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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她十五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献给爸爸》。这让她跻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女诗人的大排行末位。从那时起，她就成为席美娜·圣迭戈以及苏珊娜·莱斯卡诺·拉菲努尔——20世纪初拉普拉塔河两岸高雅抒情诗的两位女霸主——家中沙龙的常客。正如人们所料，她早期的诗表达亲情、宗教思想和花园。有时冒出想当修女的念头。学会了骑马。
1917年认识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牧场主兼实业家。让大家吃惊的是二人相识仅寥寥数月就结婚了。根据那时的历史资料证明，门迪鲁塞瞧不起文学，尤其是诗歌，他缺乏艺术感觉（虽然也常常去看歌剧），说话的水平与他农场里的雇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在同一水平线上。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说不上漂亮。不管怎样，他拥有无限的财富是毫无争议的。
埃德米拉·汤普森的朋友们都说，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婚事。但实际情况是她因爱情而成婚。是一种无论是她还是他都一直说不清楚的爱情，让他俩白头到老。
许多早期成名的女作家往往因为结婚而结束了创作生涯，但埃德米拉相反，婚事让她下笔更加熠熠生辉。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了自己的文艺沙龙，与两位女霸主的沙龙一争高下。她保护了一批年轻的阿根廷画家，不仅购买他们的作品（到了1950年，她的阿根廷雕塑艺术画廊，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的确是阿根廷共和国收藏最多、内容最奇特的画廊之一），而且常常带着青年画家们去她位于阿苏尔
的农庄，让他们远离闹市并且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安安静静地作画。她创办了南方油灯出版社，该社出版了五十多部诗集，其中许多作品是献给她的，称赞她是“土生白人文坛的善良仙女”。
1921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我的一生》，是一部田园牧歌般稍嫌平淡的自传，没有闲话，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和诗论。与作者的期待相反，《我的一生》平平淡淡地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书店的橱窗里。埃德米拉感到沮丧，遂在两个小儿子和两个女佣的陪同下，拉着二十多个行李箱，动身去欧洲了。
她参观了卢尔德和一些大教堂。教皇接见了她。她乘坐帆船周游了爱琴海列岛，在一个春天的正午到达了克里特岛。1922年，她在巴黎出版了法文和西班牙文儿童诗集。后来回到了阿根廷。
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埃德米拉感觉在自己的国家里不舒服。有一家报纸对她新诗集（《欧洲的1923年》）采取了指责的态度，说她华而不实。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路易斯·恩里克·贝尔马尔博士说她是“闲极无聊的幼稚的贵妇人，应该把精力花在慈善事业上，花在那些在祖国大地上乱跑的小叫花子的教育上”。埃德米拉回击批评的方式是，以文雅大方的姿态邀请贝尔马尔博士和别的评论家参加她的沙龙聚会。出席聚会的只有四位饿死鬼式的专栏作家和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受到冷落的埃德米拉于是跟少数几位忠诚的追随者躲进了阿苏尔的农庄。她在安静的农庄一面听着穷苦勤劳的人们说话，一面创作新诗，准备回击那些诋毁她的评论家。《阿根廷时刻》（1925）从问世之日起就掀起了争执不下的轩然大波。在新诗里，埃德米拉一反往日静默沉思的风格，发动了进攻。她攻击评论家，攻击女文人，攻击文化生活中充斥的堕落现象。她主张回到本源：农活和荒蛮的南方边境。她不再写缠绵的情话。埃德米拉要写史诗、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到了歌颂祖国的时候，她绝对不会手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本书都是成功的。然而为了表示谦虚，刚刚品尝了作品被认可的甜蜜滋味不久，她就再次动身去欧洲了。陪同她的有两个儿子、两个女佣和作为私人秘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哲学家阿尔多·卡罗索内。
1926年她在众人的陪伴下周游了意大利。1927年门迪鲁塞加入了进来。1928年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在柏林出生，取名露丝·门迪鲁塞，一个四公斤半重的可爱女孩。德国哲学家豪斯霍费尔答应为露丝做洗礼教父，参加洗礼仪式的有德国和阿根廷的文化精英，连续庆祝三天，最后在拉特诺
附近的森林里为答谢豪斯霍费尔举办一场小鼓独奏会，由音乐大师蒂托·巴斯克斯表演，轰动一时。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返回阿根廷的时候，埃德米拉和她的几个孩子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后来，希特勒抱了小露丝，还说：“真是一个绝妙的女孩。”）他们合影留念。这位帝国未来的领袖给阿根廷女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时，埃德米拉送给希特勒几本她的作品以及一册精装的《马丁·菲耶罗》
。希特勒表示衷心感谢，请她当场翻译一首她自己的诗。在卡罗索内的帮助下，她得以完成这件事情。希特勒听了表示满意。这些诗句完美无瑕，意义深远。埃德米拉很高兴，希望希特勒出出主意：她的两个大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才好？希特勒推荐了一所瑞士寄宿学校，但补充说最好的学校是生活本身。接见结束后，埃德米拉和卡罗索内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
1930年是旅行和冒险的一年。埃德米拉在卡罗索内、小女儿（两个男孩已经寄宿在伯尔尼的一所贵族中学里了）以及两个来自潘帕斯草原的女佣陪同下，游览了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她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或者说神经发作，迫使她在旅馆里卧床三日）、大马士革、巴格达……
她脑海里翻腾着好几个计划：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准备成立一家新出版社，翻译欧洲思想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她梦想研究建筑学，设计宏伟的学校，将来建在阿根廷那些尚未开化的地方；她希望创办一个为家贫而有艺术才华的姑娘们能实现艺术理想提供帮助的基金会，以纪念她的母亲。渐渐地一部新书开始在她心中成形。
1931年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落实上述计划。办了一本杂志，取名《现代阿根廷》，由卡罗索内领导，发表新诗和新散文，但也不排斥政治文章、哲学随笔、电影评论和社会问题研究。这本杂志的问世适逢她新作《新泉》出版。《现代阿根廷》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新泉》。这本新书一半是游记，一半是哲学论述，是对当代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命运的反思，同时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非常多产：写了一些新书，交了一些新朋友，多次外出旅行（走遍阿根廷北部，骑马穿越玻利维亚国境线），在出版方面有大举措，在艺术方面有新感受（1935年写出了歌剧台本《被救赎的农妇安娜》，从而在哥伦布剧场首演时舆论界褒贬不一，在观众间引发了言语和肢体冲突），画出了一系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风景画，与乌拉圭戏剧家文塞斯劳·哈塞尔合作把三部剧作搬上了舞台。
1940年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逝世。“二战”的爆发让埃德米拉旅欧之梦未能实现。她痛不欲生，亲自撰写讣告，阿根廷各大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加以刊登。讣告的下方署名：门迪鲁塞的遗孀——埃德米拉。正文很自然流露出她那时精神状态的不稳定。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和讽刺，更引起了阿根廷文化界多数人的蔑视。
她再次遁入农庄，陪伴她的有小女儿、永不分离的卡罗索内和青年画家阿蒂略·弗兰凯蒂。上午，她或写或画。下午，她或独自散步，或者用几个小时读书。读书和善于描绘内心世界的才干成就了她的新作——最佳作品《坡的房间》（1944），它预先展示了“新小说”和后来许多先锋派作品的特点，并且为门迪鲁塞的这位遗孀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美洲文坛上赢得了声名。故事是这样的：埃德米拉阅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家具的哲学》。这部作品让她兴奋，觉得在装饰问题上找到了知音。围绕这话题，她与卡罗索内以及弗兰凯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弗兰凯蒂严格遵照坡的指示，作了一幅画：一个长约30英尺、宽25英尺的椭圆形客厅，有一扇门，另一端有两扇窗户。家具、墙纸、窗帘、帷幕都由弗兰凯蒂极精确地绘制出来。但是，精确不精确，埃德米拉觉得无所谓，重要的是再现坡房间的本色。为达此目的，她派人在农庄的花园里按照坡所描绘的那样建造一个房间；接着，派遣她的代理人（古董商、家具商和木匠们）去寻找《家具的哲学》中描写的器具。寻找的结果仅仅完成了如下一半：
——落地大窗，安装在深深的凹槽里。
——深红色窗玻璃。
——宽大的红木窗框。
——凹槽内侧代替窗帘的是银丝制成的椭圆饰物，它与窗户的形状一致，呈小皱褶状，松松地悬挂着。
——凹槽外侧，有非常厚的深红色丝质窗帘，镶有金丝网边，衬里有银丝套，构成外层的帷幕。
——帷幕的褶子沿着天花板与墙壁的交界线下走遍整个金色的屋檐。
——帷幕的拉开与关闭由一条粗粗的金色绳子操作，绳子松松地垂在一边，顶端是个简单的绳结；没有钉子和类似的什么装置支撑。
——帷幕和帷幕缘饰的颜色，就是说深红加金色，大量地出现在各处，决定了房间的“性格”。
——萨克森
地毯有半英寸厚，底色也是深红色，突出了金绳的颜色（与帷幕边缘的金绳相似），在底色的基础上金色微微凸起，构成一系列不规则的交叉曲线。
——壁纸为银灰色，布满了小小的阿拉伯式图案，也以深红为主，但没有那么浓艳。
——画很多。主要是风景画，富有想象力，例如，斯坦菲尔德画的仙女洞，或者查普曼画的迪斯默尔沼泽的湖。但是，也有三四个轻飘飘的美女头像，是萨利
风格的画像。所有画品的色调都是暖色的，但有阴影。
——没有小幅作品。因为小画会给一个房间带来“污点”，会给这些精心润色的漂亮艺术品增添瑕疵。
——画框宽大，没有纵深；做工精雕细刻，透亮而精美。
——画品全部巧妙地贴在墙壁上，不用绳索悬挂。
—— 一面不大不小的椭圆镜悬挂在无论谁坐在什么位子上都映照不出身影的地方。
——座位是两张蒙着红丝绸的红木长沙发，红绸上面绣着金花；还有两把同样是红木的轻便椅子。
——还有一架同种木料的钢琴，没有罩丝绒套，琴盖是打开的。
——沙发附近有一张漂亮的大理石八角桌，镶有金边。桌子上没有任何桌布。
——四个塞夫尔生产的大花瓶，里面露出美丽的鲜花，占据着房间椭圆形四角。
—— 一座高大的枝形烛台，安装着香油古灯，竖立在一把躺椅附近（躺椅是坡的朋友、漂亮房间主人睡觉的地方）。
——带有金边的轻巧搁板用带有金色流苏的深红绸带吊起来，上面放着两三百本精装书。
——除去一盏阿尔甘灯
（有红色透明玻璃灯罩）用一条精美的金链悬挂在高高的拱顶上之外，没有别的陈设了，只剩下灯亮儿投射在所有物件上平静而魔幻般的光线。
阿尔甘灯并不难购得。购置窗帘、帷幕、地毯和躺椅也不难。壁纸有些问题，但门迪鲁塞的遗孀拿出弗兰凯蒂特别设计的样图直接交给工厂生产也就解决了。斯坦菲尔德和查普曼的画作难以觅得，但是画家弗兰凯蒂和画家的朋友阿图罗·贝拉斯科—— 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联手作画，满足了埃德米拉的愿望。红木的钢琴也有些麻烦，但后来也都一一解决了。
房间大功告成，埃德米拉认为应该动笔了。《坡的房间》的第一部分描写房间的细部。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内部设计的高雅风格，以坡的某些观念为出发点。第三部分是房子修建在阿苏尔的农庄花园草坪上的过程。第四部分详细描写寻找家具的经过。第五部分再次描写房间重建的过程，与坡描写的房间相似但有区别，特别强调光线、深红色彩、每件家具的来源和保存的状态、画作的质量（埃德米拉对每幅作品逐一描述，不吝笔墨，不忽略细节）。第六部分是最后也是最短的部分，描绘了坡的那位朋友、那位睡觉的先生的模样。有些评论家也许过于敏感，认为那位朋友就是刚刚过世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
这部作品出版后的反应平平淡淡。但是，这一次，埃德米拉对自己写的内容非常自信，那些表示不理解的意见几乎对她没有影响。
1945到1946年间，她的对手们说，她常去无人的海滩和秘密的小海湾，那里是阿根廷欢迎秘密游客的地方，那些人去找德国舰队司令指挥的潜艇残骸。有人还说，《阿根廷第四帝国》杂志以及后来问世的同名出版社的资金都是埃德米拉提供的。
1947年《坡的房间》增补修订版问世。这一次书中插入了弗兰凯蒂画作的复制品：从门口角度看房间。只能看到那位睡觉朋友的半张脸。那人的确有可能是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或者也有可能只是个魁梧的男人。
1948年在保留《现代阿根廷》杂志的同时，她又创办了新杂志《土生白人文坛》，但是把领导权交给了儿子和女儿——胡安和露丝。不久，她去了欧洲，直到1955年方才回国。有人说她是因为与埃娃·庇隆结怨甚深不得不长期住在国外。但是，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显示埃维塔与埃德米拉经常合影，有时在酒会上，有时在招待会上，有时在庆祝生日的晚会上，有时在首演之夜，有时在体育运动会上。埃维塔可能从来没翻阅过（或者最多读了不过十页）《坡的房间》。埃德米拉则肯定不认可这位总统夫人的社会背景。但是，的的确确有第三方的文件和信件证明这两位女士都参与了共同的计划，比如，创建一座大型博物馆（由埃德米拉和年轻的建筑师乌戈·博西设计），用于展览当代阿根廷艺术，为参展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现代画家们提供全部食宿服务，这是世界上的大博物馆中见所未见的设施，也避免了阿根廷艺术家移民到巴黎或者纽约去。有人还说到了一份由这两位女士共同撰写的电影剧本，是关于一位年轻花花公子（将由乌戈·德拉卡里尔主演）的生平与不幸事件，但是这个剧本就像别的很多东西一样丢失不见了。
实际情况是埃德米拉直到1955年才回到阿根廷，那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坛冉冉升起的明星是她女儿露丝·门迪鲁塞。
埃德米拉后来出版的作品并不多。1962年她的《诗集》第一卷问世；1979年第二卷出版。1968年出版了她的一部回忆录《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是与她忠实的朋友卡罗索内合著的；1972年出版了一本短篇故事集《欧洲的教堂与公墓》，展示了她杰出的判断力；还有一部她青年时期未发表的诗选《热情》（1985）。这样就收齐了她晚年创作的全部作品了。
尽管岁月不饶人，她对艺术事业的鼓动与提携新人的工作始终没有减少。在不计其数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位门迪鲁塞遗孀写的序言和后记，或者给某人的汇款；同样还有不计其数的初版著作的出版费用是由她支付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胡利安·里科·阿纳亚写的长篇小说《古老的心和年轻的心》，这部作品在阿根廷国内外都掀起了热议；还有卡罗拉·莱伊娃的诗集《无形的修女》，它给阿根廷某些小圈子围绕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以来诗歌的徒劳争论画上了句号。在资助出版的著作中，不能不提到《阿根廷港口的孩子们》，这是一部关于马岛战争有些夸张的回忆录，作者是当过兵的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他以此跻身于阿根廷文坛。还有就是《镖与风》，一本作品选，作者是一位家境优裕的青年诗人，它的美学追求就是不使用同音重复、不和谐音以及日常粗话，该书由胡安·门迪鲁塞作序，出乎意料地畅销。
埃德米拉的晚年是在阿苏尔的农庄度过的，有时关在坡的房间里打盹，梦回过往，有时在主楼的宽大阳台上埋头读书，或者欣赏风景。
她直到临终前头脑依然清醒（用她经常说的话是“狂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