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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教材的第一版书稿是2002年5月完成的。时隔4年，才有第二版修订稿。 4年里，中国社会生活状况、中国人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参与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变化是，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而出现了社会财富配置上的 “ 两极分化 ” 现象和社会问题，以及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构建 “ 和谐社会 ” 的决策。广大民众对待这种变化的社会态度受到 “ 两极 ” 现象的影响，比以往更明显地出现积极与消极这种 “ 两极 ” 情绪性的社会表现，也比以往更明显地表现出态度活力。一方面，民众的意志表达渠道多了，尤其是传媒和网络的作用更大了，比以往更活跃；另一方面，就民众而言，对待自己劳动角色的态度带有固守性，不轻易放弃或执意怠慢，因为，必须劳动才能有其酬。而正是后者，凸显了中国民众社会态度的基本特点，即在态度表达方面基本上是采用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生活变化，消极的不满的情绪性态度容易通过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得到化解。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环境保护和公共文明问题，这个问题已向全国上下尖锐地提了出来，这里有社会管理制度上的缺损问题，有人们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问题，有对人类生态的无知问题，也有对人际—群际—人天 “ 关系 ” 管理的认知方式问题。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对公共文明的践踏，让我们损失掉了宝贵的文化传统。这几年，通过对改革25年来六大群体（即知识分子群体、企业家群体、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网民群体和休闲群体）的社会心理分析，对人文奥运与北京市民公共文明的多次调查，不仅感到创造25年成就的基本力量来源，也感觉到了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同时感觉到在对问题的认知方面思维方式的缺失。
第一版前言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责任来强调 “ 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 ” 的必要性，特别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发展冲击背景来看，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是伴随中国改革发展全程的社会心理准备。因为，“文化大革命 ” 造成的文化断裂达十年之久，殃及几代人，如果以 “ 老三届 ” 一代人为界，至少是三代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三代人纵贯大约50个年头，而文化断裂中的人格损伤，却不是50年工夫就可以调适过来的，群体记忆会将其社会心理效应推向很远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都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和反省自己文化与人格的状况下，扑面而来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发展本身表明中国人在改革发展中必须自省和自知。中国25年的改革发展，更加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民族，同时也证实了发展背后的教训和代价、压力和痛苦。现在看来，讨论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社会心理学话题仍然是必要的。
第二版希望进一步提出对待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思维方式转换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而言，首先表现在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有盲点，比较多地按照某种观念去给以解释，结果自以为 “ 知之 ” 了的，但却可能是 “ 未知 ” 或知之偏颇。盲点背后是思维方式有了什么问题。导论用了一点篇幅讨论 “ 善端 ” 认知中的盲点问题，就是试图逾越以往评价上的 “ 是与非 ” 二分法观念，换用另一思路来解释中国文化中关于善恶之争的问题。我在想，如果首先肯定 “ 善 ” 是人性理念的主张之一，我们大概就可以这样理解和解释孟子与荀子的人性善恶之辩：孟子 “ 善端 ” 说与荀子 “ 性恶”（性伪）说，实质上是孟子与荀子对 “ 善 ” 的共同偏爱和共同守护，只是对儒家仁学中人性之美的预设有所不同。他们的善恶之争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认真论战。如果肯定 “ 善 ” 是人性之美，就会痛感我们今天在 “ 关系 ” 端点上丢失了太多的 “ 善”，丢失了孟子 “ 善端 ” 闪烁的人性美。
对待社会心理学本土化问题也有个思维方式转换的问题。通常看待本土化问题时，是将本土化与全球化作为两个侧面看待，本土化的另一面是全球化，同样，全球化的另一面是本土化，这是能够成立的命题。这个命题将全球化与本土化作为两极对应起来看待，表示两者不可须臾分离，两者既对峙又不是不可协调的；但还必须看到，本土化在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以全球化中那个主导力量和主流价值观所提供的 “ 框架 ” 为参照系去思考和提出对策的。因此，在思考和建设中国应有的社会心理学时，对美国社会心理学设定的 “ 框架”，一方面是必须学习，把已经创建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同样写入历史、成为必备的科学知识库，另一方面又必须给予一种超越，跳出那个框架去思考。导论把被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忽视甚至否定的早期社会心理学重新提出来给予必要的提问和反思，就是跳出美国社会心理学框架的一种尝试。
第二版对第一版有较大修改的是社会认知和社会感情两章。社会认知这一章更多地增加了社会性认同的内容，包括自我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社会感情这一章着重梳理和分析了社会感情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情绪与社会生活和谐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人社会感情表达的特点。
第二版增加了经济心理和宗教心理两章。增加这两章的必要性，一个是社会心理生活提出了相关的社会需要，另一个是从基本理论到现实问题都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经济心理学自1902年塔尔德的《经济心理学》问世时起就是从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开始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关心的是 “ 经济现象的主观方面，并证明这是真正能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的方面”。后来，保罗·阿尔布在其1984年的《经济心理学》中强调 “ 经济行为首先是处在制度和文化的环境中”。可见，经济心理学始终将社会心理学融入对经济行为的观察和研究。本书增加的经济心理一章是作者较长时间研究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到，一旦把 “ 不确定性因素 ” 纳入社会认知领域，就立即凸显了心理预期、市场（人际—群际）信任、创业精神和创造性等主体品质的重要性以及可以信赖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的重要性。作者又专门分析了中国人的经济心理特点，提出中国人经济心理的特殊保守性首先在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从经济观念的基本特点看，首先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时限的问题；并分析了实用理性下，君子理想得不到实现，纯粹的实际利益追求则成为经济行为的工具手段；分析了经济行为中的公共精神缺失现象。
宗教生活，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大群体走过漫长的道路，是人类的精神力量表现。在这一章，作者对宗教心理做了细致的分析，能让人从中看出，宗教性心理生活是人类共有的；也能让人从中看出，儒家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但在儒学中 “ 有一种东西同宗教一样，能够给人们以安全感和永恒感”（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作者在研究中，对以太原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当代中国人宗教心理做了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是理解中国人宗教心理的宝贵而又重要的依据。
今后的研究，仍将坚持把视野和脚步逐步深入到对中国人社会心理生活及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根源性研究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这本社会心理学教材，一方面把这门学问的来龙去脉及基本内容告诉学生和读者，另一方面又向学生和读者同时也是向写作者自己提出问题。而对后者的提问，对于观察和思考我们的现实生活并给予理论回答，或许更为重要一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社会心理学教材是献给那不断向我们提问的社会生活的。
沙莲香
2006年5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