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变态是什么？”

身为一个科学家，在看过自己的大脑扫描图像之后，我开始更多地从专业角度，而非出于个人的惶恐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开始询问我的心理学同事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与心理变态这个身份相符合。我咨询了一些业内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却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有些人回避这个问题，说心理变态根本不存在。要定义一个心理变态就像是要定义神经衰弱那样让他们无从下手。变态这个词已经被大众用惯了，但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却难以界定。（就好像蔬菜，这个在厨房里被惯用的措辞，在生物学上却难以界定。）当我求助于我的朋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心理医生的法比奥·马萨拉蒂（Fabio Macciardi）时，他这样回答：“对心理变态，从来没有精神病学意义上的诊断。”在我一再追问下，他补充道：“从手册上我们可以找到与心理变态最相近的情况是一种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但这也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变态。”

法比奥口中所说的手册指的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通常被称为DSM，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圣经。它通过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认证，对所有种类的精神和心理障碍进行了概括、定义和分类，并给出了每个专业人士都应该遵循的诊断标准。手册囊括大量的精神障碍种类，从神经性厌食症到精神分裂症面面俱到，但心理变态却不在其中。手册这样定义法比奥提到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普遍特征是不尊重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该特征通常在患者15岁之后表现出来。以下七项评判标准中，符合三条或以上的人，可被视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无法适应社会准则；缺乏责任感；说谎；对他人境遇漠不关心；行事不计后果；做事毫无事先计划；敏感易被触怒和富有侵略性。”除却手册之外，很多的医生和学者们也对心理变态各有自己的定义。但问题在于，这些定义都各不相同，而且没有一条足够准确明了。

从传统的医学式的诊断标准来看，对心理变态的诊断会引起重重争议并不出人意料。对于类似肥胖症、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生理疾病来说，疾病的症状清楚且易于检测，很容易判断病人是否患病。病人是不是胰岛素过低，影响了身体糖代谢机能？如果是，那就患有糖尿病。但心理疾病的诊断却不是这样简单。

首先，心理疾病并不被看成是种疾病。要定义疾病，首先要了解某个失调症产生的原因（即致病原）以及这种失调症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即病理生理）。与对其他器官组织疾病的了解相比，我们对心理疾病潜在的病理生物学机制却知之甚少。除了对大脑运作机能上的一点了解之外，大脑对人类来说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因此，大部分的心理疾病被称为心理障碍或者心理综合征。心理变态则处于心理疾病阶梯的最低端，人们无法找出可以诊断心理变态的确切症状，对它是否存在也各持己见，所以对其潜在病理也没有统一的专业意见。想要仅仅通过量表或者通过表象鉴定并定义心理变态就好像是使用动物分类学手册鉴定动物。会飞，会吃东西，会发出声音的动物可能是一只鸟，也可能是蝙蝠或者任何一种昆虫。你无法确定鉴定对象究竟是什么。

虽然尚没有可以检测类似心理变态之类的心理疾病的固定手段，我们仍旧可以使用一些成像技术了解病人的大脑，判定他们的一些状态。例如PET（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和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遗传学检测、行为和心理计量测验以及从大量医学和心理病理学检测中得来的信息。将这些测试结果汇集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揭示心理障碍的症状。由于心理障碍通常伴有多个症状，医生将根据患者表现出症状的多寡和严重程度给出诊断。对大多数心理障碍的诊断可以由计算尺得出,这种计算尺被称为谱系,用来判断患者的病情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最常见的心理障碍谱系是自闭症谱系。其轻度的判断标准是语言习得迟缓、兴趣面狭窄，而重度的表现则是严重的重复性行为和交流障碍。

撇开“心理变态是否确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是那它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个议题不论，医学界针对心理变态已经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量表。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测试量表是PCL-R（心理变态测评量表，修订版），也因为它的设计者，加拿大的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医生而被称为海尔量表。海尔量表包含12个测试项目，每个项目都分为0、1、2三个评分，以评价患者心理变态特征的三个等级：无症状（0分），部分符合该症状（1分），完全符合该症状（2分）。在这个标准下，一个“得满分”40分的人，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者。通常来说，超过30分即可被诊断为心理变态，有时候，测量结果超过25分也会被诊断。测试会由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医师负责打分，一般是以座谈的形式由临床医生访问受访者，有时医生会得到受访者的犯罪记录和医疗记录作为参考，并在第三方的监督下完成评估。对受访者的评估也可以由一名非常了解受访者的医师在受访者缺席的情况下完成。

所有的心理变态特质可以被归为四类，或者说是四种“因素”。人际因素：包括认识肤浅、表现夸张、充满欺诈。感情因素：包括毫无悔意、缺乏同理心、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行为因素：包括行事冲动、做事缺乏目的性、为人不可靠。反社会因素：包括暴躁易被触怒、有青少年违法记录或是有犯罪记录。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心理变态有关，但比心理变态更加常见，是一种对外在破坏性行为的衡量。而心理变态则是一种潜在的人格问题。事实上，心理变态测试是一种对连环犯罪、严重犯罪和预谋犯罪的很有效的预警。

虽然有观点认为心理变态是可以自测的，并且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诊断”，心理变态仍是不可以随意评估的。心理变态自测量表中典型的自测题差不多是这样：“需要的话，我可以表现得很精干、机灵、淘气而且聪明，我也可以背弃道德，变得狡诈、虚伪、卑鄙。”再举两个例子：“我时不时地感觉自己需要强烈的刺激，需要新奇的东西，需要有东西让我激动和战栗；我很容易厌倦。这导致我会去做些投机或者冒险的事情。坚持完成某个任务或者长期从事某个职业对我来说特别难。”“我通过有意操纵他人的手腕谋取了巨额利益。那些‘正经’的工作会让我觉得没动力。我在自我约束方面有点问题，无法承担我分内的责任。”

为了描绘海尔量表中对心理变态的分级，我可以从流行文化中举几个例子。流行文化中满是心理变态案例，这些例子或完全符合，或部分相关，都与心理变态脱不了关系。最极端最荒谬的例子莫过于惊悚片里那些一口脏牙，瞎了一只眼睛，周身散发着危险气息，会让你立刻觉得战栗的坏蛋。比如弗莱迪·克鲁格 或是《德州电锯杀人狂》里的变态杀人家族。甚至可以是克里斯蒂安·贝尔在《美国精神病人》里饰演的那个自恋且心理错乱的帕特里克·贝特曼。但这些角色都不能算是变态人格障碍的典型。他们都过于夸张——即便是最凶残的罪犯也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癫狂。

比较贴切的例子应该包括乔·佩西在《好家伙》里扮演的汤米·迪维托和丹尼斯·霍珀在《蓝色丝绒》里扮演的弗兰克·布思。这两个角色看起来比较正常，是那种与你在大街上擦身而过之后你都不会再想起来的普通人。但他们内心失常，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与身俱来的攻击性，对自己的暴力行为也很少表现出悔意和同情。汤米和弗兰克就会在海尔量表中得高分。特别是汤米，他口若悬河，极富魅力，极具掌控他人的能力。他很能让人开心,也可以快速切换自己的角色。在那段“我哪里好笑吗？”的戏里，他完全把对方牵制住了——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心理变态者们可以把别人逼进手足无措的境地。另一幕戏里，汤米对一个侍者的脚开了一枪，并恶毒地诅咒他说这一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接着又坐回去继续玩纸牌。杀人之后变态杀手总会说他们觉得是另一个人杀了人，或者声称是受害人造成了致命一击。他们觉得自己分裂了，是在外力的推动下不受控制地犯罪。就像汤米管他对侍者开的这枪叫做“一场意外”。虽然并非所有变态人格障碍患者都容易冲动，狂热于暴力犯罪，但其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汤米和弗兰克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最推崇的案例来自布莱恩·考克斯和威廉·皮特森在1986年上映的电影《孽欲杀人夜》中的演出。考克斯在片中饰演系列食人案件的凶手汉尼拔·莱克特。这个角色之后因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中的演绎变得更为名声大噪。汉尼拔缺乏同情心，伶牙俐齿，能将身边的人操纵于鼓掌之中，他对自己恐怖的离经叛道之举毫无悔意。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变态人格障碍者，是会在海尔量表中得高分的人。现实世界中类似汉尼拔这样的变态人格障碍者都背负了耸人听闻的极端命案，例如杰夫瑞·达莫 、泰德·邦迪 ，或者山姆之子 。

但根据海尔的理论，还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变态——有些人不会在海尔量表中体现为高分，现实中仍表现出严重而典型的心理变态特质。这样的例子可以是《孽欲杀人夜》中的由威廉·皮特森饰演的FBI分析师威尔·格拉哈姆。剧中，格拉哈姆发现自己同汉尼拔一样个性冲动，缺乏同情心。虽然他并非一个杀人凶手，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心理变态者，或者说至少是一个边缘型心理变态者。我喜欢称之为“准心理变态”。他在海尔量表中的得分可能会在15到23分之间，刚好在30分这个变态人格障碍的判定标准之下。但除此之外，你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正常人。当我和我的太太黛安在1986年观摩这部电影时，她指着荧幕上的格拉哈姆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 （当时这句话确实让我有点失落。但我说服自己认为，我太太指的是我和格拉哈姆一样既和善又有深度。）

完全成熟的典型的心理变态者——即那些在海尔量表中得30分或者更高分的人——在所有测试者中女性仅占1%，男性仅占3%。尽管海尔量表的分类系统很宽泛，也许正因为这种宽泛，它倍受质疑，就像所有新兴的医疗和科技领域那样，受到热烈的讨论。每一场科学会议，每一次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在门廊吧台间不经意的谈话，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向对人类天性的讨论。

对海尔量表的一种批评指出，该量表没有将不同的阶级和种族考虑在内。试想一下拉斯维加斯充满暴力犯罪的穷困街区，在这里通行无阻的行为准则与明尼苏达州的上层社会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势必大不相同。此外，人们对海尔量表在预测暴力行为上的作用也充满分歧。瑞典隆德大学、哥德堡大学以及乌普萨拉大学的马耳他·瓦列纽斯（Marta Wallinius）和同事们2012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海尔量表中的反社会倾向特征评价（冲动、莽撞等）对预测暴力行为十分有效；而人际关系特征评价（空洞、肤浅等）却完全没有预测暴力的作用。刑事审判系统也对这些研究发现充满兴趣。

让我们把关于心理变态是否存在的争论放在一边，心理医师们大都认同，要诊断心理变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特质便是患者对他人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患者的情绪缺乏波动，波澜不惊。心理变态们可能不会憎恨什么，但他们也不愿意像普通人那样去爱与被爱。他们精通操纵的手腕，是说谎冠军，能说会道并且富有魅力，能使他人放松警惕。他们不像一般人那样惧怕劣行的后果，面对谎言被揭穿或者暴力行为被曝光的压力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能保持冷静。即便是心理变态中最危险的那一些人也可以偶尔表现得阳光乐观，无忧无虑，开朗外向。但是他们早晚会显现他们的疏离、冷漠和高傲。他们冲动、鲁莽却鲜有同情和悔意。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就拉你入伙去找些危险的乐子，但在有人受伤时却只是耸耸肩而满不在乎。

在鉴别心理变态的征程上，海尔量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并不完美。比起用0、1、2三个级别累加计算20个甄别特质，我会用0到5来评分，并给每一个特质加上不同的权重。做得更好些的话，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属于个人的概况描述，而不只是一个分数或者一个非黑即白的绝对诊断。这就好像你不能仅仅靠身高和体重来判断一个人身材是符合标准还是超重。他有没有经常运动？他每天吃些什么？有些人可能超重，但看上去身材匀称。而一个对病人有充分了解的医生则可以将以上一切问题都考虑在内。

要列举心理变态的行为特质也是件难事。每种特质都会有些重合，比如戏剧性人格特质、自恋特质和反社会人格特质。况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心理变态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之类的问题。现如今，心理变态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最新版诊断手册已经开始讨论人格障碍的“规模”了。但这种改变很难被推进，特别是当医生们疲于更新他们的知识储备，保险公司又依赖特定的诊断进行赔付，每个人都喜欢定论和明确的标签。这种情况下，要纠正人格障碍诊断非黑即白的状况实属不易。依我看来，我对待心理变态的态度，就像普通人对待艺术：我不能定义它，但我能认出它。

人们常常会问，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心理变态的区别在哪里？姑且不论很多心理学家否认心理变态的存在，从临床角度来说，他们的区别纯粹是语义学上的。罗伯特·海尔指出，社会学家们更关注环境，即影响人格障碍中的可变因素，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社会病态”一词，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在下诊断时除了关注社会因素之外，也关注基因、认知和情绪因素，因此他们选择使用“心理变态”一词。我是一个脑科学家，又对人格障碍的基因学和神经学诱因抱有兴趣，所以我把本书的论题定为“心理变态”。接下来我会用“心理变态”一词来描述那些混合着海尔量表中以下四方面特质的人：人际特质、感情特质、行为特质和反社会特质。

1968年，还是一个大三学生的我观看了电影《查理》，此后我就开始对大脑产生了兴趣。电影《查理》讲述了一个名叫查理的智残者，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学会学习的故事。他坚持不懈地学习，并通过一次神经外科手术变成了一个天才。他的密友，一只实验室老鼠也接受了同样的手术。这部预言性的电影中,描述了行为的生物化学基础，给我指明了职业生涯的方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研究了有关大脑的方方面面。很多研究者都愿意专注研究某个相对狭窄的领域，而我的兴趣覆盖有关大脑的所有领域——从干细胞到睡眠不足无不涉足。

我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心理变态，受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系和人类行为学的同事之邀分析一些暴力凶杀犯的正电子扫描图。其中包括一些连环凶杀犯，他们已经被判有罪，正在等待量刑。通常在法律程序的这个阶段，凶杀犯们都会同意进行脑部扫描，期待能找到些脑部损伤，来换取宽大处理。

就像我已经提到的，我们对心理变态知之甚少，但如果没有扫描技术，我们可能知道得更少。因为一个心理变态可以伪装出很关心他人或是充满悔意的样子，但他的大脑却会说实话。这就是我在2005年那个10月一直在做的事，直到我发现了自己怪异的脑部扫描图，暗示我的大脑在负责同理心和道德观的部分活动减弱。

基于我对这个项目的了解程度，你可能会认为我被吓坏了，或者会为了这个发现而担心沮丧。但我没有，因为我对整件事情了解得比你想象得要多。我是一个快乐的已婚男人，有三个我深爱的小孩。我从没有暴力行为，没有操纵他人，也没有参与过什么危险的犯罪行动。我不是汉尼拔·莱克特那种人——一个倍受尊敬的脑科学家，沉迷于研究他那些毫无戒心的病人们，满脑子只想着要用怎样的手段来更好地控制那些人，为自己谋取利益。见鬼，我是一个科学研究者——我甚至连病人都没有！

但我的脑部扫描图确实告诉了我一些我不曾了解的事情。当时我刚刚递交了一篇论文，概述了我对于心理变态的研究成果。我总结出一套理论解释了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描述了一个心理变态特有的脑部扫描图像，而这个图像恰好与我自己的情况相吻合。所以我要怎样解释我刚刚发表的论文？我是我自己理论的一个例外？如果我不是一个心理变态，那我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关于自己大脑的研究结果——这个对我们所有思想和行为负责的器官，我们又应该怎样了解真实的自己呢？ coAQPHvbSL4c6+woHYlda3XsC5ED/Fri4Evp4PFE7jCpeAdrHc/0jYBRIaNL0y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