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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产生于19世纪末欧洲的群体心理研究，到了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1871—1938）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著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的产生，但麦独孤是用社会本能论为其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的，在这本书之后，他于1921年又发表了《群体心理》一书。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不约而同地也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介绍欧洲社会心理学思想，其中包括社会学者塔尔德、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和勒朋的群体心理研究。可见，1908年前后，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都出现了对群体生活的心理学分析，这使心理学与社会学在实践上走到了一起，揭示出社会心理学的原初形态出自对群体生活的深层解剖。
一、早期群体心理研究提出的群体特征问题
群体心理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源自法国1789—1848年的两次革命。成为这场革命角色的“群众”及其变异几乎影响了欧洲社会以至于世界的不同发展路相。法国革命中的“群众”被称为“无套裤汉”（富人穿套裤，穷人无套裤可穿）的人群，大多是由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小业主等组成的、无定形的人群；“无套裤汉”是实际的示威者、暴动者和街垒构筑人。
勒朋在剖析两次革命的狂热者时详细揭示出参加虐杀事件的群众既有纯粹的无赖，又有商店的伙计，也有鞋匠、石匠、理发匠，还有邮差小吏等。
不同学者研究和评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几乎都注意揭示这个 “ 群众 ” 的构成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重视群众心理的支撑实体，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是理解和分析群众心理不能绕开的理路。
以这个 “ 群众 ” 为支撑力量，两次大革命中发生了惊天的 “ 暴动行为”。1793年1月21日把有着开明之举的路易十六国王送上断头台；1794年4月和7月曾经的革命党人相继被送上断头台；1848年7月14日攻克了巴士底狱这个王室权威的象征物，狱长被处决，狱吏和狱囚（其中有12岁至17岁青年57人）皆在 “ 国民公敌 ” 名义下惨遭杀戮。
霎时间，暴戾几近席卷巴黎这座城市。1789—1848年两次革命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将法国推向现代。
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并书写这个 “ 群众 ” 现象的有两个人，一人是西费尔（Sieffert），另一人是勒朋（G.Le Bon）。西费尔1893年出版《集合心理学》，勒朋1895年出版《群众心理学》，这两本书都与托克维尔186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相衔接。到了20世纪中期史学家和思想家霍布斯鲍姆发表了 “ 年代四部曲”，四部巨著之首就是《革命的年代：1789—1848》。霍布斯鲍姆将这个年代发生的两次革命称为 “ 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与历史思考。在这种历史思考中，民国时期学界的反应不可不谓之迟缓。民国九年（1920）尚志学会丛书翻译了勒朋的《群众心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并对《群众心理学》作了简介和评述，提出 “ 欲知革命之利害者不可不读”；至民国十六年（1927）《群众心理学》出版发行了第五版。
西费尔1893年的《集合心理学》中提出群众为 “ 原始社会的原生质”，一种心灵现象。
勒朋1895年的《群众心理学》中提出群众是民族精神之外的一种心理现象，群众心理与民族精神两者有时相反相悖。勒朋在《群众心理学》序言中说，在一个民族中，“人人同承其先代之遗传，则必有其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民族之真精神。今有若干人聚集成群而有所作为，则于其民族特征之外，尚有其心理上的新特征，这个心理上的新特征与其民族特征有些时候竟然大相径庭 ”
。勒朋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群众心理与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相悖和必需的文明教育。
勒朋的“群众”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形态，他用“心理的群众”（psychological crowd）这个词表示。这种群众表现出来的特征与个人原来的特质亦不同，在群众的形态下各人自觉的人格不复出现；群众是一批无意识者，是情绪现象。群众心理（popular mind）是集群状态下的情绪性心理，因而具有巨大的 “ 暴动力”。勒朋从法国两次革命中发现群众成了改变时代的力量，并认为一个 “ 群众的时代 ” 已经来临但却不为人们知晓。《群众心理学》的导言使用了 “ 群众的时代 ” 这个题目，提醒法国社会给予重视。他认为，“一般社会昧于群众心理，不知其特征，立法者与政治家则必须研究群众心理”。
勒朋认为，这个 “ 群众 ” 表现出四种特征：（1）失个性或恃众性。当一人独居之时，对其本能冲动不免有所抑制，而一旦集而成群则在扰攘之中，无人负其责。聚群状态下容易临事张皇溃散，如同枯叶遇疾风升之坠之散之于四方。
（2）传染性。由于群众情绪的激昂沸腾而相互传递遂使聚群内部信而不疑，判别之力愈加微弱，使情绪与行为趋于同一方向。
（3）被诱性。被诱惑的心理力量在暗示，暗示如同催眠，被催眠者一经暗示之鼓动便轻率躁进以赴其事，然而，群众之轻率躁进的程度却远甚于受催眠者，其势汹汹而莫之能御。暗示在群众内部的默然而喻可以使众人不言而动、感而遂通。故勒朋说 “ 此为群众特征之显著要点”，前述 “ 传染性不过是被诱结果之一耳 ”
。（4）极端性。群众对于所受暗示有立即施行之倾向而无怀疑之念，常趋于极端。勒朋指出，“群众情绪的激昂沸腾不趋于极端不止，或为非常壮烈之行为或为暴厉横行之举动，人人失其本性 ”
。
勒朋对法国1789—1848年两次革命中的 “ 群众 ” 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相当详尽地陈述了群众的表现及其心理特征。《群众心理学》一书首次明确提出群众心理基本特征，当为勒朋对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及发展之所奉献。在这个奉献的背面，则是勒朋的学术精神。从这本书对群众的盲从、无理性、失个性及其暴虐行为的尖锐批评和对大革命领袖人物无端制造并利用群众情绪所给予的辛辣揭露，可以看出勒朋及其理论观点的严肃与勇气。在群众现象依然没有绝迹的当今时代来读《群众心理学》，重要的是，勒朋提出了群众心理的 “ 问题”。在当代，勒朋《群众心理学》与中国社会心理学相遇。
随着社会生活的扩展和不断生成，人的群体活动也层出不穷，用以表达这种状况的概念不再止于 “ 群众”，“群体 ” 成为更具内涵与外延的概念。“群众 ” 被包含于 “ 群体 ” 概念之中而成为其中之一种形态，是聚而成群，其心理功能达至极端则是破坏性的负面现象。
包括西费尔、勒朋在内所进行的早期群体心理学研究，虽然看到或察觉到了群众心理的基本特征，但是，差不多都在不同的表述中否定了社会现象中的群众，群众心理被描述为变态和病态的，是一种社会负面现象。这表明，社会心理学这门学问的出世，一方面是对广大劳动者成为一支社会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反映，另一方面又顺应了社会上层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守成需要。正是由于这种需要，群众心理被裹在 “ 原罪 ” 般的社会角色中得到重视，从而使这门学科诞生了。
二、早期社会本能研究提出的群体内生的心理动力问题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引论》（又译《社会心理学导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 对于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心的性质”，专门论述本能、本能在人心底部组织中的位置和本能的构成、本能与情绪。第二部分是讲 “ 人心的原始倾向在社会中的活动”，讲到生殖本能与亲的本能所造成的人口泛滥，斗的本能所造成的集合情绪与集合行动并对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结群本能导致群情过激造成的民众道德堕落。麦独孤的社会本能论开始得到了极多的拥护者，以至于社会本能论一度被泛化，后来也受到了许多批评，轰动当时的学术界。1911年再版时，麦氏附有增刊 “ 行为论”、“性的本能”、“习得情绪 ” 三章。增刊的目的是把他的理论 “ 说得更明确，引起更多人的广泛注意”，以及 “ 将理论转换成辩论的形式，引起心理学和道德哲学家的注意”，也是 “ 让伦理学学生知道这个行为论对于极流行的行为论之不同 ”
。1921年麦独孤发表《群众心理学》，在他的社会本能论基础上，对群众心理学的一般原理作了具体表述，同时又引申出国民心与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但他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本能论，而这个社会本能论影响远超过他的群体心理研究。
麦独孤认为，本能 “ 是遗传而来的或是本有的一种心理而兼生理的倾向”，“ 是支持人们身心活动并且管束人们行为的本源”。由本能激动而引起的本能心理历程都有情的一面去唤起原始的情绪，本能与情绪的结合，成为人心底层组织的动力来源。
尽管麦氏社会本能论有不少论述缺乏实据和有夸大之嫌，但不失为一种创见。本能作为一种动机，是行为背后的冲动力量。麦独孤理论的深刻性在于他揭示出本能是藏于社会活动底层内生性的心理力量。麦独孤在对本能与原始情绪的论述中，揭示了心理的底层结构藏有 “ 本能·情绪组合 ” 这一动力装置，揭示了行为的心理源泉。这种心理动力装置，是群体行为的内生心理动力。而后者揭示了由众多个人组成的群体，缘何有着方向一致的合力行动，这种心理动力对于社会组织与制度形式有何推动作用。这两个问题麦氏并没有给予多少合理的解释，他的解释甚至是牵强的，但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出了问题。
三、早期民族心理研究提出的民族精神凝聚作用的问题
冯特（W.Wundt，1832—1920）以他1879年首创心理学实验室而开启了心理学的可操作研究历史，他称这个心理学实验室像一块敲门砖，使他敲开了心理学的大门。在其后的学术研究中，冯特终觉实验室研究之外的复杂心理现象不能在实验室里研究，由此认为心理学有两大部门即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是个人心理学。民族是大群体（德文Gemeinschaft），民族心理属于贯穿社会群体发展及其共同精神产物的复杂的精神过程，民族心理学揭示了这一复杂精神过程的内在心理规则。
在冯特的民族心理研究中，对于民族在产生、发展、存续过程中的语言、风俗、宗教、神话、艺术、法律、亲族形态、社会结合形态、文化、历史的普遍规则性，提供了心理学的理解方式。冯特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之研究，应当重视横在人类群体生活的普遍发展和共同精神产物之底部的心理过程，并认为，共同精神基于普遍价值形成并具有交互作用的特性，而 “ 对人类社会的精神交互作用事实进行发生、发展上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课题 ”
。
冯特关于 “ 民族心 ” 实体论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得到了不同的评论，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用历史的眼光看冯特的学术思想，其固然有局限，但他创造了这门学科。当他依据史料提出并分析一个民族发生、发展的心理过程时，他比同时代人有更深刻的天才性发现，即关于民族精神在人类社会之政治发展上的凝聚作用与创造作用。
他的这种学术思想集中在《民族心理学》十卷本的第8卷《政治社会》（1917）一书，此书实际上是以民族心理学去透视政治社会。他在书中，通过对部族向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及其合乎法则性秩序的形成的分析，揭示了政治秩序赖以确立的底层心理过程。与此同时，他提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具有连续的统一的特性，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综合过程，即精神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新的性质和动因，出现新的意志过程，创造新的规范。基于此，他进而提出，人类社会在政治发展上的法则性、社会的政治秩序发展是以精神发展的内在心理规则为基础的，“民族精神 ” 或 “ 民族心 ” 体现民族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总体，国家是作为一个总体人格而存在的。可以说，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核心概念 “ 民族精神 ” 或 “ 民族心”，是在实体论的前提下，被涂上了黑格尔的 “ 绝对精神 ” 的色彩。然而，他以大量的史实分析为依据，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做出了非凡的心理学解释，敏锐地看到并论证了民族精神、民族意志在民族国家生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冯特从个体心理实验室研究到民族大群体研究的心理学研究转变过程，逐步揭示了人类心理生活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特点。他被誉为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之父，当之无愧。
四、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产生
（一）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疑问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产生的标志，应当说是陆志韦1924年的《社会心理学新论》。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宣布：本书的主张是行为派。他的书之所以命名为 “ 新论”，而不是 “ 绪论 ” 或 “ 导论”，是因为他对社会心理学无论可导，因此，只 “ 不过是要指示一条或者可通之路而已 ”
。陆氏在书中着重介绍并质疑了包括麦独孤等在内的本能论学派和包括勒朋等模仿论在内的群众论学派，而提倡作为社会性习惯理论的学习论。之后，用一个单元的篇幅谈 “ 何谓社会心理学”，明确说道：“社会行为既不是特殊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当然不是专门的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现象仍不外乎各个人的反应”，可见，他并没有接纳社会心理学，因此，陆氏主张 “ 用寻常学习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心理学”。
陆氏是中国有名的心理学家，他以 “ 心理学 ” 的普遍性解释早期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性质给予了 “ 附属于普通心理学 ” 的定论，但是他在书中对本能论、群众论的质疑却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状况，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社会心理学的困境，看到了陆志韦对社会心理学命运的困惑。
（二）社会学家奠定的社会心理学
就理论与应用并重这一点看，当属孙本文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为开端，而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与教学，早在1926年的大学讲课期间即已开始。他时为中央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社会心理学，随讲随编，20年后得以成书出版，他在 “ 序 ” 中说：“书稿脱手，适逢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面胜利，举世腾欢”，时在重庆沙坪坝。
实际上，在孙本文1929—1930年主持编写的社会学丛书中，有孙本文的《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潘菽的《社会的心理基础》两书，从不同角度讲到了社会心理学问题，甚至吴景超的《社会的生物基础》中也讲到人口中的心理差异问题。
孙本文1935年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用了较多篇幅讲心理要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讲到社会成立的心理基础，讲到人性与人格、人类态度与社会生活，在讲社会过程时讲到互动在心理上的区分，又用相当多笔墨分析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暗示、模仿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样，孙氏在论述社会学原理的过程中，同时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社会心理因素。
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是一本专门论述社会心理学的著作，内容甚丰，归其特点，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中国文化音韵。
孙氏开门见山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 ”
，“所谓社会心理，确切说，只是社会中各个人相互类似与相互感应的心理”。由此，他提出，社会心理应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中各个人相互类似的心理特质、社会中各个人相互感应的心理机制、社会对于个人心理的影响、个人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
可见，奠定孙氏社会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是以个人行为或个人心理为中心的理论原则，亦即个人在社会中或社会中个人的理论原则。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方面，孙本文与当时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理论是趋同的。
然而，他的社会学眼光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又奠定了他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孙氏称之为国族化）性格的基础。
孙氏社会心理学本土（国族化）性格，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照中国学者的思维习惯，将诸多社会心理学观点进行梳理与系统化，形成一种体系，既有完整的理论构成，又有明确的应用领域；二是采用中国的历史典故和国学经典去解释或分析其在书中提出的那些社会心理学现象。而他的这种解释或分析的结果，实际上或多或少突破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主流话语权威。
（三）群众论的意义
陆志韦用学习论批判勒朋等人的模仿本能论，孙本文用个人行为论评析勒朋等人的群众行为论，两人对社会心理学上的 “ 群众”，均有看法，但孙本文的论述更广泛且更具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孙本文的《社学心理学》第十五章专论群众行为。孙氏一方面介绍了欧洲群众论和美国个体论相悖不融的情况，同时提出他的见解。在其见解中，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主要在以下三点。第一，关于群众的性质。孙本文认为，包括广狭两义：广义的群众泛指一般的民众，与社会心理学称谓的群众，其意义颇不相同；狭义的群众即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群众，是指 “ 一致注意或应付一种共同对象并表示相当兴趣或热烈情绪作用而在同地暂时集合的一群人 ”
，就是说，群众行为、群众心理，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二，关于群众行为的性质。他认为，“群众行为是一种异常的行为。个人在群众中，除有预定计划或主张而处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人以外，几乎不能自主，随群众的冲动而流动 ”
。第三，孙本文在分析群众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提出 “ 群众行为 ” 与 “ 群众运动 ” 的区别与联系。他说，群众行为如指导得宜，可借以振作社会精神，增强团结意识，表现一种英雄气概；群众行为如果目的正大，则可以纠正社会不平、促进社会改革等有益于社会之事；如果使用得当，则可加强宣传的效果。群众行为的短处亦很明显，比如，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事实，破坏社会秩序，引起社会纠纷。因此，孙本文提出对群众行为做补救与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有组织的集体力量。
（四）应有的思考
至此，我们看到，以往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群众是指集合在特定物理空间、有一致目标与相似情绪的人群。这些人群具有通过个体之间相互刺激形成、肉眼可及的心理·行为集合状态。这种集合状态的特点，具有感染性与冲击性甚至破坏的多重性。这种集合状态，纵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具有某些特点。
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舞台，看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群众现象即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时，会看到，情况已经超出了孙本文时代，更是超出了勒朋时代提出的问题与见解。以往提出的群众，不论广义还是狭义的群众，都只是今天称谓的群体之一种形态，即使由大众传媒，尤其由互联网所形成的这种无组织的群体，亦会引发出群体情绪，而且，这种公众群体具有舆论的特点，成为推动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力量。总之，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不论以何种形态出现，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也已超出以往群体心理研究的学科视野与基本立足点。这就是笔者在上面说的了解社会心理学原初的形态，是为了帮助我们今天去进一步思考社会心理学应该遵循的学科视野与方法论这个议题。
（1）在学科性质的问题上，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立足点是个人心理与行为，或者说，“社会心理学家通常关注个体现在所处的社会情境”（泰勒），或者个人受社会影响后形成的与他人共同的心理过程（阿伦森）。
对于美国社会心理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它的文化与社会的适当条件和学者群的科学精神以及它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的贡献，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在越过本土、扩张到全球后遇到的问题。
（2）至今美国社会心理学承袭的多是心理学取向，但在理论观点上开始突出社会文化理论，不过，这种理论侧重跨文化研究，并没有触及以个人心理—行为为立论基点的基本理论。②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规定是相对的，与学者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文化解读有关。这又表明，当我们读到美国社会心理学重视人际关系的作用时，会看到美国文化视野下的人际关系与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际关系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特点的研究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