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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夫鲁特在村里时

这个世界要是说话，会说些什么？

为了理解麦夫鲁特的决定、他对拉伊哈的依赖以及他对狗的恐惧，现在让我们回到他的童年时代。麦夫鲁特 1957 年出生在科尼亚省的贝伊谢希尔镇杰奈特普纳尔村，十二岁之前，他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庄。 1968 年秋天小学顺利毕业后，他以为就像和自己同样情况的其他孩子一样，他也会去伊斯坦布尔，在爸爸身边读书，跟爸爸一起谋生。可爸爸不要他去，他只好留在村里做起了羊倌。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想，那年爸爸为什么执意让他留在村里，但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他的两个朋友，伯父的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伊斯坦布尔，因此麦夫鲁特度过了一个孤独、忧伤的冬季。他做羊倌，赶着八九只羊沿着溪流溜达，看着远处无聊的天空、路上的大巴、卡车、飞鸟和杨树，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

有时，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杨树叶在风中颤抖，感觉那是杨树在给自己传递某种信息。有些树叶把深色的一面、有些则把泛黄的一面呈现在麦夫鲁特的眼前。就在那时，似有似无的一阵微风拂过，把深绿色叶子变黄的一面和泛黄叶子深绿色的一面呈现出来。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干树枝一根根收集起来，等里面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把树枝堆成一堆点燃。当树枝完全燃烧起来时，他那只名叫卡米尔的狗就会高兴地围着火堆跑两圈；麦夫鲁特坐下烤手时，狗也在不远处趴下，像麦夫鲁特那样，一动不动、久久地看着火苗。

村里所有的狗都认识麦夫鲁特，即便他在最寂静、最黑暗的夜晚出村，也不会有一只狗冲他号叫，麦夫鲁特也因此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村庄。村里的狗只会对村外来的危险和陌生的人狂吠。如果一只狗冲着村里的一个人叫，比如麦夫鲁特最好的朋友，他伯父的儿子苏莱曼，其他人就会调侃道：“苏莱曼，魔鬼附身了，你在想坏事！”

苏莱曼： 村里的狗其实从来没冲我叫过。现在我们举家迁去了伊斯坦布尔，我很伤心，因为麦夫鲁特被留在村里，我很想念他……但是村里的狗对我的态度，和它们对麦夫鲁特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这点我要申明一下。

有时麦夫鲁特和他的狗卡米尔让羊留在山下吃草，他们则爬上山坡。当麦夫鲁特从高处俯瞰坡下一览无余的风景时，心中的一些美好愿望便会慢慢苏醒，比如生活、幸福、在这世上拥有一席之地。有时他幻想爸爸坐着大巴从伊斯坦布尔回来把他带走。山下羊儿吃草的平川，在溪流转弯处被高耸的岩石阻断。有时，他还会在平川的另一头看见袅袅烟雾。他知道，烧火的是邻村居米什代莱的孩子，他们和自己一样是一群没能去伊斯坦布尔读书的小羊倌。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上午，麦夫鲁特和卡米尔爬上山坡，能够看见居米什代莱村的小房子、可爱的白色清真寺和尖细的宣礼塔。

阿卜杜拉赫曼： 因为我就住在那个村，也就是居米什代莱村，所以我找到了马上进入话题的勇气。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这些生活在居米什代莱、杰奈特普纳尔和周边其他三个村庄里的人大多一贫如洗。我们冬天在杂货店赊账，艰难度日熬到春天。开春后，我们村里的一些男人会去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当中有些人没钱，瞎子杂货店的老板还帮我们购买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车票，然后在账本的最上面记下我们欠他的车票钱。

1954 年，从我们村去伊斯坦布尔的高个宽肩的巨人尤瑟夫先做了建筑工人，后来碰巧成了一个卖酸奶的人，他沿街叫卖酸奶挣了很多钱。他先招呼了他的兄弟、堂兄弟们去伊斯坦布尔，和他一起住单身汉房、一起干活。一直到那时，我们这些居米什代莱的人对酸奶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去了伊斯坦布尔就卖酸奶。我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是在二十二岁服完兵役后。（因为违纪、逃跑、被抓、挨巴掌、蹲监狱，我的兵役服了四年。但别误会，我比任何人都更爱我们的军队和尊敬的长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人把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绞死的。他呢，之前开着他的凯迪拉克轿车不分早晚在伊斯坦布尔满街转悠，下令拆除了所有挡住他去路的旧房子和老宅邸，开辟了宽阔的马路。

穿梭在城市废墟间的小贩们其实有很多生意可做，但我没能胜任小贩这个营生。我们那里的人个个都健壮有力、骨骼坚固、肩膀宽厚。可我呢，又瘦又弱，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相遇，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了。

不分早晚地挑着两头挂了二三十公斤酸奶罐子的扁担满街跑，我被压弯了。另外就像很多卖酸奶的一样，为了再多挣一点，我还在晚上出去卖钵扎。不管你一个新手挑什么，扁担都会在卖酸奶人的肩上、颈背上留下老茧。我身上没有老茧，因为我的皮肤像天鹅绒一般光滑，起初我还沾沾自喜，可后来我发现该死的扁担给我造成了更坏的后果，我的脊柱被压弯了。我去了医院，排队等了一个月后才看上医生，医生让我立刻放弃挑扁担。当然了，为了挣钱，我放弃了医生，而不是扁担。这样我的脖子就歪了，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从“姑娘·阿卜杜希”改成了“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这也让我很伤心。在伊斯坦布尔，我远离我们村的人，但我时常看见麦夫鲁特那脾气暴躁的父亲穆斯塔法和他的伯父哈桑，他们在街上叫卖酸奶。为了忘记脖子上的疼痛，我开始喝拉克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完全放弃了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一套房子、一座一夜屋、财产、存钱的梦想，稍稍玩乐了一番。我用在伊斯坦布尔挣的钱回村买了一些地皮，娶了村里最贫困，最无依无靠的姑娘。我从伊斯坦布尔得出的教训是，一个人如果想在那里立脚，他一定要有至少三个儿子，能够像士兵那样带在身边，像工人那样使唤干活。我想过，如果我有三个像狮子一样的儿子，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在城外的第一个山头上造起我自己的房子，攻克城市。但在村里出生的不是三个儿子，而是三个女儿。我在两年前彻底回到了村里，我很爱我的女儿们。让我马上把她们介绍给你们：

维蒂哈。 我希望第一个儿子像狮子一样威严、勤劳，我给他取名叫维迪。很可惜，她是个女儿。我就叫她维蒂哈了。

拉伊哈。 她很喜欢爬到爸爸的怀里，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

萨米哈。 她很机灵，不停地抱怨啼哭，不到三岁就在家里蹒跚走路了。

在杰奈特普纳尔村的家里，麦夫鲁特有时晚上和妈妈阿提耶和两个十分爱他的姐姐一起坐着，给在伊斯坦布尔的爸爸写信，让他从伊斯坦布尔带回类似鞋子、电池、塑料夹子、肥皂等东西。爸爸是文盲，很少给麦夫鲁特回信，他们要的东西大多也带不回来，他总是说：“村里的瞎子·杂货店里有更便宜的。”对此麦夫鲁特的妈妈有时会在家里埋怨说：“穆斯塔法，我们要那些东西不是因为瞎子·杂货店里没有，而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给爸爸写的那些信，让写信去问某人要一样东西的想法，深深印刻在了麦夫鲁特的心灵里。 写信问远处的某人要一样东西 分三种情况：

1. 人们真的想要一样东西，只是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2. 人们正式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时候人们其实有一点明白他们想要什么。

3. 信件，是一种由 1 和 2 的灵魂培育出来，然而又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神奇文本。

穆斯塔法： 5 月底我从伊斯坦布尔回来时，给女儿们带回了做裙子的印有紫色和绿色花朵的布料，给他们的妈妈带回了麦夫鲁特在信里写的圆头拖鞋和 Pe-Re-Ja 古龙水，给麦夫鲁特的是他要的玩具。麦夫鲁特看见玩具后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谢谢，让我很生气。他妈妈在一旁说：“他要的是水枪，是村长儿子玩的那种……”他妈妈说这话时，他的两个姐姐在一旁偷笑。第二天，我和麦夫鲁特去了瞎子·杂货店，我俩把赊账本上的每一笔都捋了一遍。我不时恼火地埋怨道：“这恰姆勒加口香糖哪来的？”因为是他自己赊的账，所以麦夫鲁特低下了头。我对瞎子·杂货店老板说：“下次别给他口香糖！”可是自作聪明的瞎子却回答道：“明年冬天让麦夫鲁特去伊斯坦布尔上学吧！他的脑袋瓜擅长算账做算数，让咱们村也出一个上大学的人。”

麦夫鲁特的爸爸去年冬天在伊斯坦布尔和哈桑伯父之间产生不和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哈桑和他的两个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在去年 12 月最冷的日子里，离开了他们和麦夫鲁特爸爸合住在库尔泰佩的房子，搬去了他们在对面山头杜特泰佩一起建成的房子，留下他爸爸一人。随后，哈桑伯父的妻子萨菲耶，也从村里来到这个新家照顾他们，她既是麦夫鲁特的姨妈，也是他的伯母。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穆斯塔法为了不孤单，可能会在秋天把麦夫鲁特带去伊斯坦布尔。

苏莱曼： 尽管我的爸爸和穆斯塔法叔叔是亲兄弟，但我们两家用不同的姓氏。依照阿塔图尔克的指令，在所有人开始为自己选择姓氏的那些日子里，从贝伊谢希尔来了一个牵着毛驴的人口登记员，他用毛驴驮来了很多大本子，把每个人一一选出的姓氏在最后一天登记到大本子上。轮到我们的爷爷时，他想了很久后说，就用“阿克塔什” 吧。爷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是一个受尊敬的人，一生没离开过贝伊谢希尔。他的两个儿子，和往常一样正在他身旁打架。“请您把我的姓写成卡拉塔什 。”穆斯塔法叔叔固执地说道。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当然，无论是爷爷还是登记员都没搭理他。固执且叛逆的穆斯塔法叔叔在多年以后，在让麦夫鲁特去伊斯坦布尔上中学之前，去了一趟贝伊谢希尔，让法官把他们的姓氏改成了卡拉塔什。这样一来，我们的姓氏还是阿克塔什，麦夫鲁特他们的就变成了卡拉塔什。我叔叔的儿子麦夫鲁特·卡拉塔什非常渴望这个秋天能来伊斯坦布尔上学。但是，无论是在我们村还是周围的村庄，那些以读书的名义被带去伊斯坦布尔的孩子里，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高中毕业。在我们那将近一百个村县里，只有一个孩子考进了大学。后来这个戴眼镜的“老鼠”去了美国，之后就杳无音讯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但因为他改了名字，所以他们也没法确认他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老鼠”。依我看，这个混蛋早就变成基督徒了。

夏末的一个傍晚，麦夫鲁特的爸爸拿出一把生锈的锯子，这把锯子麦夫鲁特从小就认识。他把儿子拉到老橡树下，他们一起慢慢地、耐心地锯下了手腕粗细的一段树枝，长长的树枝稍微有点弯曲。他爸爸先用面包刀，随后又用小刀把树枝上的小叉枝一根根削干净。

“这将是你当小贩用的扁担！”他说。他从厨房拿来火柴，让麦夫鲁特点起了火。他在火上用烟慢慢地熏烤节疤，让扁担弯曲变干。“一次不行，一直到夏末，你都要让它晒太阳，还要在火上慢慢转动着把它烤弯烤干。这样，它就能够像石头一样坚硬，还像天鹅绒那么光滑。来看看，跟你的肩膀是不是服帖？”

麦夫鲁特把扁担放到肩上，他恐惧地在后颈和肩上感到了扁担的坚硬和火烫。

夏末，去伊斯坦布尔时，他们随身带了一小麻袋塔尔哈纳 和干红辣椒，好几袋碾碎的干小麦和薄煎饼，好几篮子核桃。碾碎的干小麦和核桃是他爸爸准备拿去送给一些公寓楼看门人的，为的是让他们对自己友好一点，允许他乘坐电梯。他们还带了要拿去伊斯坦布尔修理的手电筒、他爸爸爱用的带回村里的茶壶、准备铺在家里泥土地面上的草垫，还有另外好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那些被塞得满满的塑料袋、篮子，在一天半的火车旅途中从堆挤的角落里散落出来。麦夫鲁特沉浸在眼前车窗外的世界里，想念着他的母亲和姐姐，可他还得不时在车厢里追赶捡拾那些从袋子里滚落的鸡蛋。

在窗外的世界里，麦夫鲁特看见了无数倍于自己在十二年生命里看到过的人、麦田、杨树、公牛、桥梁、毛驴、房子、山脉、清真寺、拖拉机、文字、字母、星星和电线杆。不断扑面而来的电线杆有时让麦夫鲁特头晕目眩，他把头靠在爸爸的肩膀上睡去。醒来时，他发现窗外的金色麦田、阳光下的麦垛消失了，一切全都被包围在紫色的岩石之间。在他之后的梦里，他看见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一座由这些紫色岩石组成的城市。

就在那时，他看见了一条绿色的溪流和好些绿树，他感觉自己灵魂的颜色也随之改变了。他想，这个世界要是说话，会说些什么？有时火车仿佛没有一丝移动，窗外的整个世界在麦夫鲁特看来，犹如列队行进中的画面一闪而过。每次看见一个站名，他都兴奋地大声念给爸爸听，“哈马姆……伊赫萨尼耶……多埃尔……”当他被车厢里浓重的蓝色香烟烟雾熏出眼泪时，就像醉鬼那样摇摇晃晃地走去厕所，艰难地打开锁扣，透过金属蹲便器的排污口注视铁轨和石子。从排污口传来车轮有力的嗒克嗒克嗒克声。回去的时候，他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麦夫鲁特喜欢看车厢里熟睡的女人、啼哭的孩子、玩纸牌的人、让整个车厢充满蒜味的吃蒜肠的人、做礼拜的人、拥挤的人群。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你在厕所里干啥了？”爸爸问道，“厕所里有水吗？”

“没有。”

经停某些车站时，年少的小贩上车来卖东西。他们从一个城市上车然后在下一个车站下车。他们叫卖葡萄干、鹰嘴豆、饼干、面包、奶酪、杏仁和口香糖，麦夫鲁特盯着他们看，随后吃妈妈仔细放进包里的烙饼。有时他发现，从很远处看见火车的小羊倌和他们的狗从山坡上跑下来，还听到小羊倌们为了用走私的烟草卷烟而大喊“报纸”。火车从他们身边疾驶而过，让麦夫鲁特感到一种奇怪的自豪。就在那时，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在草原上临时停车，麦夫鲁特想，世界其实是一个多么寂静的地方。在仿佛没有尽头的等待中，他看见窗外一些在自家小院里采摘西红柿的女人、顺着轨道踱步的母鸡、在抽水机旁互相蹭痒的两头毛驴、不远处躺在草地上睡觉的一个大胡子男人。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在其中一次漫长的临时停车期间他问道。

“耐心点我的儿子，伊斯坦布尔不会跑掉的。”

“啊，咱们走了。”

“不是咱们，是旁边的火车。”爸爸笑着说。

为了搞清楚他们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一路上，麦夫鲁特都在努力地激活脑子里那张带有国旗和阿塔图尔克头像的土耳其地图。在他上小学的五年时间里，那张地图一直被老师挂在他身后的墙壁上。火车还没到伊兹密特，他就睡着了，直到进了海达尔帕夏火车站，他都一直没醒。

由于他们随身携带了太多东西，包括那些沉甸甸的袋子和篮子，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走下海达尔帕夏火车站的台阶，坐上开往卡拉柯伊的渡轮。麦夫鲁特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那里看见了大海。在暮色里，大海如梦境般幽暗，如睡眠般深沉。凉爽的晚风裹挟着芳香的海藻味迎面拂来。对岸，城市的欧洲部分灯火阑珊。不是大海，是这第一次看见的灯火，让麦夫鲁特永生难忘。

到了对岸，因为他们携带的大包小包，市政府的公交车不让这对父子上车，于是他们花了整整四个小时，才走到金吉尔利库尤后面的家里。 o8TSPUbSRt1+D/UlvgHWlKcVNaIfOeNaiLlNK4gg+ECIL39lxNk2XRU6h170oq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