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的某天，当初秋最后一丝闷热从南加州渐渐褪去，我正在对将要交付《俄亥俄刑法杂志》发表的论文做最后几处修改。长期以来，我对心理变态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像的研究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个年头，最终凝结成《年轻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一书。书中记录着一些你能想象到的最坏的人——他们经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开那些保密条例，向你陈述这些罪行，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迹斑斑的过去并不是使得杀人犯有别于常人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和颞叶（通常来说,这两部分是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我在论文里说明了这些特征，交稿后便投身到其他项目中去了。

进行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研究的同时，我的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们为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同时我们也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测试，作为实验中的正常对照组使用。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写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一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像中混进了些别的图像。通常来说，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的情况下，即使我竭力让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东西放错地方这类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麻烦的是，为了将所有的扫描图做匿名处理，我们给所有图片随机编码并且隐去了图片主人的姓名。所以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仪，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数据库资料。但一切都毫无差错。

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温和，你决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园散个步。信步游园之后，你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下来歇息，边上还坐着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小伙子。你们互相问好，他也随声附和说：“天气真不错，活着真是好呀”。接着你们又交谈了十五分钟，对彼此产生了大致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你们可以了解有关对方的很多事情。也许你会知道他谋生的职业，他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小孩，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也许他看上去聪明，迷人，坦率，有趣，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段子，总的来说，和他的谈话令人愉快。

基于你谈话的对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钟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诉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个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可能会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个段子，重复同样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样的肢体动作，讲同一句俏皮话。如果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调整坐姿，说话的时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并时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如果长凳上，坐在你边上的那个人是我，你应该会觉得我大体上能算是个有趣的家伙。如果你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会告诉你我是研究大脑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会告诉你，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医学院的一名教授。我会向你描述我的职业生涯，怎样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和研究生们了解人类的大脑。如果你听得津津有味，我还会跟你讲讲我那些关于成体干细胞、帕金森动物病例和慢性中风的研究。此外，以这些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我还成立了三个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保持着盈利的好成绩，另一家从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国家奖。

如果你还有兴趣听下去，也许我会提到自己是很多学会和专家小组的成员，关注艺术、建筑、音乐、教育和医学研究等领域。除此之外，我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致力于研究战争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你不休地追问下去，我会提到我出演过的电视剧和电影，还有我以前做过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从酒吧吧台服务生、工人到老师和木匠。直到现在我还留存了一张过期的卡车司机公会卡，我以前还当过卡车司机。

某一刻起，你可能会开始想，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吹牛。特别是当我宣称，我十四岁那年被评选为纽约奥尔巴尼教区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还曾经是五星级体育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不过，即使你可能觉得我话太多，认为我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会发现，和你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仔细听你讲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些惊讶，我对你的生活是如此的好奇，对你的观念和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应下次可以再见面，最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身上一些让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我在说谎，或者我经常会在赴你的邀约的时候迟到，让你不开心。但是，撇开我的轻度自恋和间歇爆发的自私行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毕竟，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个边缘型心理变态。

我愿意写下这个故事，写下这个可能算不上绝对完整但却绝对真实的故事，来与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分享我整个家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背景。当然了，整个叙述都建立在大量来自脑成像、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的科研数据上。除此之外，还来自残忍的自我剖析，来自那些时不时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对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讨论分析。（但愿我的家人不会在读完此书后跟我断绝关系。）我完成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讲故事或是拥护什么全新的科学发现。我的愿望是能通过我的叙述，理清对一个议题的讨论，一个在我们文化中，虽然备受大众关注，但却缺乏理解和共识的议题：心理变态。

除了书中提到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我所完成的研究，和我提出的理论可以派上用场。我希望这个关于大脑、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成为心理变态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的读者们，还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这些更大的方面中做些贡献。也许听上去有些夸夸其谈，但是在接下来的书页里谈到的这些理论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说，在那些长期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例如加沙地带和洛杉矶东部地区之类的地方，女性为了受到保护就会与暴力分子结合，使得有心理变态潜质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战基因得以传播开来。这又加重了地区的暴力问题，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经年累月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充斥好战分子的社会。这个假说仅仅是一个推测，却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我的这一身份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我们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20%。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的。但这个观念却在2005年经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的生活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我们的行为、动机、欲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我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了手中的这本书的原因。 dMQ+CpQVlZjsliATWGoq7DVf98ltR8elp3HmToVbaC+dvbnu9kOrZwRqGad/ji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