，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恶意。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是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滋养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当中涌动的巨大暗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与技术——将彻底改变这片土地。而一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科技被他们的坚定信念浇灌成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步伐。这些强大的力量将夷平山岭、掩埋村庄，将一个民族替换成另一个民族。于是，当火车载着这些沉浸在阅读中的旅行者继续前行时，变革将不可避免。

……

在21名旅行者中，只有一人并不天真。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是一名知名作家，撰写过国际畅销书《犹太区里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hetto）。他言辞刻薄，明察秋毫，冷血无情。他并不赞同曾祖父仁慈的保守主义和浪漫的人道主义。他不自我欺骗，不刻意探究什么，也不对一切视而不见。所有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雅法、吕大、拉姆拉的巴勒斯坦城镇，也看到了卡比尔、沙拉番、哈迪塔、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他看到了所有的简陋房舍，以及至耶路撒冷沿线生活悲惨的村庄，也看到了在耕地上劳作、向驶过的法国火车挥手的农民。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赞格威尔将他看到的公之于世。在纽约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中，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将以“耶路撒冷已被占据”的事实震骇他的听众。他指出，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口密度足足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这位激进的锡安主义者，不仅仅公布了这个颠覆性的人口统计数字，他同样宣称：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不是依靠实施武力来赢得胜利的。赞格威尔做出了结论——因为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的子民们就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那样，用利剑驱逐占领地上的部族。”

赞格威尔的演讲被锡安运动者视为可耻的异端邪说。在1897年，甚至直到1904年，除了赞格威尔，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做出这样直率而尖锐的分析，并得出这样残酷的结论。演讲后，这位另类的作家被驱逐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但他将在几年后再次回归。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回归时，他继续向公众宣扬：“阿拉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占领那几公里的土地，‘收起帐篷，悄然离去’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习俗。就让他们现在证明吧……我们必须温和地说服他们踏上一段艰苦跋涉的旅程。”而这样的话，在当时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敢说出来。

但是，这一切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现在还为期尚早。1897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经历了漫长而刺激的火车旅行，本特威奇朝圣团终于抵达新建的耶路撒冷石式车站。我的曾祖父欣喜若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时间紧迫。他们抵达时正值逾越节，几小时之后将迎来自由的假期，犹太人将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庆贺节日。所以，在车站接受耶路撒冷老犹太区知名人士的欢迎后，他们匆匆忙忙赶往老城区。他们再一次被迫面对东方式的痛苦：黑暗曲折的小巷、肮脏的集市以及饥饿的民众。贫困的阿拉伯人以及世代居住在圣城里，和以慈善和祈祷为生的当地犹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惨的图景。然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哭墙（Wailing Wall）时，却为信徒们的虔诚所折服。在圣殿仅存的残垣前，信徒们哀悼着犹太民族在1 80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大胡子犹太老人唱起苍凉的挽歌，深深地触动了他们。

这些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他们的美国、欧洲大陆同伴惊讶地发现，同样的渴慕与哀切如洪水般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潦草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塞入哭墙的缝隙中。因为时间不足，本特威奇催促着气喘吁吁的朝圣者们赶紧前行，穿过黑暗曲折的幽巷，来到卡米尼兹旅馆，在那里，将为他们举办逾越节的家宴。接着，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赶往大卫城以及大卫冢，然后转去险峻的橄榄山。无论朝圣者们走到哪里，所见都是惊人的对比：过去的辉煌图景与现今的贫困肮脏并立于世。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拥有令人窒息的美丽，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被贫困生活所折磨。年轻的男孩们苍老如翁叟，疾病与贫穷无处不在。

逾越节后的第二天，他们向北方进发。这可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兄弟展示他们杰出才能的时候了。在收取每名乘客44畿尼的费用后，这家著名的旅游公司提供了马和骡子一共100匹，包括免费的英式马鞍和专门为女士铺垫的横式马鞍，以及优质的白色印度帐篷，还派遣了超过48名仆从，包括1个屠夫、1个厨师和1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生。每天早晨，备好的英式早餐端上餐桌，午餐打包进手工编织的野餐篮子里，晚上则会享受一流的美食，包括热汤、两种肉类或家禽类主食和三款不同的甜品。

从1897年4月20日至27日，赫伯特·本特威奇带领着欢乐的殖民地车队穿过了这片土地。从耶路撒冷到贝特埃尔，从贝特埃尔到希洛城，从希洛城到纳布卢斯，从纳布卢斯到杰宁，途经唐谷。离开杰宁，他们经由伊兹拉山谷前往他泊山；从他泊山出发，他们沿着哈丁战役遗址来到太巴列。他们又在加利利海沿岸花了两天时间，然后，乘船前往迦百农，再从迦百农到罗什平纳，又从罗什平纳沿约旦河直至它的源头，然后去了黑门山、大马士革和贝鲁特。

这是殖民主义吗？如果一个生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些照片看上去有种罪恶感：白色的猎装，软木帽，带托马斯·库克标志的帐篷。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同样摆脱不了嫌疑，遣词造句没有歧义，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这些赫茨尔锡安主义者还寻求帝国的支持，作为自己行动的强力后盾。他们不断地向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申请。他们需要一个主流欧洲强国的支持，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将锡安主义付诸行动。他们希望西方可以驯服这块阿拉伯土地。他们希望这块阿拉伯的土地被西方收缴，于是，一个欧洲问题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域得到解决。

可是，本特威奇代表团谋求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而是为了拯救一群受迫害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正代表帝国，而是一群被剥夺权利的人苦心寻求帝国的帮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他们不是为了盘剥这片土地，而是为了开发。除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剥夺和驱逐。

所以，当我观察这些坐在质地考究的英式马鞍上的绅士们，以及在横式马鞍上摇摇欲坠的淑女们时，我看不到任何罪恶，我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睥睨、抢夺穷人羔羊的企图。尽管，他们的设备是殖民式的，习俗也是殖民式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并不属于任何一股殖民势力。尽管，他们的外貌、思想和行为举止是欧洲式的，但是，他们也不代表欧洲。恰恰相反，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他们站在这里代表了另一群被欧洲迫害的终极受害者。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一代是属于被解放的犹太人中的一代，他们热爱欧洲，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摆脱了禁锢他们几百年的犹太区，他们昂首前行，热情拥抱开明的欧洲——使这片大陆富足，也使自己富足。然而，当19世纪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犹太人意识到，欧罗巴并不像他们热爱它那样热爱着自己。对于这些新解放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欧洲宛如一个代孕的母亲，他们尊敬她、崇奉她、爱慕她，他们给她一切所能给的，然而，突然，这些全心投入的儿子们发现欧洲母亲不想接纳他们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眼中的这些儿子们就有了一副新的、古怪的模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异味，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儿子看出了母亲眼里跳动的疯狂与忍耐，于是，他们知道，是时候离开，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耶路撒冷一行后，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日记突然中止了。也许，巨大的疲劳终于把他压垮，又或者，他太兴奋了。有一个目击者称，本特威奇不小心跌进了当地的刺梨仙人掌丛，那些细小的尖刺令他痛苦不堪，几乎不能安坐，更别提写些什么了。但是，其他同伴的记录却描述道：离开之前，本特威奇从斯高帕斯山望向耶路撒冷，暮色中的圣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仍久久沉浸于那幅图景不能自拔。就在第二天，这位朝圣者中的领袖又沉迷于可怕、古老而又静谧的塞巴斯蒂安遗迹。他被同《圣经》描述如出一辙的撒玛利亚景色深深感动：阶梯状的丘陵，橄榄树的园子，沉静的山间幽谷。他还看到了神奇的基利波山。而最令他难忘的，当属那日落时分，被连绵赤色山岭环绕的加利利湖，以及他在清晨悠悠荡桨于静谧湖水中的经历。

我注视着我的曾祖父，带领着有100匹马拉着的车队一路上行，从加利利海到金农沙山谷中的胡拉湖，又从胡拉湖到巴尼亚斯的山泉，白雪皑皑的黑门山顶就悬在他们头顶，距离他们那样近。就像20世纪距离他们那般近一样。而我的曾祖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而在紧接其后的下一个50年，为了恢复民族主权，犹太人又将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现在，一切还很平静，这片土地还享有和平。你可以听到马儿翻越黑门山时哒哒的蹄声，载着沉思的绅士和安静的淑女。我的曾祖父回头，最后一次望向这片土地：那宁静的加利利，湖水魔幻般涌动，还有那带着惊人预示的哈丁战役遗址。这片土地还没有被他未来的事业所波及，这片土地还没有被犹太人的贪婪和绝望所颠覆。

赫伯特·本特威奇赶不上参加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了。尽管他会出席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但是，不能在1897年赫茨尔召集的历史性集会上做报告，这是一个遗憾。不过，只要回到伦敦，他会毫无保留地陈述和撰写他的一切经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他这样宣称，并与锡安的评论家们辩论，坚持巴勒斯坦完全适合“数百万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只需要克服极小的苦难并怀揣希望，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未来的辩论中，我的曾祖父会占尽上风。在朋友和同伴的帮助下，他会在欧洲最重要的首都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一股坚强势力。巴勒斯坦朝圣之行20年后，他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团与英国王室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会晤。那时，这位年迈、高贵的律师已成为旧时代古董式的标识，但是，出于荣誉和礼仪，他仍然被邀请参与早期的谈判进程。半年后，1917年11月2日，谈判诞生了著名的、仅有70字的《贝尔福宣言》，它以信件的形式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寄送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勋爵：

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地代表英王陛下将下述对锡安主义者之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达给您，该宣言业已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做出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群的公民权利及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政治地位的行为。”

蒙您向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晓以此宣言，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

这就是本特威奇的巴勒斯坦之旅，短暂而匆忙，甚至有点荒诞，但却改变了我曾祖父的一生。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重拾维多利亚绅士式的做派。他不再满足于从事法律事务，演奏室内音乐，阅读莎士比亚，把他的九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培养成伦敦式的淑女和绅士。12天的耶路撒冷之行，令本特威奇难以继续在伯青顿的海滨别墅里享受舒适的优越生活。在肯特郡的海岸线上竖有一座灯塔，本特威奇就长久地对着它吐露心声。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被巴勒斯坦的神秘魅力所征服。到191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女儿和女婿将在雅科夫的殖民地葡萄园修建起一座豪宅；1920年，他的儿子将出任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第一位检察总长；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在基色山和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建立第一个英裔犹太人殖民地；1929年，年迈的本特威奇终于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直到三年后去世。这位家族的领袖被埋葬在斯科普斯山西坡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旁，不远处，就是他在1897年4月回头眺望日暮下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故地。

回到那时，火轮载着本特威奇一行从耶路撒冷返回伦敦，船正划过幽暗的海水驶向君士坦丁堡。5月的夜晚酷热难耐，我的曾祖父站在甲板上，凝视漆黑的海水以及席卷而来的白色泡沫。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也只隐约地预见到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将发生的改变。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有限了。不过，他的确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另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当“奥克苏斯”号出现在雅法的港湾，当它缓缓泊岸，当所有的人走出船舱登上那片土地时，的确有什么发生了——这改变伟大，而又可怕。 jpbQMPllTZqqPU/gpbxMv8Ev9D9gx7y8NLsXYolglheqHstqsQ/PFI9sa1noaz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