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

从中国文学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两汉民谣和乐府民歌，均可看出植物如何影响诗歌内容，例如《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牖。”柳树是诗词吟诵最多的植物，早在汉代之前，就代表着悲怆和忧愁，这首诗中的柳就带着浓浓的离愁。另《古乐府诗》之《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白榆是黄土高原少数生长的阔叶乔木，人们的用材多取之于此。

汉代以前的诗集，搜集最完备的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录9,747首诗，由近人逯钦立纂辑。全书一共出现256种植物（表2 — 1），这个时期出现的植物多属日常生活中的食用、药用植物，以植物起兴或暗喻的诗篇较少，大都为咏植物诗，如梁·简文帝的《咏蔷薇诗》：“燕来枝益软，风飘花转光。氲氤不肯去，还来阶上香。”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现最多的植物，依次为兰、荷、柳、松、竹（表2 —2）。兰是古代的香草，用以佩带驱邪及沐浴，和古人生活息息相关。后代诗篇使用很多的梅树，全书只出现九十五首，在诗中首数尚非前十位，仅属第十四位。当时栽植梅树当果树用，而非如宋代以后专以赏花为主，如鲍照的《代挽歌》句：“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和《代东门行》句：“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首诗所言之梅，均为梅实。梅实为当时极重要的食物调味品，功用有如今日之醋。

这期间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晋时的大司马齐王聘请张翰到洛阳做东曹掾（官名）。后来张翰“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鲙”，感叹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想念起莼菜等家乡味，因此作诗歌吟诵，立即辞官返乡。此歌即《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唐代是诗的极盛时代。《全唐诗》原收录48,900多首诗，作者2,200多人。后来根据《全唐诗逸》、《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全唐诗补逸》等书，完成了目前53,000首的《全唐诗》。比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的植物多了142种，共398种。柳树是《全唐诗》引述最多的植物，一共出现3,463首（表2 — 2）。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即其一例，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竹、松代表气节，在唐诗中也占重要地位，《全唐诗》引竹和松的诗篇各有三千余首，分居二、三位。菊和苔开始进入最多的前十种植物，梅的地位也开始攀升（表2 —2）。

唐代版图扩大，文化灿烂，中西文化交流密切，也反映在诗句所引的植物种类之中。例如，桄榔、沉香、龙脑香、婆罗蜜，原产热带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而黄瓜、棉花、罂粟、胡麻、波斯枣等，则是产自印度、西亚或非洲的植物。中国境内的热带植物，如榕树、橄榄、刺桐等，也开始在诗句中涌现。

宋代以后，各朝代的诗均属于文学的主流地位，诗作很多。《全宋诗》收录有24万首诗，为《全唐诗》的四倍多。连北方的辽金等非汉人为主的地区和政权，也产生不少诗篇，《全辽金诗》就收有11,662首诗。唯北方的植物相较单纯，诗人所吟咏或引述的植物种类都较同期的宋诗、元诗为少。宋代，特别是南宋时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文人的见识和引用的植物种类不但较前期北宋多，也比同期的北方文人多，共有632种。《宋诗钞》选录11,289 首诗，植物出现361种，以竹、柳最多，梅则跃升到第三位（表 2—2）。

梅大量出现在宋诗，与宋代莳花艺草的风气有关。茅（白茅）自宋代开始在诗文中就被大量引述，从此历久不衰，元、明、清诗都名列在出现最多植物的前十位。茶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出现四首，尚未当成饮料，如晋·孙楚的《出歌》诗句：“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全唐诗》有茶诗556首，虽然未在前十多之内，但已相差不远。由于《茶经》作者陆羽为唐时人，足见茶作为中国人的饮料在唐代已逐渐普及。茶在宋诗已进入植物总出现数的第七多（表2—2）。

元诗据估计有十三万余首，以目前搜罗到的元时诗人别集，合计诗作70,987首中，引用植物种类466种，较《全宋诗》有所增加。《元诗选》收录元诗10,071首，亦以柳、竹、松出现最多，荷、梅、桃次之，苔、茅、茶、菊又次之，但仍居前十名（表2—2）。

全明诗估计也有二十余万首。依明代诗人出生年，从公元1400年每隔五十年选取代表诗人别集，统计诗句内容引述的植物种数。1400年以前，选取王恭、杨士奇、薛瑄等30人；1401至1450年，有沈周、陈宪章、程敏政、李东阳等39人；1451至1500年，有杨一清、李梦阳、王廷相、何景明等55人；1501至1550年，有李开先、茅坤、李 攀龙、于慎行等32人；1551至1600年，有胡应麟、徐熥、谢肇淛、袁宏道等35人；1601年以后，为陈子龙、余怀等13人，合计177,118首诗，共引用507种植物。《明诗综》选录明诗10,132首，全书植物334种，仍以柳、竹、松出现最多，荷、茅、桃次之，菊、梅、桑、苔又次之，仅顺序和《元诗选》稍有不同 （表2 — 2）。

全清诗数量很多，有学者估计清代流传下来的诗作有一百万首至四百万首之多。经审慎挑选清代各时期的代表作别集，和明代一样，也依诗人出生年，从公元1600年每隔五十年选取代表诗人别集，统计诗句内容引述的植物种数。1600年以前，选取钱谦益、陈洪绶、丁耀亢等6人；1601至1650年，有傅山、吴伟业、施闰章、王士祯等72人；1651至1700年，有纳兰性德、汤右曾、厉鹗、汪由敦等30人；1701至1750年，有全祖望、袁枚、蒋士铨、洪亮吉等25人；1751至1800年，有张问陶、舒位、邓湘皋、何绍基等25人；1801至1850年，有李慈铭、王闿运、樊增祥、黄遵宪等31人；1851至1900年，有陈三立、范当世、易顺鼎、赵熙等52人，合计得275,368首诗作，统计植物543种。《清诗汇》选诗27,420首，共有植物427种，松、竹、柳出现首数占前三名，分别为2,275、2,146、2,025首，差异不大。荷、梅、苔、桃、桑、茅、茶分居第四至第十名（表2—1）。

由表2—1及上述资料得知，自先秦至清代，历代诗作所出现的植物种类，每个朝代大都较前朝为多，说明了各代利用及引用植物的种类均有逐年增加之势。历代诗总集的植物统计，以竹、松、柳出现诗首数最多。自《全唐诗》以来，宋、元、明、清各代的诗总集莫不如此，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以兰、荷出现最多。历代诗出现次数多的植物为荷、梅、桃，自唐代进入前十以来，梅在诗的地位从来没有消退过，《宋诗钞》更达到前三。苔自从在唐诗被大量引述后，也一直出现在诗篇中，仅在《宋诗钞》居第十一，其余各代总集均在前十之列。兰（泽兰）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位居首位，《全唐诗》退至第八，宋诗以后则光景不在，排名在十一至十七之间。茅自《宋诗钞》以来，历代均出现在前十。菊和桑也是历代诗总集、全集最常引述的植物，大部分文献都在前十之内。另外，茶在诗中出现的频率虽不如上述其他植物，但稳定成长，各诗集均在前二十之内，《宋诗钞》、《清诗汇》甚至进入前十。 J4/9zoHe1rt3ctxxgTkX1NyFNWZMv+5lIv6IeYwcn6uTL96VcmjfoVlR9EbE4R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