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媒体和流行文化已经成功塑造出了这么一批暴力凶杀犯形象，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心理变态或心智失常的儿童成长起来的。试想一下那些校园枪击案，每次案件发生后，凶手的朋友、家人、同学和老师都开始回想起过去的种种迹象，都曾警示过枪击案将会发生。家长们一旦发现他们的孩子有不正常或者反社会的举动时，就会立刻求助医生，希望心理治疗或者处方药可以阻止危险的降临。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并不在意自己脑部扫描图像的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自己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当我开始照着自己的研究理论，依循着自我探索的道路，回顾童年的某些事件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我于1947年10月18日上午7:07出生在纽约州波及普斯市，出生时重7磅7盎司。虽然并不迷信，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幸运数字是7。母亲怀我的过程算得上顺利，但对我那双彼时已经经历了四次流产的父母来说，这个过程依然充满了焦虑和担心。根据我父亲母亲、叔叔阿姨和祖父母们的说法，我是一个快乐的婴儿，一个开心的幼童。当然也并非一直乐呵呵的，毕竟我的哭闹声简直要把哥哥杰克逼疯了。

妈妈和几个亲戚说我是个“讨人喜欢的快乐宝宝”，没有任何行为问题。一岁之后，我开始爆发严重而且无法根治的哮喘，这个恶疾一直纠缠我到今天。某个瞬间骤然开始的、连续多天的呼吸困难成了我最早和最难忘的记忆。近些天，我问我妈妈，想让她讲讲我青春期前的性格，我的行为有没有忽然转变或者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她用这些词形容那一时期的我，说我“可爱又讨人喜欢，坦率而淘气，每时每刻充满好奇心，能干且富有见解，友善，还爱开玩笑”，她又补充说：“总之你是个淘气鬼，差不多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全家人对我童年的描述都是差不多的版本。他们说我是个漂亮的孩子，我的祖父甚至曾帮我报名参加过一次全美漂亮宝宝选美大赛。我爸去哪儿都带着我，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维系到我的少年时代。他会带我去酒吧，玩桌球，掷飞镖，玩沙狐球 ，和我一块在吧台跟老板聊天，消遣时光。我们一起去钓鱼，还一起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住过几夜。1950年起，他开始带我去萨拉托加普林斯看轻驾马车比赛，那年我才三岁。此后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捕鳟鱼，每年8月都固定去萨拉托加普林斯看马车比赛，至今已经连续63年，一年都不曾落下。我和母亲的关系也很亲密，很小的时候就从她那里学会了做饭、缝纫和熨衣服的本领。

1951年，四岁的我同家人从波基普斯搬迁至此，定居后的第二年，我在纽约州科霍斯的圣帕特里克学校开始了幼儿园生活。那是一个由修女们主理的天主教小学，我在那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快乐的幼儿园时光。当然了，也不完全算是平安无事。记得在参加初领圣体仪式 那天，我到处捣乱，被老师惩罚，将我头朝下关进垃圾桶十五分钟。一部分同学惊恐地看着我双腿朝上的样子，而有几个傻瓜则在一边憋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觉得这一切很好笑，就朝同学们做鬼脸，结果被罚在垃圾桶里又多待了十五分钟。我想，应该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班里的小丑，而这个特质我至今都没能甩掉。五十八岁那年，我参加了一档严肃但煽情的电视节目录制，期间我和一位知名电视网女记者不停地揶揄和逗笑，结果被一帮敏感的家伙们当着三十多人的面轰了出去。我敢发誓，她和圣帕特里克一年级班里那些孩子们一样，和修女们一起把我拉入了这趟浑水之中。

几年后，我从科霍斯搬到了附近，住进了更好的劳顿维尔。在劳顿维尔学校，我度过了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光。小学毕业前的这三年对我来说，充满了欢愉和美妙。至今很多故事都历历在目，这三年里我在学业和社交方面都硕果累累。我的老师都非常出色，特别是温妮·史密斯小姐，她是所有小学教师中最杰出的一个人。大部分人都喜欢她，她也给予了我特别的关注，鼓励我出演校园剧，让我学习乐器、绘画，参加社交活动。至今我都不会忘记五年级，她做班主任那年，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些即使最平凡的集体活动。

小学毕业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父亲和叔叔在特洛伊的药店工作。我对自然，对动物，对园艺，对户外运动的好奇心加上我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上的天赋，使我和药剂师们相处得很融洽。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深深地为这些问题所着迷。我整天浸润在药店庞大的库房里，在那里受到的所有耳濡目染，以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影响着我的未来。从一开始我就深深着迷于此，整个初中时代和高中时代我也没有中断过在药房的工作。我对所有的药物都有兴趣，对药材的基本化学反应也很痴迷。我开始研究那些棕色瓶子里的硝酸钾，俗称火硝。在我喋喋不休的追问之下，年轻药剂师告诉我硝酸钾是制作火药的关键成分，甚至可以制造些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东西。药房里的基础化学品应有尽有，我很快就锁定了其他原料：碳、硫磺以及催化剂氧化镁。这些化学品开启了我和爆炸物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恋。我开始自己制造烟火，接着又在一个特别大胆的朋友的帮助下升级，制作越来越大的管状炸药。此后很多年，我们都定期聚在一起引爆炸药。与此同时，另两个嗜好点火和射击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冒险，他们总在野地里放火，放那种能把他们自己的房子也一块儿烧掉的大火。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总想要表现得彪悍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依旧这样去玩火，肯定会被丢进监狱里去。但那时，我们只是些顽皮的男孩，并且毫无恶意。我还有另一些朋友痴迷于射击动物，钉死鸟，在牛屁股上钉钉子，但这些事从来没有吸引过我。

在那些准许搞破坏的夜晚我们都是捣蛋鬼，比如我最喜欢的万圣节。我们表演每一出能想到的恶作剧，但从没伤到任何一个人。这样疯玩一整夜之后，就能得到整袋整袋塞得满满当当的糖果。我们要么是出自善心将糖果洒在修道院内，要么就留到下次犯错要受罚时，来哄修女们开心。我们不是什么坏孩子，只是淘气包。对我来说，戏弄别人的内在动因可能来自我的黑暗面，但这种黑暗因素最终通过玩笑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来自我的光明的一面。

我想我对恶作剧的嗜好是后天习得的。我父亲和他的好搭档阿诺德叔叔，以及他们的头领查理舅舅，都是捣蛋鬼。不过在他们的玩笑集子里，故事都是以积极地调子收尾的。我的父亲和叔叔会在他们那些贫穷的客人面前演戏，假装自己是在漫天要价，再把商品以九折的低价出售。比如有个穷人来买一根价值十美元的手杖，他们就会故意摆出一副狡黠的面孔，而不是直接降价说：“这个卖你两美元。”我总是一遍一遍看他们耍这样的把戏，虽然他们会惹得顾客们有点生气，但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那些运气不太好的顾客们既可以保存他们的颜面，又不至于破产。

小学、初中、高中一年一年过去，我转入了科隆尼附近的一所公立中学，沙克尔高级中学。那是一家新建的实验学校，虽然那是1959年的往事，但那时候学校也已经是以高科技为特色的，比如电脑化。我在沙克尔高中的日子也过得非常棒，获得了各种在学术、社交、艺术、音乐和体育方面尽情发展的机会。那是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有很多杰出的教师，我深爱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年的时光。

整个后青春期时代，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友善的普通人——和蔼，乐于助人，总是快快乐乐。虽然总会时不时地说些奇怪的话，但大部分人都接受我，乐意和我一块出去玩，想和我成为玩伴和密友。我比大部分男孩都更能和姑娘太太们处得好。我许多从青年时期延续至今的长期亲密友谊都证实，我不仅能和男孩子们混得好，也能同女性建立亲密的友谊。

我高中大学那会儿，身高6英尺，体重180到220磅，看起来并不人高马大，咄咄逼人。我从不跟人打架，在兄弟姐妹当中也是行为比较温和的一个。我的兄弟姐妹们有从极度内向到极度外向的，各不相同，还有的终其一生都在与别人争权夺利。我一共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大哥是杰克，杰克出生后五年，我呱呱坠地。四年后弟弟皮特降生，又过了三年后汤姆降生，两年后马克降生，马克出生的后一年，我们迎来了妹妹卡萝尔。皮特是个大麻烦，他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总是上蹿下跳，到处惹祸。杰克比我来的更加争强好胜，总出去打架。汤姆、马克、卡萝尔和我则是四个安静的孩子。

我从没有好斗的名声在外，不过当我看到混混欺负别人的时候也会拔刀相助。我会停下脚步，勒令他停止。如果不奏效，我会推搡那个混混，把他拎起，让他双脚离地，并威胁说我会杀掉他。从大约十二岁算起，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有一次，记得是十九、二十岁那会儿，我看到一个朋友在酒吧里挑起了一架，便上前把他拉开。可偏偏有个人还是不依不饶，不肯罢休。我觉得这不公平，就一把揪住了那家伙的领子，猛地把他拽了出来。我朋友示意我摁住这个家伙，好让他狠狠把对方揍一顿。但我拒绝了，这样做同样不公平。我家族里很多男性都热衷体育，个别几个特别好斗，但我却从没有发展起对拳击的爱好。相比赤手空拳打上一架，想象自己揍了某人来发泄情绪对我更奏效。一直到高中，我都没做好参加摔跤或是橄榄球赛的心理准备。我更愿意在比赛中想尽办法让对手紧张，让对手大笑。我喜欢这样的体育，不那么严肃或暴力，只是向上的、嬉戏喧闹着的、充满欢乐的。

在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出现强迫症，其具体表现为对宗教，特别是对我母亲信仰的罗马天主教的强迫观念。我的家庭和家长圈子里，从没有人逼迫我信教，对天主教的信仰于我而言也仅仅是一种自我约束。只有一位神父和我母亲两个人注意到了我身上这种新起的执念。我开始每天溜出去参加弥撒。周六的时候，只要醒着，我就会花一整晚的时间苦苦思忖要如何坦白自己的罪，好让自己可以继续接受圣礼。整个青春时期，从始至终，包括六年的初高中生涯，我从未缺席任何一场主日弥撒，未曾错过任何一个圣餐日。整个人都隐居在被自己内在机制控制的秘密世界里，这个机制让我不断指出自己性格的弱点和认知的缺陷。我对自己的纯洁性和完美度异常敏感，开始试图不断地掩饰自己身上千奇百怪的罪。当我跟神父忏悔的时候，他试着告诉我，我每周对他讲述自己身上的那些罪根本称不上是罪恶。但是，即使我知道这些问题算不上什么罪恶，我也会把它们往破坏性的思路上套，强制把它们说成是一种所谓的“罪”。

对强迫症患者来说，用道德之网来束缚自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我古怪的强迫症状之一就是集中精力来关注我个人空间的左半边，然后注意力延伸，比如延伸到我的右半边。我会不停地计算这种注意力着重点，然后发现自己多花了几秒钟关注了左边或者右边。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道德罪恶。但过了一会儿我又会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另一种道德罪恶。十二岁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公园长凳上，花上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地检讨出四十个罪来，每一条罪状都能把我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情况可以持续数小时、数天，整整控制了我的内在世界长达两年的时间。一般来说，我可以隐瞒这种炫目的强迫症世界所产生的焦虑感，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感觉将我完全吞噬了。在那段时间，我还会体验到长达半小时的无意识的恐惧和毁灭。伴随这种体验而来的是不间断的宗教鞭挞，更准确地说，这种感觉将我带入长达数年的道德危机。所有的这一切都产生在没有任何来自家庭、朋友或者宗教人士影响的情况下。如果非要说他们对我有些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们都想要帮我冷静下来。

除了对对称性的苛求，我还没完没了地洗手。去坐校车的路上，我在左右三十英尺的区域一路乱晃，捡地上的垃圾，以保证身后可以留下一条干净的小道。所有事对我来说都是道德问题。我必须完美，必须对一切都抱有善意。如果我做了一件好事，却不是发自真心，我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知道这样很疯狂，可就是停不下来。最后我不再向别人讲述这一切，所有人都说这完全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我甚至不能想象偷窃或者破坏规矩的情形发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我拒绝发生性行为，即使在和黛安，我后来的妻子约会期间我也拒绝性行为，我视其为非道德。终于，很多年后她受够了我的这种坚持。

多年以后，在我年过六十的时候，我母亲向我讲述了一件有关我强迫症的事。那是1961年夏天，我十三岁，开朗健谈，朋友众多。忽然有一天，我毫无征兆地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独自蜗居进一个人的小天地中去了。我整日无所事事，直到看到隔壁邻居家院子里躺着一艘年久失修的破船。我指着破船向邻居提出，如果我修好这东西，他就让我划船去钓鱼。这样约定之后，我又缩回自己的世界里，开始每天修理这艘船，有时一修就是十四个小时。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深陷在情绪的泥潭之中。

母亲说，有一天，她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我在船上工作，越看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表现出反社会行为。“我反复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你爸爸，要不要去联系我们认识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她这样说。但当9月再次开学，当我再次开始日常生活，一切恢复了正常。母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我也再没有经历过像那样一段情绪低落的时光。当我再次回到学校，我又一次变得外向而充满活力，以至于低落的情绪想要抬头时，我总有事可做，没有任何空闲让自己变得沮丧。

在我升入高中的第一年，因为忠实虔诚，我在主教教区纽约州天主教青年会议上被推举为当年年度天主教最佳男孩。获此殊荣，使我得以和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以及来自教堂和州政府的其他官员一起度了个假。我还遇到了其他一些和我年龄相仿也获此殊荣的青年男女。在和这些来自整个州的学生和教士们座谈相处的期间，我渐渐发现，相比那些参加天主教青年运动的伙计们对教会活动的兴趣，我的兴趣点则是痴迷于那个纯粹的形而上的世界，那个狂乱的世界。

我四年的高中生活被一个接一个的活动填满了。我每年都参加橄榄球队、摔跤队和田径队。夏天，我参加游泳比赛，每年冬天参加障碍滑雪赛和大曲道滑雪比赛。虽然我同任何一个人一样乐于享受胜利的滋味，但我从不因为对手而生气。不过，也不是所有比赛场合我都可以这样心平气和地面对，玩室内游戏的时候我就表现得十分讨人厌。我讨厌失败，玩不了多久我就会主动远离朋友圈里那些潜在的牌友或是填字游戏高手。

尽管在客厅里，我不是一个好牌手，总的来讲，我还是个很不赖的人。我每年都在玩乐队，出演校园剧，担任戏剧社团的社长，还参与对学生会的管理工作。我享受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也一直是大家眼中一个出色、帅气、充满活力、出类拔萃的学生。我有三个密友和大约三十个好朋友，和同班同学也相处融洽，在学校运动员、戏剧爱好者、艺术和科技狂人中也混得开。我由衷地觉得和他们在一块儿轻松而愉快，他们的兴趣活动对我而言充满吸引力。我极富幽默感，坦率而乐观，朋友们都愿意和我待在一起。我是个性格阳光的孩子，但不怎么专注，而且在高中毕业那年，让我父母沮丧的是，我被冠以了“班级小丑”的称号。

最近我联系了我的老友帕特·奎恩，让她说说在她记忆里，我高中时代的个性和特征。我们从七年级起相识，后来她成为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这样写：“你在橄榄球场上球风强硬，在场下却表现得富有同情心。活泼又富有好胜心，你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耍宝的机会。但当面对政治或宗教问题的时候，你也会表现出保守和严格的一面。以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的角度来看，年轻人想要突破常规是常有的事。但你却从来不是个违规者。当触及到一些社会规范问题的时候，你总是秉持非黑即白的观点。我总能听到你在为了某个热门话题与人辩论，但你对那些知识能力和你不在一个水平上的人不怎么有耐心。你是个面面俱到的年轻人，充满洞见，感情充沛，对他人充满关怀。”

与此同时，我能感受到，在我的心智之后匍匐着一头黑暗的巨兽，要将我引入孤独和怪诞之境。

我高中三年级那年，几段短暂迷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自己严重的强迫症状和怪异的宗教狂热的看法。以前我父亲一直派我帮药房送药，这份工作让我接触到了医院、私人医生、病人、工厂和很多离群索居的古怪顾客。但那年夏天，他让我把药送到一间老年精神病患之家。我走进那重重门廊时，被所见的一切给惊吓到了:年老色衰的女人们试图脱下我的衣服，说服我到她们的床上去；模仿语言症患者一连几小时重复念着同一个词；还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重度失智者，和一些有着说不清的问题的人。在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场面之后，我意识到，相比这些可怜灵魂正经受的折磨，我的那些情绪问题不过是些小麻烦。那几次对精神病院的探访和另一次女犯管教所之旅让我正视起问题的重点。在那里见过了这些扭曲又痛苦的人之后，我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开始感谢父母赐给我的幸福生活。

那几年,我一直忙忙碌碌，社交生活也欣欣向荣，得到了长足的自我发展。我毕业后立刻找到了一个大学，在那儿我可以继续打橄榄球，继续在东北地区和加拿大同顶尖的校园高山滑雪高手们一竞高下。十七岁时我进入了福蒙特州的圣迈克大学学习。经过高中时期的发展进步，我的强迫症也减轻了许多。但就在我大学第一年，另一种怪病开始缠上了我。一天，当我在咖啡厅和同学聊天时，双手毫无征兆且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我被诊断为家族性震颤，这是一种基因缺陷。直到如今，我还会时不时地经历这种颤抖。

就在事情发生的那个月，有一天，我开车回纽约去见黛安，我们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约会。那个周末，我们在车里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双腿有一阵难受的刺痛，并迅速传到了身上。就在这时，这种震动迅速延伸到了脖子，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心跳砰砰加速，把黛安吓坏了。她能看到喉咙处的脉搏不停地跳动，胸部猛烈地一起一伏。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她跳上了驾驶座，载上她妈妈后便带我直奔医院。到医院时我的高压240，低压165，每分钟心跳高达142下，综合心血管并发症情况危急。医生给我静脉注射了安定，十五分钟后，我的血压和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

在随后几年里经历的大约850次恐惧症发作里，算起来,这应该是第一次。我的无端恐惧症大都是在二十几岁和刚过三十岁的那几年发作的，直到我学会了当预感到恐惧症要发作时,如何对它加以控制之后,它才离我而去。但在头500次恐惧症发作时，我都坚信自己在一两分钟内就要死了。恐惧症任何时候都可能发作，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我只身一人还是身处人群之中。它就那样突然发作了。就算我之前经历过发病，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不会死也于事无补。我大脑的边缘系统成功地说服了大脑中的其他部分，让它们一直觉得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了。虽然我的强迫症和恐惧发作如今都好多了，我的大脑还是对我下了咒，让我双手颤抖，恐惧缠身。真是太棒了。

无端恐惧症带给我的一个好处便是，我怕极了中风或者心脏病之类的事，所以我整个大学时代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碰过烈性毒品或是迷幻药。不过因为偶尔会出席社交场合，所以我不得不喝酒。我对尼古丁和酒精上瘾，但我是那么害怕因丧失理智或是因中风而死，这种恐惧让我一直远离毒品。

在我的无端恐惧症第一次发作的那年，征兵局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参加为越南战争开战的征兵。体检时，征兵局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强迫症和无端恐惧症这些问题。倒是觉得我的过敏性哮喘可能会在战场上发作。所以我接受了一个前臂过敏性划痕实验 。就在敷划痕药物的十分钟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隧道，一个黑色的漩涡占据了我的视野。再次清醒时，我正平躺在内科诊疗台上，接受静脉注射。手上的过敏原引起了过敏性休克。此后，我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来自征兵局的电话，看来这一次，我身上棘手的弊病又救了我一命。事实上，我与身俱来的每个认知上的、情绪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毛病，都对我的生活和我对它们的态度产生过绝对积极的影响。达尔文若是知道这一切，一定会大笑的。

我1965年到1969年的那几年大学岁月应该和大部分60年代的孩子们差不多，规矩、热情、不切实际。当时我对生物学、滑雪和橄榄球充满兴趣。我的很多好友都是乐手或是来自文科专业。他们自然而然地与东方神秘学、致幻药和成捆成捆的大麻扯上了关系。甚至吸食含有樟脑的鸦片直肠软膏在我们圈子也不被禁止。我们高唱着争取每周四天休息日的歌曲《风暴中的海港》度过了那段光彩迷离的好时代。最近，我曾经的大学同学亨利（文中部分姓名被替换）和我一起回忆起了一段大学时候的轶事。有一次，我把一个家伙踹出了他的敞篷车，毁掉了他那天的约会。

即便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也经常参加派对。1977年，当我正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修博士后课程时，我和一个内科医生朋友参加了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赛后，我们去了大学生联谊会，那里有几屋子醉醺醺的学生正试着把家具从屋里搬出来，找点乐子。我怂恿他们把酒泼在上面，再点着了这些家具。对几乎所有事情，我都是这样鲁莽而有说服力。直到警察来的时候，这些醉鬼也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上前给消防员递了一个水管接口，作为回报，他允许我玩那根水管。于是我开始用水浇那些醉醺醺的学生。几分钟之后，我和朋友沿着大街又往前走，去另一个联谊会会堂参加一个更大的派对。我走到会堂三楼，看着天井里正在演出的乐队，又看到了一根应急消防软管，便让身边的人帮忙递过来。我把软管伸出窗外，又让那个人打开了阀门，用最大水柱，冲散了整个乐队。鼓被冲得到处乱飞。一伙儿人高马大，看上去像是橄榄球运动员的家伙冲了上来，怒不可遏地把我拽下楼梯。就在被拖下楼梯的时候，我看到软管里喷出的水从二楼的天花板里渗了出来。警察给我铐上了手铐，但我成功说服了他们我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还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于是我被释放了。从这群怒气冲天的家伙们身边逃跑之后，我和朋友又从另一家联谊会里被赶了出来。然后我们开车去了市区，一路上两次因为被怀疑是酒后驾车而被警察从车里揪了出来。每一次，我都给警察们编了一个令他们捧腹大笑的故事，然后和朋友一起在六点赶回了家。刚好赶上时间，他可以去急诊室上通宵的班，我则可以在八点赶回实验室做实验。

我早就过了青春期，但是做起事来依旧像个孩子。没错，我是有几次闯入了别人的家，是的，还有几次，为了找乐子偷了车。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男孩永远是男孩。我大部分婴儿潮出生的朋友们和我一样为现在的年青一代感到遗憾。无论学校还是社会都禁止他们做任何出格的事，而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家常便饭。我自幼炼成的哄老师、哄警察开心的本事使我从没惹上过任何真正的麻烦。诚然，类似电影《动物屋》里的那些恶作剧，在我青年时代接近尾声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失控，达到了高峰——当然了，这个高峰并不是类似某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医学事业里创造的那种高峰。我在声讨那个时代，但我也确实享受了那个黄金时代。

半大的孩子总要做些傻事，特别是当他们和另一群孩子，和酒精和毒品厮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是想暗示我刚刚讲述的那些滑稽的行为出卖了我内心的魔鬼，说明它正伺机毁掉我认识的每个人的生活。想想我是个多么冷静的孩子，是个如此天性善良的孩子，所以我在大学里表现出的无忧无虑和对破坏性行为边界的把握确实值得注意。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不停地给自己惹麻烦，还接受了一种对社会议题放任不理的观念。在佛蒙特州封闭的城郊，小小的天主教学校里，我们对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保有一种善意的漠不关心。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社会问题，还被源源不断的派对和作业分了心。所以我们只是对社会斗争中所提出的口号表示尊重，发誓自己反对越南战争，对种种繁杂的社会弊病和不公平待遇只是一知半解地表示同意。高中时代和进大学的头两年，我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文主义者，但当我迈入二十岁时，那些敏锐却黯然退却了。

我的社会意识和同理心的丧失并非因为大学的环境。圣迈克尔学院是一所推崇自由的法国启蒙主义的学校，学校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课堂。系里的教士们不止是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整夜加班加点，忙着悬挂有关那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横幅——有关公民权利的，有关越南战争的，等等。然而，那时候我的心中仿佛是出现了一道裂口，在我的理智里出现了一扇含义不明的门。这扇门在我大三那年开始变得清晰。我的一切行为都说明，我的思想和行为中发生的那些变化是真实的，或许还是不可逆转的。穿过那道裂口，在门的另一边，是一个属于狂躁的广阔世界。这个世界至今都未曾消失。

大二那年，我参加了一个哲学课程。教授这门课的教士在我身上看到了些他不喜欢的东西，一些我个性里的新变化。只要我不到教室坐下听课他就不会开始讲课，有一次他等我等得实在太久，班上的一个学生只好跑回寝室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同学们向教士讲述了我的一些“不寻常”。我从来不信这些，但是他们觉得我可以看透别人的想法还可以预言未来。这不过是因为我观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把他们吓坏了。有一次，在我还小一点的时候，我坐在朋友的后院里，假装自己是来自天堂的什么人。我提起了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名字，然后说：“我正沿着九号公路驾驶者捷豹XKE驶向普莱西德湖村，在转弯时撞到了一棵树，车祸身亡。”几天之后，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朋友的父亲听说了我的预言，之后就再也不让我和他的儿子一块玩了。大家都说这是一种天赋，但我觉得只要发表预言的次数够多，任何人都能蒙对几次。大学里，也有几个朋友说我有看穿别人的能力。有些人会担心害怕，虽然他们明知我绝不会攻击他们，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感到反感。我从未想过要做个更强硬的人，但我确实在做些引人注意的事情。那个教士开始在课上管我叫“恶魔”。我总是一笑置之，特别是我认为我从没做过什么邪恶或者不道德的事。在我眼里，我的人品和性格都完好无损。人们说我的内在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说其中隐藏着罪恶。而我却觉得那都是一派胡言。

升入高年级之后，我对生物学和化学的认知越来越丰富，坚定地相信所有行为都是化学反应、生物电和基因作用的结果。相信如果有人可以控制遗传学过程，他就可以操控大脑和精神。1968年，由小说《阿尔杰农的花儿》改编的电影《查理》公映了。那年我正是一名生物系三年级学生。电影中所强调的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这一概念，被我全盘接受，使我产生共鸣。我开始推崇机械论、还原论和基因控制一切的论调。剩下那些对自由意志和上帝的崇拜则从那年起烟消云散。

就在那时，我，这个教区曾经的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离开了天主教。我探访了我的一个教授，斯泰普尔顿神父，向他坦述了我的种种困惑，并问他能不能帮做最后一次正式的告解。他笑了，说：“一般我们神父可是不帮信众脱离天主教的。”但他还是答应了。那以后，我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仍然研读圣经。我通读了耶稣的故事，研习了有关阿奎奈和奥古斯丁的作品。神父说：“你再也不需要天主教了，况且那些强迫症已经快把你逼疯了。”就这样，那个阴郁的负担消失了，我顿感轻松释然。就好像大脑里的某一个开关开启了，里面充满了积极能量，首当其冲的就是自信——或者说是自负。

我坚信人是先天决定而非后天塑造的，这一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念。然而大学之前，我受到母亲保守主义和姨妈自由主义的双重影响（我父亲持中立立场），后来我变得愈来愈反感她们双方的论调，他们认为环境应该负责塑造人。右派立场支持研制和拥有核武器，反对同性恋；左派的思想则扎根于社会应该承担照料所有公民的义务。1969年，我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

走上研究神经科学的路就意味着需要面对复杂的科学和现象，这一点令我陶醉。我可以花掉一生的时间，专心研究大脑究竟是如何决定人类品格的且丝毫不会觉得厌倦。相比之下，软性心理学在高中和大学初年也曾吸引我，但它在讨论“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这个话题上鲜有建树，难以吸引我。大四那年经过几次试验和摸索，我开始在奥尔巴尼的女子天主教学校教书，然后到了位于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研读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之后，我进入了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医学院，接受解剖生理学的博士生课程，兴致勃勃地研究事后聪明效应、灵长类动物大脑的额眶部皮质颞叶和相关的大脑部分——后来，也正是在这些部位，我观察到了凶杀犯的脑部损伤。这些课程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将我送往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成为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学博士后，后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授予了我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我便在那里顺利地工作，直到今天。一切都非常顺利和令人满意，大学之后的每一天都从容舒适。

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至少35年。 CdD0dZLg718+bPDy0su62++QW8/RHvwGHTxS9OTUUdZaqCGzvOL//IPwzOcls2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