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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卖钵扎的人
和拉伊哈私奔到伊斯坦布尔十二年后， 1994 年 3 月的一个漆黑夜晚，麦夫鲁特叫卖钵扎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从上面悄无声息快速垂挂下来的篮子。
“卖钵扎的，卖钵扎的，两杯钵扎。”一个孩子的声音。
黑暗中篮子就像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麦夫鲁特如此惊讶，大概是因为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习惯，伊斯坦布尔人会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麦夫鲁特一下子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跟爸爸一起卖酸奶和钵扎的日子。他往草篮里的搪瓷罐内倒了差不多一公斤钵扎，而不是楼上孩子要的两杯。他很得意，仿佛自己跟一个天使做了交流。最近几年，麦夫鲁特有时会思考或幻想一些宗教问题。
为了让读者准确地理解这个故事，不因为故事充满了怪异事件而使读者误以为故事本身也完全怪异，还是让我先来告诉世界各国和下一代土耳其读者，什么是钵扎，因为我估计二三十年后，他们可能会遗憾地忘记它。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亚洲饮料，这种浓稠的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
钵扎在温暖的环境里会快速泛酸变质，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店家只在冬季出售钵扎。 1923 年共和国成立之时，伊斯坦布尔的钵扎店受到德国啤酒店的冲击全都关门歇业了。但这种传统饮料，由于有像麦夫鲁特这样的小贩，便从未在街头消失。 20 世纪 50 年代后，冬天的夜晚，在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贫穷、破败的街道上，钵扎仅成了一路叫卖“钵扎”的小贩们的营生。他们的叫卖声，唤醒了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那些消逝的美好日子的记忆。
麦夫鲁特感到了趴在五楼窗口那些孩子的急切，他把草篮里的纸币放进兜里，把该找的零钱放在搪瓷罐旁，像儿时跟爸爸一起在街上叫卖那样，他轻轻地往下拽了一下篮子并放开，示意楼上的人可以收绳了。
草篮随即开始上升，篮子在寒风中来回摇摆，轻轻刮碰到楼下几层的窗台和雨水管，难为了楼上拽绳的孩子们。到达五楼时，草篮就像一只幸福的鸽子遇到了合适风速，在空中悬停了一瞬，随后宛如一个神秘、禁忌的物体，突然消失在黑暗里。麦夫鲁特继续往前走去。
他对着面前昏暗的街道喊道：“钵——扎”……“最好的钵——扎……”
用篮子购物是属于旧时的一种方式，那时公寓楼里还没有电梯和电动门控，伊斯坦布尔也没有许多高于五六层的建筑。在麦夫鲁特刚开始跟着父亲当街头小贩的日子里，也就是 1969 年的光景，不单单是晚上买钵扎、白天买酸奶，就连那些不愿意下楼、让杂货店伙计帮忙买东西的家庭主妇，都会以这种方式购物。他们把一个小铃铛拴在草篮的下面，这既可以让杂货店知道那些还没有电话的人家需要买东西，也可以让街头小贩发现楼上的顾客。当酸奶和钵扎被稳妥地放进草篮后，小贩便摇响草篮下的铃铛。麦夫鲁特总是享受地看着草篮被拽着渐渐升高。有时，篮子会在风中来回摇摆，刮碰到窗户、树杈、电线、电话线、楼间的晾衣绳，篮子下面就发出和谐悦耳的铃铛声。一些老顾客，会在草篮里放上赊账本，麦夫鲁特就在拉绳示意之前，在本子上记下那天赊了几公斤酸奶。文盲的父亲在儿子还没来帮他之前，会在本子上画线条来记账（一根竖线代表一公斤，半根竖线则半公斤），麦夫鲁特的父亲很骄傲地看着儿子在账本上写数字，或者为一些顾客做记录（带奶油的，星期一——星期五）。
但这些都是久远的记忆了。在这二十五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以至于这些最初的记忆，对于现在的麦夫鲁特来说仿佛神话一般。他刚来伊斯坦布尔时，城里几乎所有街道都是鹅卵石路面，而现在已全是柏油路了。那时城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带花园的三层洋房，而现在它们的大部分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公寓楼，住在顶层的人们也已无法听见小贩的沿街叫卖了。收音机也被电视机取代了，钵扎小贩的叫卖声也被淹没在彻夜不休的电视噪音里。街上穿着灰蒙蒙衣服的沉默和沮丧的人们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聒噪、活跃、自负的人。每天都经历着其中的一点点变化，因此麦夫鲁特没有明显地发现这些巨变的程度，也没像某些人那样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变化而感到一丝悲哀。但他一直想去适应这些巨变，总是选择去那些自己受欢迎、被喜爱的街区。
比如，离他家最近、最热闹的贝伊奥卢！十五年前，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贝伊奥卢的后街上那些破旧的娱乐场所、夜总会、半地下的妓院还开张时，麦夫鲁特可以在那些地方叫卖到半夜。即便是在深夜，很多人还会从麦夫鲁特那里买钵扎。他们有的是来自用煤炉取暖的地下室和夜总会的歌女兼吧女，还有这些女人的崇拜者，有的是从安纳托利亚过来购物后带着疲惫在夜总会请吧女喝酒的中年小胡子男人，或是热衷于接近夜总会女人的最后一拨伊斯坦布尔的可怜虫，以及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游客、招待员、保安、看门人。然而在最近十年里，就像这座城市里总在发生的那样，在变化魔鬼的神奇触摸下，所有这些生活模式全都消失了，人也都走掉了，那些唱奥斯曼和欧洲合璧的土风——欧风歌曲的娱乐场所也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吃炭烤羊肉串——阿达纳烤肉丸、喝拉克酒的喧闹场所。自娱自乐跳肚皮舞的年轻人对钵扎不感兴趣，所以麦夫鲁特再也不去独立大街一带了。
二十五年里的每个冬季，每晚八点半左右，电视里的晚间新闻结束时，他开始在位于塔尔拉巴什的出租屋里做出发前的准备。他穿上妻子为他织的咖啡色毛衣，戴上羊毛帽子，围上打动顾客的蓝色围裙，罐子里已装满妻子或女儿们加了糖和特殊香料调好味的钵扎，他拿起罐子掂一下（有时会说，“你们放少了，今晚很冷。”），穿上黑色外衣和家人告别。以前他会对两个年幼的女儿说，“别等我，你们先睡。”现在，见她们在看电视，有时他只说一句，“我不会太晚回来。”
出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装满钵扎的塑料罐连同挂钩一起绑到扁担的两头，把那根用了二十五年的橡木扁担放到肩膀靠脖后的位置，像一个战士上战场之前最后看一眼是否带了子弹那样，检查一下腰带和外衣内袋里是否放好了装着鹰嘴豆和肉桂粉的小袋子（有时他妻子、有时他的两个着急的女儿、有时是麦夫鲁特自己往手指大小的塑料袋里放鹰嘴豆和肉桂粉），然后开始他那永无止境的沿街叫卖。
“最好的钵扎……”
他很快就到了上面的街区，在塔克西姆转弯后，他一旦决定当天去哪里，就马上加快脚步朝那个方向走去。除了在一家咖啡店抽烟休息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不停地叫卖。
购物篮像天使一样降落在他面前时是九点半，麦夫鲁特当时在潘尬尔特。十点半的光景，他来到居米什苏尤的后街，走到一条通向小清真寺的黑暗小街上，他发现了一群野狗，它们在几星期前也引起过他的注意。野狗们一般不骚扰街头小贩，所以麦夫鲁特在此前并不惧怕它们。然而此刻一种怪异的紧张让他的心跳加速，他慌乱了。他知道，一旦有人害怕，野狗就会立刻嗅到并袭击那个人。他要求自己去想别的事情。
他努力地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和女儿们边看电视边说笑、墓地里的柏树、过一会儿回家后和妻子聊天、先生阁下的“你们要保持内心纯净”的教诲、前些天梦见的天使。但这些都没能让他从心里赶走对野狗的恐惧。
“汪汪汪汪”一只狗号叫着向他逼近。
它身后的第二只狗也在慢慢地靠拢过来。黑暗中很难看清它们，因为它们全身土褐色。麦夫鲁特看见远处还有一只黑狗。
所有的狗，连同他没看清的第四只狗同时开始狂吠。麦夫鲁特陷入了儿时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只在他儿时的小贩生涯里出现过一两次。他也想不起来那些防狗用的经文和祷词，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但是狗群在继续冲他狂吠。
麦夫鲁特现在用眼睛寻找一扇可以逃遁的大门，一个可以藏身的门洞。他想到，卸下肩上的扁担是否可以当作棍子来用？
一扇窗户打开了。“走开！”一个人喊道，“嘿，放开卖钵扎的人……走开……走开……”
群狗瞬间往后退缩，随后停止狂吠静静地离开了。
麦夫鲁特很感激三楼窗户里的男人。
“卖钵扎的，不要怕。”站在窗口的男人说，“这些狗很卑鄙，谁怕了，它们马上就知道。明白吗？”
“谢谢。”麦夫鲁特说完准备继续上路。
“上来，让我们也从你这儿买点钵扎。”尽管麦夫鲁特不喜欢那人高高在上的样子，但他还是走到了门口。
公寓楼的门吱吱地被楼上的电动门控打开了。楼里满是煤气、油烟和油画颜料的气味。麦夫鲁特不急不慢地爬上三楼。他们没让他站在门口，而像旧时的好心人那样：
“进来卖钵扎的，你大概冻坏了吧。”
门口放着好几排鞋子。弯腰脱鞋时他想起，老朋友费尔哈特有一次说过，“伊斯坦布尔的公寓楼分三类”： 1. 你要在门口脱鞋，那是教徒的人家，他们会在家里做礼拜。 2. 你可以穿鞋进去，那是欧派富裕人家。 3. 两者皆有的混住的新建高层公寓楼。
这栋公寓楼位于富人区，在这里没人会把鞋脱下放在单元门口。但不知为什么，麦夫鲁特感觉自己好像就在一栋各类人家混住的又大又新的公寓楼里一样。不管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富裕人家，麦夫鲁特总会在单元门前恭敬地脱下鞋子，从不听从“卖钵扎的，你不用脱鞋”的劝告。
麦夫鲁特走进的单元房里有一股浓重的拉克酒味。他听到了一群人欢快的叽叽喳喳声，夜生活还没结束，他们就都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一张几乎占据了整个小客厅的餐桌旁，男男女女坐着六七个人，他们像所有人家一样把声音开的很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酒、嬉笑、聊天。
当他们发现麦夫鲁特走进厨房时，里面的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厨房说：“卖钵扎的，给我们来点钵扎。”这不是麦夫鲁特在窗口看见的男人。“你有鹰嘴豆和肉桂粉吗？”
“有！”
麦夫鲁特知道，这样一来就没法问要几公斤了。
“你们几个人？”
“我们是几个人？”男人在厨房对着客厅讥笑着问道。桌上的人嬉笑着、争论着、开着玩笑，半天才把他们自己数清楚。
“卖钵扎的，如果很酸，我就不要了。”麦夫鲁特没看见的一个女人在里面喊道。
“我的钵扎是甜的。”麦夫鲁特大声回答道。
“那，我就不要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好的钵扎应该是酸的。”
他们之间开始了争论。
“来，卖钵扎的，你过来。”这是另外一个醉鬼的声音。
麦夫鲁特从厨房走到客厅，他感到了差异和贫穷。客厅顷刻间平静下来。餐桌上的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好奇地看着他。这同时也是人们看见一样旧时留下、早已过时的东西时所表现出来的好奇。麦夫鲁特最近几年里见过很多这样的眼神。
“卖钵扎的，哪种钵扎更受欢迎，酸的还是甜的？”一个小胡子男人问道。
三个女人的头发都染成了金色。麦夫鲁特看见刚才打开窗帮自己赶走狗群的男人坐在桌边，面对着两个金发女人。“钵扎无论酸甜都受欢迎。”他答道。这是他二十五年来的一个烂熟于心的回答。
“卖钵扎的，你能挣钱吗？”
“挣钱。感谢真主。”
“也就是说这个行当里有钱挣……你卖了几年钵扎？”
“我卖了二十五年钵扎，以前上午我还卖过酸奶。”
“卖了二十五年，也挣钱，你一定发财了，是吗？”
“很可惜，我们还不富裕。”麦夫鲁特说。
“为什么？”
“我们村过来的亲戚现在全都是富人了，可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为什么你的运气不好？”
“因为我诚实。”麦夫鲁特说，“我不会因为想要一个房子，为我的女儿办一场体面的婚礼而说谎；我不卖变质的东西；我也不吃宗教禁止的食物……”
“你是教徒吗？”
麦夫鲁特知道这个问题在富人家里已被赋予了政治内涵。三天前举行的市政府选举中，由于很多穷人的选票，一个宗教党派获胜了。麦夫鲁特也为这个出人预料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候选人投了票，既因为他是一个教徒，也因为他曾经在自己女儿读书的学校上过学。那是皮亚莱帕夏小学，位于卡瑟姆帕夏。
“我是一个小贩，”麦夫鲁特狡猾地说，“一个小贩怎么可能是教徒呢？”
“为啥不能？”
“我一直忙于谋生。如果从早到晚你都在街上，怎么去做五次礼拜……”
“上午你做什么？”
“我啥都干过……卖过鹰嘴豆米饭，做过餐馆招待员，卖过冰激凌，还当过经理……我啥活都能干。”
“什么经理？”
“宾博快餐店经理。在贝伊奥卢，但关门了。你们听说过吗？”
“现在你上午做什么？”刚才开窗的男人问。
“这段时间我闲着。”
“你没有老婆孩子吗？”一个可爱的金发女人问道。
“有。感谢真主，我们有两个天使般漂亮的女儿。”
“你会让她们上学，是吗？……等她们长大了，你会让她们戴头巾把头包上吗？”
“我们是从农村来的穷乡下人，”麦夫鲁特说，“我们遵守我们的习俗。”
“你也是因为这个卖钵扎的吗？”
“我们那里大多数人来了伊斯坦布尔就卖酸奶和钵扎。但说实话，我们在村里时既不知道钵扎，也不知道酸奶。”
“也就是说，你是在城里见到钵扎的？”
“是的。”
“你是怎么学会像卖钵扎的人一样叫卖的？”
“叫得真好，你有一副像宣礼人那样的好嗓子。”
“那是卖钵扎的人忧郁的声音。”麦夫鲁特说。
“卖钵扎的，夜里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你不害怕吗？……不厌烦吗？……”
“真主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卖钵扎人，我总会想些美好的事情。”
“夜晚在黑暗僻静的小街上，看见墓地、野狗、魔鬼、精灵也不怕吗？”
麦夫鲁特沉默了。
“你叫什么名字？”
“麦夫鲁特·卡拉塔什。”
“麦夫鲁特，快来给我们演示一下你是怎么叫卖钵扎的。”
麦夫鲁特见过很多像这样的一桌醉鬼。在他刚开始当小贩的那些年里，他听到很多醉醺醺的人问：“你们村里通电了吗？”（他刚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还没有，可现在， 1994 年有了。）“你上过学吗？”他们还会接着问，“你第一次坐电梯是啥感觉，你第一次去看电影是啥时候？”那些年，麦夫鲁特为了取悦请自己去客厅的顾客，会给出让他们发笑的回答，他不怕让自己显得更单纯、更没有城市生活经验、更愚钝。对于那些友好的老顾客，也无需他们太执意坚持，他就会模仿自己在街上的叫卖。
但那是在以前。现在麦夫鲁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愤怒。如果不是对帮自己赶走狗群的人心存感激，他会立刻停止交谈，卖了钵扎就走人。
“几个人要钵扎？”他问。
“啊，你还没把钵扎放到厨房啊？我们以为已经在厨房准备好了呢。”
“你在哪里买的这个钵扎？”
“我自己做的。”
“什么呀……所有卖钵扎的人都是去维法钵扎店买来的。”
“最近五年，埃斯基谢希尔也有钵扎作坊了。”麦夫鲁特说，“但我从最老、最好的维法钵扎店买来原酿，然后自己加工，配上我自己的调料让它更好喝。”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往里面加糖了？”
“钵扎无论酸甜都是天然的。”
“什么呀，不可能！钵扎是酸的。它的酸味来自发酵，就像葡萄酒一样，带酒精的。”
“钵扎含酒精吗？”一个女人挑起眉毛问道。
“姑娘，你也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一个男人说，“钵扎，是禁酒精、禁葡萄酒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种饮料。穆拉特四世夜晚微服私访，不仅下令关掉了葡萄酒馆和咖啡馆，还关掉了钵扎店。”
“他为什么取缔咖啡馆？”
一群醉鬼开始争论起来。在以前的酗酒聚会上、酒吧里，麦夫鲁特见过很多次这样的争论。他们一下子就把他给忘了。
“卖钵扎的，你来说，钵扎含酒精吗？”
“钵扎不含酒精。”麦夫鲁特说，他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怎么可能没有呢，卖钵扎的……钵扎含酒精，但很少。奥斯曼帝国时期，那些想喝酒的教徒故意说‘钵扎不含酒精’，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喝上十杯，直到酩酊大醉。但共和国时期，阿塔图尔克解除了对拉克酒和葡萄酒的禁令，于是不再有任何意义的钵扎业也就在七十年前结束了。”
“也许伊斯兰教禁酒，钵扎就又回来了……”一个醉醺醺，长着细长鼻子的男人说着用挑衅的眼神看了麦夫鲁特一眼。“你怎么看选举结果？”
“不，钵扎不含酒精。如果有，我是不会卖的。”麦夫鲁特继续接着前面的话题说。
“看见了吧，人家不像你，人家忠于他的宗教。”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
“你只管说自己的观点。我既忠于我的宗教，也喝我的拉克酒。”那个细长鼻子的人说，“卖钵扎的，你是不是因为害怕才说钵扎不含酒精啊？”
“除了真主，我谁也不怕。”麦夫鲁特答道。
“哈！这就是给你的回答。”
“你不怕夜晚街上的野狗和强盗吗？”
“谁也不会来骚扰一个卖钵扎的穷人。”麦夫鲁特微笑地说。这也是他经常给出的一个回答。“土匪、强盗、小偷也不会骚扰卖钵扎的人。我干这行二十五年了，从来没被打过劫。人人都尊重卖钵扎的人。”
“为什么？”
“因为钵扎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一样东西。今夜，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不会有超过四十个卖钵扎的人。很少有人像你们这样买钵扎。大多数人，他们听到叫卖声，会幻想一下旧时光，从中得到安慰。这也正是让卖钵扎的人得以生存、感到幸福的事情。”
“你是教徒吗？……”
“是的，我敬畏真主。”麦夫鲁特说，他知道自己的这句话会吓到他们。
“你也热爱阿塔图尔克吗？”
“元帅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殿下在 1922 年去过我们那里，阿克谢希尔，”麦夫鲁特告诉他们说，“后来他在安卡拉建立了共和国，最后有一天，他来到伊斯坦布尔，住在塔克西姆的帕尔克酒店……有一天，他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发现伊斯坦布尔的欢乐和喧闹里缺少一样东西。他询问助手，助手们说：‘加齐殿下，因为欧洲没有，担心您会生气，所以我们禁止街头小贩进城。’阿塔图尔克其实对此很生气。他说：‘街头小贩是街道的鹦鹉，是伊斯坦布尔的欢乐和生命。你们绝对不能禁止他们进城。’从那天起，街头小贩这个行当在伊斯坦布尔就自由了。”
“阿塔图尔克万岁。”一个女人喊道。
桌上的一些人也重复道“阿塔图尔克万岁”，麦夫鲁特也加入了其中。
“如果虔诚的教徒们上台执政，土耳其不会变成像伊朗那样吗？”
“这你就别操心了，军队不会答应的。军队会发动军事政变，关闭他们的政党，把他们全投入监狱。卖钵扎的，是不是这样啊？”
“我就是一个卖钵扎的，”麦夫鲁特说，“我不关心高深的政治。政治是你们这些大人物的事情。”
尽管他们都喝醉了，但还是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卖钵扎的，我完全跟你一样。我只怕真主，还有就是我的丈母娘。”
“卖钵扎的，你有丈母娘吗？”
“很可惜，我没能认识她。”麦夫鲁特说。
“你是怎么结婚的？”
“我们彼此相爱，私奔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的。”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亲戚的婚礼上，我们远远地对视了一眼就爱上了。我给她写了三年情书。”
“干得好卖钵扎的，你一点也不差啊。”
“现在你的妻子做什么？”
“她在家做手工活。她做的手工活也不是人人会做的。”
“卖钵扎的，如果我们喝钵扎，会不会醉得更厉害啊？”
“我的钵扎不会让人醉的。”麦夫鲁特说，“你们是八个人，我给你们两公斤。”
他回到厨房，但是倒出钵扎、加上鹰嘴豆和肉桂粉，再拿上钱，用了很长时间。想到顾客们都在等候他，他必须不停地赶路，麦夫鲁特怀着一种旧时留下的坚定决心，穿上了鞋。
“卖钵扎的，外面乱七八糟的，小心点。”里面的几个人喊道，“别让小偷盯上你，别让野狗来咬你！”
“卖钵扎的，再来啊！”一个女人说。
麦夫鲁特很清楚，其实他们不会再买钵扎了。他们不是因为钵扎，而是因为听到了他的叫卖声，作为一种醉酒后的消遣，才喊他上楼的。外面的寒冷让他感觉神清气爽。
“钵——扎。”
二十五年来，他见过太多像这样的房子、人和家庭，这样的问题他也听过上千次，早已习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贝伊奥卢、道拉普代莱的那些阴暗的后街上，他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围坐一桌的醉鬼，诸如经营夜总会的人、赌徒、无赖、皮条客和妓女。麦夫鲁特知道不去在意醉鬼的言行，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这样才能不耽误时间继续上路，这是他服兵役时那些机灵鬼说的话。
多年来，他很少被叫去家里。而在二十五年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让他进单元房，很多人会在厨房里问他，“你冷不冷？上午你去上学吗？要喝杯茶吗？”一些人还会请他进客厅，甚至让他坐在他们的桌旁。在那些美好的年代里，他有太多的活儿，要赶着去给老顾客送货，所以总是没能好好地享受这些款待和关爱就匆忙离开了。麦夫鲁特明白，因为很长时间里第一次感到有人对自己如此关心，所以他心软了；另外也因为那是一群奇怪的人。以前，在有厨房、有家庭的宅子里，一群男女聚在一起喝拉克酒、醉醺醺聊天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他想起他的朋友费尔哈特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家里喝泰凯尔的 45 度拉克酒，谁还会喝你的 3 度钵扎。这生意没戏了，麦夫鲁特，看在真主的分上，放弃吧。人们不用靠你的钵扎来买醉。”
他走进通向芬德克勒的岔道，给一个老顾客快速送去了半公斤钵扎。走出楼房时，他在一座公寓楼门口看见两个可疑的人影。麦夫鲁特知道，如果他去关注自己认为的“可疑之人”，那么可疑之人就会明白（就像在一个梦里见到的那样）他是怎么想他们的，从而可能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但是他始终无法摆脱这两个人影。
凭着一种本能，当他转身去看身后是否有狗跟着时，他瞬即确信，那两个人影正跟着自己，只是他还是无法完全相信。他用劲儿摇了两下手里的铃铛，又轻轻却慌乱地摇了两下，“钵——扎”他叫喊道。他决定不上塔克西姆，而是快速下台阶走到谷底，然后再爬台阶到吉汗吉尔，抄近路回家。
走下台阶时跟在他身后的其中一个人影叫道：“卖钵扎的，卖钵扎的，等等我们啊。”
麦夫鲁特装作没听见，他肩挑扁担，小心翼翼地快步下了几个台阶。但是在路灯没能照亮的一个角落里，他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卖钵扎的，我们说了让你停下，我们是敌人吗，我们要买钵扎。”
麦夫鲁特停了下来，为自己的胆怯而害羞。一棵无花果树挡住了路灯的光线，这个面向台阶的平台愈发显得黑暗了。这个地方是他去抢拉伊哈的那个夏天卖冰激凌时，夜晚停放三轮小货车的地方。
“你的钵扎怎么卖啊？”走下台阶的一个人用一种无赖的语气问道。
现在他们三个人全站在黑暗的无花果树下。想喝钵扎的人会来询问价钱，但他们会咽着口水、轻声、礼貌地问，而不是用挑衅的口气。麦夫鲁特感到不妙，说了平时一半的价钱。
“还挺贵啊。”其中一个大块头说，“给我们来两杯看看。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麦夫鲁特放下钵扎罐，从围裙的兜里拿出一个大塑料杯。他往杯里倒满了钵扎，递给个头更矮小也更年轻的男人。
“您请喝。”
“谢谢。”
当他往第二个杯里倒钵扎时，空气里弥漫着的怪异静默，差点让他感到内疚。大块头男人也感觉到了这点。
“卖钵扎的，你一路奔跑，生意很好吗？”
“不好。”麦夫鲁特说，“生意不好做，钵扎卖不动了，没以前那么好了，没人买钵扎。其实今天我是不准备出来的，但是家里有病人，他们在等着买一碗汤的钱。”
“你一天挣多少？”
“不是说女人的年纪、男人的薪水不能问吗？”麦夫鲁特说，“但是既然您问了，我就告诉您。”他给大块头的人影也递上了一杯钵扎。“如果有销量，那么那天我们就能吃饱肚子。像今天这样没销量的话，我们就得饿着肚子回家了。”
“看你也不像是一个饿肚子的人。你是哪里人？”
“我是贝伊谢希尔人。”
“贝伊谢希尔？在哪里？”
麦夫鲁特没有回答。
“你当伊斯坦布尔人几年了？”
“已经二十五年了。”
“你在这里待了二十五年，还说自己是贝伊谢希尔人吗？”
“不……这不是因为您问了吗。”
“那么长时间你在这里一定挣了不少。”
“走了很多路……这不半夜了我还没歇着。你们是哪里人？”
两人没回答，麦夫鲁特害怕了。“你们要肉桂粉吗？”他问道。
“给点儿，肉桂粉怎么卖？”
麦夫鲁特从围兜里掏出黄铜的肉桂粉瓶。往杯子里撒肉桂粉时他说：“不要钱，肉桂粉和鹰嘴豆是我们招待顾客的。”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鹰嘴豆袋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鹰嘴豆袋放到顾客的手里，而是把它们打开，像一个认真的招待员那样，把鹰嘴豆撒到了黑暗中的两个男人的杯子里。
“钵扎最好要跟鹰嘴豆一起吃。”他说。
两个男人互相望了一眼，把钵扎全喝了。
年纪更大的大块头喝完钵扎后说：“在这个糟糕的日子里，你就为我们干一天吧。”
麦夫鲁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没让那人继续说下去。
“我的老乡，如果你们没钱，我下次再收。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咱们这些可怜人在困难时候只能互相帮助。算我请客，如您所愿。”为了继续上路，他把扁担放到了肩上。
“等一下卖钵扎的。”大块头男人说，“我们不是说了嘛，今天你为我们干一天……把你身上的钱交出来。”
“我的老乡，我身上没钱啊。”麦夫鲁特说，“我就从一两个顾客那里挣了两份钵扎的钱，那也是家里病人的药钱，其他的也……”
小个子男人从口袋里瞬间掏出一把弹簧刀，他按下按钮，刀片嗒的一声弹了出来。他把刀尖顶在麦夫鲁特的肚子上。大块头男人同时跑到麦夫鲁特的身后，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麦夫鲁特沉默了。
小个子男人一面用刀顶着麦夫鲁特的肚子，一面用另一只手快速、仔细地搜了围兜的几个小口袋和外衣的每个角落。他迅速把找到的小额纸币和零钱放进自己的兜里。麦夫鲁特看见他很年轻但很丑。
当他直视着那个孩子的脸时，“看你的脚下，卖钵扎的。”身后又高又壮的男人说道，“你看，真不赖，你还真有不少钱呢。怪不得你要逃跑。”
“够了。”麦夫鲁特挣脱地说道。
“够了吗？”身后的人说，“不！还不够。你二十五年前就来这里打劫城市，现在轮到我们了，你就说够了，感谢真主。我们来迟了，我们有什么错？”
“没有，谁都没有错。”麦夫鲁特说，“别介意。”
“你在伊斯坦布尔有什么？家？房子？”
“我发誓，我们连一棵树都没有，”麦夫鲁特说谎道，“我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你是大笨蛋吗？”
“我运气不好。”
“二十五年前来伊斯坦布尔的所有人都给自己盖了一夜屋，现在那些地皮上都在造公寓楼。”
麦夫鲁特恼怒地扭动了一下身子，但这么做的结果是不仅让刀子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肚子（“妈呀！”麦夫鲁特叫道），还让他们把全身又仔细地搜了一遍。
“你说，你是大笨蛋，还是在这里装傻充愣？”
麦夫鲁特沉默着。身后的男人老练地把他的左胳膊和手扭到了身后，“嘿，真不赖看看这儿，我的贝伊谢希尔兄弟，你没把钱花在买房置地上，你用来买手表了。现在明白了。”
十二年前作为婚礼礼物被戴在麦夫鲁特手腕上的瑞士名牌手表瞬时被摘了下来。
“有抢劫卖钵扎的吗？”麦夫鲁特说。
“任何事都会有第一次。”抓着他胳膊的人说，“别出声，也别朝后面看。”
一老一少两个劫匪离去时，麦夫鲁特一声没吱，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同时，他明白了这是一对父子。在后面拧着他胳膊的一定是父亲，用刀顶着他肚子的是儿子。他自己和父亲从来没能建立起这样一种默契。去世的父亲不是他的同伙，却总是个指责他的人。他默默地走下台阶，来到一条通向卡赞吉·尤库舒的岔道上，四周寂无一人。回家后跟拉伊哈怎么说？他能不和任何人提及此事吗？
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抢劫只是一场梦，一切照旧。他不会告诉拉伊哈自己被抢了，因为他没有被抢劫。哪怕能够相信这个错觉几秒钟，都帮他减轻了不少痛苦。他摇响了手中的铃铛。
“钵——扎。”他习惯地叫道，但与此同时，就像在梦里一样，他感到喉咙里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在以前的那些美好时光里，每当他在街上因为一件事难过、受辱、伤心，回到家里拉伊哈总会很好地宽慰他。
在二十五年卖钵扎的生涯里，麦夫鲁特第一次在罐里的钵扎还没卖完之前，没有一路喊着“钵——扎”，而是紧走慢赶地回了家。
踏进只有一个房间的家，从屋里的寂静中，他知道两个上小学的女儿已经睡了。
拉伊哈坐在床沿，她每晚都那样一边做手工活，一边瞄两眼声音调得很低的电视，等着麦夫鲁特回家。
“我不卖钵扎了。”麦夫鲁特说。
“怎么了？”拉伊哈问，“你不会放弃卖钵扎的。可是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你得做别的事情，光靠我做手工活是不够的。”
“我说我不卖钵扎了。”
“据说费尔哈特在供电局可以挣不少钱。”拉伊哈说，“你去让他帮你找份差事。”
“我死也不会去找费尔哈特。”麦夫鲁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