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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研究的改造
社会心理学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一次是带来学科质变的变化，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土壤中立足、发展，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逐步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美国对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改造与美国化，用美国的个人心理研究和实用理念改造了欧洲的群体心理研究，明确提出 “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行为及意识的科学”，注重 “ 行为的观点与实验的方法”。
F.H.奥尔波特（F.H.Allport，1890—1978）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社会心理学》（SocialPsychology，1924）在当时影响广泛。他在书中直接批判“群体心”，并称其为“群体谬误”（group fallacy），认为除了个人心理，不存在群体心理。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行为中对他人有刺激或者接受他人刺激所发生的行为反应及意识，换言之，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意识。同时，F.H.奥尔波特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开先河者。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开拓方面，F.H.奥尔波特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影响是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推动。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心理学有一种从欧风转向美风的新学风，别开生面。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个体心理学一部分的论断，社会心理学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倾向，否定来自群体以至于社会文脉的群体心理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土壤和学术风土中得到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概括起来说，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主要话题和业绩，是关于态度尤其是态度测定的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是关于态度变化的形成及其概念化时期。到了70年代，由于生活方式迅速变化和社会问题凸显，社会心理学出现了危机及对理论、方法再探讨的要求。从70年代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实况看，构建一种吸纳并超越两个研究传统的宏观理论，仍然显得 “ 先天 ” 不足。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传承过程可以看出来，虽然拓展了很多研究领域并有巨大贡献，但仍然有待通过重大的危机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研究去突破以个人为中心的理论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从欧洲流亡到美国，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勒温（K.Lewin，1890—1947）所起的影响作用尤其具有代表性。勒温的集团动力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关于集团动力的实验研究，实际上是把相互依存原理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更强调情境、生活空间、场的作用。他和弟子们的动力场实验研究，揭示了集团成员的集团行为、士气、意见及领导风格（leader-ship）等的变化特征及条件，不仅推动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也开辟了组织心理学和产业心理学的领域，是继冯特之后值得称赞的实验研究。勒温学派的柯德拉依（D.Cartwright）、多伊奇（M.Deutsch）、费斯廷格（L.Festinger）、布莱奇（J.R.French）、萨赫特（S.Schachter）等是推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力。此外，其他流亡美国的海德（F.Heider）、凯利（H.H.Kelley）、弗罗姆（E.Fromm）、拉扎斯菲尔德（P.F.Lazarsfeld）等一批学者，都推动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的发展。
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本脉络是以个人为基础的，研究个人如何受他人的影响或者如何影响他人的行为，即个人行为如何受社会中他人的刺激而改变。研究所用的方法是心理学的实证方法，与诞生在欧洲的原初社会心理学迥然有别。这表明美国是使社会心理学成为 “ 个人科学 ” 的最肥沃的土壤，也表明社会心理学取向的问题、社会心理学立足点的问题，都有本国文化的社会根底，都是价值选择而非是非选择。
二、两种研究传统
从上述社会心理学产生之前的研究历史看，在树立理论旗帜时，不同学派之间既有某种连续性，又都突出了自己对社会心理现象的独特解释，逐步书写了社会心理学的史前史及其开篇史。现在，我们回头看去，会从中看到对后来社会心理学有着深刻影响的两种研究文脉、两种思路，致使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存在心理学倾向和社会学倾向。而麦独孤和罗斯两本同名社会心理学著作的登场，使这两种文脉开始明朗化，并在其后演化出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性质的社会心理学。前者以个人心理为主线，研究个人的内在经验及行为的心理学文脉和思路；后者是以社会要因或人与人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作为社会过程或群体现象心理基础的社会学文脉和思路。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过程看，沿着两种文脉的发展，是在社会心理学从欧洲东进美国之后愈益强化起来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有背景缘由的历史现象。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特点看，不论是属于心理学文脉的冯特、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还是属于社会学文脉的塔尔德、涂尔干、勒朋的社会心理学思想，都在不同的表述（“民族心”、“本能心”、“ 集合心”、“群集心”）中将社会心理客观化为实体，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H.奥尔波特批判麦独孤、勒朋等人的最大的把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重心已不在欧洲，而在美国，从而，成为 “ 个人科学 ” 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找到了土壤。
三、两种研究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心理学理论倾向上，出现了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从行为理论向认知理论的变化；二是理论的微观化倾向。
行为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忽视以至于否定意识的作用，由此，受到了学界的批评，但是，行为主义的可操作性研究及其基本原理，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着美国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及其对社会认知的研究，使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认知心理学是伴随以计算机发展为动力的信息科学和传播学的发展而出现的。认知（cognition）概念是用来说明信息由某种精神性系统进行处理的一系列活动，即对信息的收集、选择、赋予意义、形成印象、储存和记忆等加工处理过程。把 “ 认知 ” 这个概念引入心理学，就有可能在比知觉心理学研究更加系统化的程度上去解释知觉过程及其复杂性和自致性。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概念进一步揭示出认知的内容及过程的社会性质。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了与他人互动着的自己，他人和想象中的他人、人际关系、群体，社会信息和记忆中的社会信息，不同文化圈及其互动状态等；就其过程而言，社会认知得以形成并实现的装置和机理在于沟通（传播，communication）和互动（interaction），由于沟通，多种多样的信息和由信息载荷着的意义即价值，逐渐为一群人、一个集体、一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所共有并逐步达成共识。社会认知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推进了认知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中包括归因研究、态度的形成及变化研究、对人认知和沟通心理以及广大范围的传播心理研究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随着应用研究的增多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出现细分化和微观化倾向。这种倾向与由行为理论向认知理论转变的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应用研究领域，引起社会心理学界强烈关注的是临床方面的问题。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在个人、家庭，抑或企业及社会等不同层面，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迫切需要给予解释及帮助。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临床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此外，社会心理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社会心理学，也于70年代中期在美国一些大学的课程中开始挂牌登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逐渐走向成熟；产业心理学中的适应与临床也愈益受到重视并占有重要位置；等等。这样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其基础是社会认知研究及其理论，比如，社会心理问题涉及认知过程分析，即问题出现之后的归因、知觉、态度等，涉及人际关系中的自己与他人关系认知，自我表达与对人理解，人际过程和群体及集团过程中的心理作用等，还涉及人格实现中的情境因素与性格因素等问题。
认知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研究在相当广泛的应用领域推动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并且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传统依然是支配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脉络，尚无 “ 两个传统 ” 有机结合的势头。
四、文化的社会心理构造功能
（一）影响社会心理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
文化特点和社会生活状况对社会心理的特点及变化都是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起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文化 ” 的作用是多姿多彩的，凡有人的心理与行为出现的场合，就有 “ 文化 ” 的 “ 框子 ” 伴随其中，不离左右，它影响你对问题的看法、对艺术创作的欣赏方式、对行为的选择或做事情的方式，还影响你对社会事件做出评价与表达态度的方式。这种社会心理反应 “ 方式”，尤其在同西方人的接触或交往中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尤其在与同为中国人不同年代出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和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群接触或交往中会发现既有 “ 差异 ” 又有 “ 共同点”，其 “ 差异 ” 表示 “ 变化”，其 “ 共同点 ” 则表示 “ 固有”、“稳定 ” 和 “ 不易变化”，这两种场合出现的不同情况，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同西方人的 “ 不同 ” 和我们自身变化中的 “ 相同”，是源于中国人身上特有的认知 “ 框子”、做事 “ 框子”、行动 “ 框子”。这个 “ 框子 ” 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你感觉不到，触不到，看不见，闻不见，这就是文化起作用时的特点。文化在其根本点上，是以 “ 模式”、“框架”、“套子 ” 起作用的形式，对社会心理具有 “ 组织”、“构造 ” 的功能。但是，这个被构造起来的社会心理状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或巨变、文化的冲突或变迁，是会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的。也就是说，当后现代思潮足以带动现代人的社会心理生活时，后现代思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它的心理效果；然而，这个心理效果不论有多么广大、多么强烈，中国人固有的民族的心理模式不仅不会彻底 “ 毁掉”，而且还可能在解构过程中创生和提升。
（二）文化的社会心理构造功能
文化作用的深刻性就在于对社会心理的模式化，这种 “ 心理模式化 ” 基于 “ 文化思维”，是潜在的、深层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是文化起作用的外部依据，“文化 ” 自身是不能够 “ 单纯 ” 起作用的，文化需要社会生活为其提供发挥作用的 “ 载体 ” 及其 “ 开放性”、“丰富性 ” 和 “ 空间性”。其中 “ 载体 ” 包含我们自己的 “ 身体”，是越来越重要的载体，身体载体对于物质性生产性载体具有 “ 创生 ” 或 “ 破坏 ” 的作用。公共场合的设施如雕塑、坐椅、交通斑马线、路口指示灯，都是文化 “ 秩序 ” 的载体，我们人对待这样的载体有着 “ 创生 ” 或 “ 破坏 ” 的作用，这里的 “ 对待 ” 就是 “ 社会心理 ” 的一种，含有 “ 认知 ” 和 “ 态度 ” 以及 “ 行动 ” 的心理反应，换言之，在对待物质性文化载体的背后，归根到底是文化或者说身体这个文化载体对其他文化载体的 “ 保护 ” 或 “ 反叛”。文化的物质性载体对身体载体以至于人的心理生活也是 “ 强制性 ” 或 “ 感染性 ” 的冲击力量，有审美感的建筑物让我们高兴地去欣赏，让世世代代都津津乐道，丑陋的建筑物让人不愉快，产生心理抗拒，从而引起和加重了 “ 怀旧 ” 情怀。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对决文化传统，会加剧人们社会心理生活的激荡与变化。
在第二版导论部分，曾经介绍了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对中国人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国枢教授将他的社会取向研究引申到社会互动和性格特质两个层次，对其社会取向概念做了修改。杨氏的社会取向论是以阿盖尔（Argyle）关于人与环境的基本互动方式为基础的，界定社会取向与个我取向两种主要的生活适应或运作类型。
杨氏将此两维及其表现力之强与弱交互为四个象限，并择取其中的两个象限：人境融合型（社会取向）、个体支配型（个我取向）。
他从人与文化—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区分心理—行为取向的类型，提出四个相互关联的 “ 家族取向”、“关系取向”、“ 权威取向 ” 和 “ 他人取向”，将四个取向置于社会取向之下成为次级概念，且具有可操作性，这是一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研究，为人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提供了一种理路与思考。
文化的变迁，文化赖以起作用的载体，十分丰富，以物质、语言文字、身体官能为基本形态的载体，有了变化无穷的表现，包括报刊、电视、广播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是对基本载体的综合与推进，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网络是各种载体在虚拟空间的综合与再造。现代媒介以其迅速、多样化和多维度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以至于改造了社会心理及其表达方式和行动能力。
（三）社会心态和心理表达的问题
在第二版导论部分曾经强调过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心态问题和心理表达问题，都是讲多数人的心理表现，讲多数人对某个社会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的心理反应，引起 “ 利益攸关者 ” 的呼应和共鸣，构筑一个时期内的一种社会氛围，成为社会评价和社会影响的力量。在互联网迅速进入家庭生活、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今天，社会心态及其表现形式、心理表达的通道及其表达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社会力量显得更为强大、更加激荡迭起，是推动传统心理变异的一种组成部分。
“ 社会心态 ” 属于社会心理，是社会心理的存在或表现 “ 状态”。社会心理唯以心理 “ 状态 ” 出现才能 “ 嵌入 ” 生活，这种心理 “ 状态 ” 离不开人们的生活，它从生活中形成又回到生活中去。社会心态比社会心理有某种更明显的结构性和轮廓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的 “ 浮躁”，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相当多人寻找 “ 脱贫 ” 机会的急迫愿望与 “ 急不可耐 ” 的心理。21世纪初期贫富差距愈益加大加深境况下，相当多人对贫困的弱势人群之社会同情和 “ 抱打不平 ” 的心态，以及对获取 “ 不义财 ” 的 “ 权钱勾结 ” 之社会反感和 “ 集体反抗 ” 的心态，都比生活中的 “ 激情”、“起哄”、“快乐”、“微笑 ” 等心理现象要更为复杂，“心态 ” 含有多种心理质料并且相互促动、捆绑一体。具有不同心理质料的社会心态在表现形式上会有所不同。“浮躁 ” 心态的表现形式更突出的是对自己和朋友或潜在他者的评价与态度。伴随某种 “ 工具主义 ” 手段，为弱者 “ 抱打不平 ” 的心态更突出的是对他者或潜在他者的 “ 不公平 ” 遭遇和遭遇背后的 “ 制度性 ” 规则给以评价与表明态度。伴随某种 “ 舆论 ” 手段或行动参与，“集体反抗 ” 的心态则更突出表现在对 “ 公权力 ” 腐败的评价与态度上，常常以我们称之为 “ 群体事件 ” 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心态更具社会 “ 晴雨表 ” 的功能。
社会心理表达是社会心理的功能表现，心理表达能力的有与无或强与弱，可以说是 “ 心理成熟 ” 或 “ 心理健康 ” 与否的一种心理标志，也是社会生活尤其制度性规则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设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舆论、思想自由度等程度如何的一种社会标志。“文革 ” 中的 “ 说假话”，大批判会上说的和回到家里说的或亲友之间说的 “ 不是一回事”，也属于 “ 心理表达”，是 “ 伪装 ” 下的 “ 言论 ” 自卫和对强大政治的心理 “ 反抗”，但是终究逃脱不了 “ 文革 ” 驾驭下的悲剧。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公众的心理表达能力和社会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互联网提供的 “ 公共空间 ” 制造了特有的心理表达区域和对心理表达能力的培育，20世纪伊始出现了对 “ 说真话 ” 的高度认同与舆论支持，并在这种进步起来的心理表达过程中，从不理性的甚至于 “ 百无聊赖 ” 的表达逐步走向言之有据的讨论式或对话式的表达。互联网将在未曾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公众对社会生活的意见表达以至于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