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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心理与公众文明

一、社会心理究竟是怎样的“现象”

社会心理现象属于心理现象,也属于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梦、恐惧、愤怒、恍惚、喜悦、激情、幻想、想象、期望等等。人的心理由于人的存在状态即现实载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就群体而言,又由于生存状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型,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心理。民族这种类型的群体,则因地域(疆域或国界)与文化、信仰与习俗、语言与象征的不同,而具有裙带或纽带特性。民族心理是民族群体以及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有其形成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需要将其置于历史纵轴上去考察,多一些纵向理解。社会心理是就社会生活领域的心理现象总体而言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现象有相通及相似之处,这种相通又相似的心理现象,都被包括在社会心理现象之中。一个个个体构成群体,群体心理则因心理共性或共鸣而具有感染性、鼓动性、动员性和集体性等特点。群体心理构成的 “ 社会事实”,即涂尔干在那本有名的《自杀论》中说的 “ 集体表象”,同样是一种存在着的现象,这就是说,社会心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从群体由个体构成的角度看,个体心理是群体心理的基础,群体心理寓于个体心理之中。社会心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出层级性,有不同层面,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及广大范围的大众或公众层面。这是通常讲的社会心理,它与民族心理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社会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上,民族心理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纵向方面,带有社会记忆的性质,在社会生活的深层起作用。从社会生活的纵横双向看,具有纵向性的民族心理与具有横向性的社会心理始终是相互交接的,成为这个社会生活中共有或相似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就是说,社会心理与民族心理是分不开的,研究社会心理不能不研究民族心理,民族是最大范畴的群体。

社会心理更能够显露人的群体性、社会性的心理本源。但是,群体的单位是个体,个体心理及其表达能力的成熟是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可忽视。

二、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

(一)文明所指

“ 文明 ” 这个概念涵盖极其广泛,凡是人类生活含有的内容都存在 “ 文明 ” 与 “ 不文明 ” 的方式或形式。埃利亚斯(N.Elias)使用的 “ 有教养的”、“有礼貌的 ” 等是与文明非常接近的概念,埃利亚斯具体地探讨了餐桌上的语言和餐具使用等就餐行为,社交中姿势、手势、服饰、表情等礼仪行为,他说:“‘文明’使人类行为发生了特殊变化”,“在(‘文明’)这个概念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普遍意义上与社会发展的另一阶段即‘野蛮’状况相对的概念 ” 。“文明 ” 是相对于 “ 野蛮 ” 而言的,“文明 ” 的载体是人的 “ 身体”,文明是人对自己身体的 “ 修养 ” 效果。

公众文明是指公共领域的文明,文明的主体是公众,与个人文明相对,但以个人文明为基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使用 “ 公共性 ” 和 “ 公开性 ” 作为 “ 公共领域 ” 的两个向量,用以规定公共行为的空间特征。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公共性 ” 意味着一个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们之间,它不为每一个人独有又为这每一个人所有,这个世界就像“在—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公开性 ” 意味着 “ 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表示这个空间或领域所发生的现象都 “ 有他人在场”,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到,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品质和行动性能获得 “ 在场 ” 资格,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准则。哈贝马斯(J.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阐释,有与阿伦特相似又不同之处,推进了公共领域研究。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重视公共领域语言的公开性特点,而哈贝马斯则把公众和公众意见引入公共领域,提出公众在公共领域对话中形成,是公共意见的载体。“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 哈贝马斯凸显了 “ 公众 ” 在公共领域表达公共意见的 “ 角色 ” 位置和对公众可以寄予的社会期望。桑内特(R.Sennett)不同于阿伦特(也不同于哈贝马斯),他取用 “ 角色 ” 概念,做功能分析,认为 “ 角色扮演是表达性的”。桑内特把社会当成角色扮演的戏台,“公共角色 ” 在公共领域中进行 “ 社会表达”,将不再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真实呈现,而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表述。桑内特合乎逻辑地论证了演员和陌生人都面临相同的观众,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很可能以各种符号和姿态为标准来理解人类的表达,而不去管实际上使用这些符号和姿态的人到底是谁,“情感因而被表述了”。情感行为是自己人格的一部分,也是对自身的表达。 桑内特提炼的 “ 表达性”,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特征,也是公众和公共文明的重要品性。

可以这样说,“公共性 ” 和 “ 公开性 ” 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不同表述,它是 “ 共同拥有的”,因而对于 “ 在场 ” 的每个人也就是公开的、可以分享的。“公共性 ” 规定行为空间在个人之间的既相区别又 “ 共同拥有 ” 而彼此攸关,维系 “ 公共性 ” 的是心理 “ 纽带”,它在人与人的相互体验、相互照应之中得到体现。“公共性 ” 在本质上是公共领域的精神品质,而 “ 公开性 ” 则表示人的 “ 在场 ” 而不被忽视、不被遗忘、不被歧视,它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是可感受的,可以共觉、共鸣和共享的。“公开性 ” 表明公共领域充满着多种姿态、多种心声和多种表达,是一个充满意愿、期望和要求的表象世界。公众对公共生活的 “ 意志表达 ” 和对公共生活的 “ 志愿参与 ” 是公共领域完善和健康的重要主体条件。

(二)文明与礼貌

文明与礼貌分不开。在中华 “ 礼 ” 论中,对于 “ 礼貌”、“教养 ” 的最早规制,为孔子的 “ 创造”。孔子从 “ 周礼 ” 开始又越出了 “ 周礼 ” 的限制,把 “ 礼 ” 同 “ 人 ” 直接联系起来,作为对 “ 人 ” 本质的一种外在规定。“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孔子又把 “ 礼 ” 引向 “ 敬”,“礼者,敬而已也 ”(《孝经·广要道》)。所谓 “ 有礼貌”,是指行为上对衣冠、容貌、举止、表情、言辞,有所要求,有所讲究。“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这种容体的 “ 正”,颜色的 “ 齐”,辞令的 “ 顺”,都是常说的讲究礼节,有礼貌。容貌、举止、表情神态和辞令话语,都是表现在外的东西,在内心存放的则是 “ 敬”,“敬 ” 表达内心的敬重、崇敬、爱戴,或者敬畏、敬仰。这就是说,“礼 ” 在外、在行动,是多种多样的、易变的。“敬 ” 在内、在情感,“敬 ” 隐于行为深处,凝聚于 “ 心”,“毋不敬”(《礼记·曲礼上》)。由 “ 礼 ” 引向 “ 敬”,表现了中华礼仪的深刻性。“礼 ” 与 “ 敬 ” 表示 “ 人相与 ” 的 “ 相异 ” 又 “ 相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者相敬”(《礼记·乐记》)。中华 “ 礼仪 ” 经历恒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用和反响,其中有不同的评价与态度,有在批判中的进步或毁损,但孔子制礼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需要往前发展,需要用公众文明去推进和创生。

文明与礼貌之间的关联性在于两者相通相叠却不相等,“文明 ” 以 “ 礼貌 ” 为基本内容又在形式上高于 “ 礼貌”,比 “ 礼貌 ” 更抽象更深刻,文明是人的活动产物和人对这个产物所赋予的意义,而这个产物和它的意义又反映人的文明状况。“有礼貌”、“有教养 ” 是 “ 文明 ” 的填充物,是对文明的一种意识与态度。只有 “ 有礼貌”、“有教养 ” 转变成一种 “ 态度 ” 及 “ 参与 ” 的场合,才能够说行为 “ 文明 ” 的真实到来。

(三)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

从上述关于文明与礼貌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 文明 ” 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用 “ 文明 ” 的视野观察社会心理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心理背后存在的理性价值。人们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心理反应并非是 “ 为所欲为 ” 或 “ 毫无存念 ” 的,每人有每人的 “ 所欲”、“所思”、“所为”,人与人之间总得有共同遵循的东西,才会有每个人可能得到的欲望满足、思想自由和有所作为。公众文明是不可或缺的。

“ 文明 ” 与 “ 心理 ” 是互为 “ 表里 ” 的。当考察 “ 心理 ” 现象时,“文明 ” 退居背后起作用,反之,当考察 “ 文明 ” 现象时,“心理 ” 退居背后起作用。但是,“ 文明 ” 与 “ 心理 ” 之间是有区别的,公众行为的 “ 文明 ” 之举以伦理规范为基本内容,是习惯的,更多是理性的。社会生活中的 “ 心理 ” 现象是以欲望为基本动力的,是习惯的,更多是非理性的。提倡公众 “ 文明 ” 或养成 “ 文明 ” 习惯,能够在实际上对非理性的心理表现起到约制或引诱的作用。例如,在大型的公共表演场合,观众的欢呼、掌声或群情激昂是必不可少的,是对表演的分享和积极回应,但若淆乱了表演场所的秩序,破坏了表演者的情绪和心态,则是一场麻烦或灾难,必须 “ 文明 ” 地欣赏表演。

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说的是:“文明 ” 的 “ 理性 ” 品质对 “ 心理 ” 的非理性欲望有制约或引渡作用,文明是存在于社会心理背后的理性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和不文明的 “ 举动 ” 都有背后的 “ 心态”。公共场合 “ 礼让 ” 和 “ 给予 ” 的背后一定是 “ 亲和 ” 的心态,让人与人之间的行动减少或免除 “ 损失”。公共场合 “ 好斗 ” 和 “ 占便宜 ” 的背后一定是 “ 失落 ” 的心态。社会生活中纷然杂陈的心态都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文明水平。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遇事将 “ 心态 ” 调适得 “ 理性 ” 一些、“自省 ” 一些,是必要的。

三、社会心理与人性理念中的“善”

(一)一个 “ 本体 ” 的视角

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到今天讲一点文明问题是必要的,再讲一点人性的问题即社会心理生活中人性 “ 善 ” 的问题,也是必要的。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讲这个问题。第二版导论中曾使用 “ 关系 ” 视角,第三版导论拟以 “ 人本体 ” 视角看社会心理与人性 “ 善 ” 的相互关联且不可分割的关系。从 “ 人本体 ” 看问题就是把人视为其自身 “ 存有”,人是自己的 “ 物自体”;人本于其自身,身体承载的所有官能都是自己对自己的规定,这是本体论及其具有的方法论。 从 “ 人本体 ” 研究或解释 “ 人 ” 的时候,人是自己对自己进行规定和反观,人的心理与行为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表达和诉求。而文明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性评价与积极性动员。

(二)一场有恒久性的对话

在中国的文化路数下,人性 “ 善 ” 的人性主张在孟子那里最早提出也最精彩,而荀子同孟子的 “ 人性 ” 对话同样精彩。那是一场缺场对话,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而并不针锋相对。荀孟的 “ 情境假设 ” 不同,论点不同,最后,殊途同归,都证明了 “ 善 ” 之于 “ 人 ” 的不可毁弃和永恒。

孟子的情境假设是那个 “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在此种情境之中,人人 “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有 “ 不忍人之心 ” 。在这样的情境中,“不忍人之心 ” 是出自人的 “ 社会本能”,即孟子说的 “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人性善 ” 命题的立论基础是人的 “ 社会本能”。“社会本能”,人人皆有,是发自人自身的 “ 能力”。 “ 善 ” 是无须理由的、纯洁的。

荀子提出的假设是人间 “ 利益博弈 ” 中的 “ 欲望相争 ” 情境,在欲望驱动下人与人之间 “ 相恶 ” ;而 “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为教化而得,故荀子主张 “ 隆礼”。故荀子不同于孟子人生而 “ 有不忍人之心 ” 的立论,他转过身来把视线投向复杂的以至于残酷的社会生活,透析人之 “ 恶 ” 缘何而生:顺从 “ 欲望 ” 而不予以 “ 克己”。这是异于孟子的另类思考:直面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对这个 “ 复杂 ” 给予的 “ 应对心态”。这是从另一侧对 “ 人性 ” 理论的论说与补充。荀子对乱世有切肤之痛,他追求人之善而旁征博引地论证 “ 恶 ” 的存在,论证 “ 人性 ” 的可塑可育,提倡礼仪教化即 “ 隆礼”。

(三)善善恶恶和 “ 善 ” 的根本性

孟子 “ 性善论 ” 揭示出 “ 性善 ” 的普世价值。人类之所以有信仰、宗教感情,其人性根据在 “ 善”。孟子 “ 性善论 ” 包含了人 “ 不善 ” 之可能,人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 “ 人性削落 ” 为 “ 兽性 ” 之可能。一次,孟子讲君子秉性,说道:有人横逆于我的话,我必不仁,必无礼,必不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因此,孟子主张 “ 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荀子 “ 性恶论 ” 连同他的 “ 隆礼说”,同样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善善恶恶。今天,我们社会生活中的 “ 恶 ” 相丛生,倒也多少应了荀子的人性 “ 恶 ” 假设,却又忽视了荀子 “ 隆礼 ” 之说。

孟子 “ 情境假设 ” 的意义在于 “ 人性善 ” 命题及其情境假设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不可颠覆性和至关重要性上,在学理上的可观察和可体证又证明 “ 善 ” 的 “ 扩充 ” 和 “ 传播 ” 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孟子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行善 ” 是人性所施,如同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去恶 ” 是 “ 行善 ” 的 “ 人性 ” 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摆脱善恶,但却能够选择 “ 行善去恶”。 “ 善 ” 是人对自己的最根本规定,“善 ” 的这种规定性是人与兽的 “ 根本 ” 分界、人之 “ 高下 ” 的 “ 根本 ” 归结点。这个 “ 根本 ” 既是底线又是境界。“底线 ” 一旦被踏破则人兽不分,底线的存在是普遍的。境界是理想的形式,人不断追求这个 “ 境界”,无止境,标志着人对自己的要求和自我实现,因而也就有了人的高低分野,境界确保人的自身价值和内心向往。“善 ” 相对于 “ 恶”,两者纠葛,有 “ 善 ” 就有 “ 恶”。各人有各人的一生,遭遇不同,路途相异,善善恶恶,不可能达到 “ 至善”。

本章要点

导论是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应有特点的概要性论述。

1. 社会心理概念,书中突出了社会心理在比个体更高的社会层面上揭示人的本质,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精神性存在 。 社会心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个体心理 、 群体心理 、 大众心理和民族心理,四者之间的关联,构成社会心理学的基本轮廓 。

2. 导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早期形态和我国早期研究的分析,强调群体心理研究的意义 。 社会心理学产生于欧洲,发展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带有美国人的性格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已逐渐成为潮流 。

3. 影响社会心理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互有联系,但起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 。 文化的作用是深度的潜在的,对社会心理具有建构功能 。 文化对社会心理的作用必须借用载体 —— 物质的 、 语言文字的 、 身体的等各种载体 。 包括报刊 、 电视 、 广播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是各种载体的综合,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网络是各种载体在虚拟空间的综合 。 现代媒介以其迅速 、 多样化和多维度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以至于改造了社会心理及其表达方式和行动能力 。

4. 社会心理与文明是分不开的,文明是社会心理的内核 。 导论着重分析了中国文化资源中孟 、 荀关于人性的对话 。 荀子对于孟子的 “ 性善论 ” 所给的缺场对话,是一场有智慧的 、 有恒久意义的对话 。 同时,分析了人世间的善善恶恶,而性善是人性的 “ 根本 ”, 是人对自己的最根本规定 。“ 善 ” 的这种规定性是人与兽的 “ 根本 ” 分界 、 人之 “ 高下 ” 的 “ 根本 ” 归结点 。

基本概念

社会心理 个体心理 群体心理 大众心理 民族心理 文明 人性

复习思考题

1. 请通过社会心理学的产生,说明人类对自己的认识 。

2. 请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说明美国风土及社会个性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

3. 请分析陆志韦和孙本文对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贡献 。

4. 请结合你对中国人性格的认同与反思,分析文化 — 社会因素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作用 。

5. 请用你身边的变化,说明社会心理的文明本质 。

6. 请通过某些社会问题,分析文明对社会心理生活的重要性 。

7. 请通过某些社会问题,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中 “ 善 ” 的理念对于社会心理生活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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