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历代诗人对植物的认识

从前面所列举历代诗词的内容可知，植物的名称内涵与寓意组成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没有植物就没有诗词。历代诗人大都对处于周遭的植物具有感情，常常形之于诗、咏之以情。著名诗人对植物的认识，常较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深入，对植物隐喻的掌握度较成熟，所引述的植物种类也比较多。

表2— 5为唐代诗人传世的别集中，所引述植物种类与数量的简单统计。根据这个统计，可以发现似乎有传世诗首数越多，所提到的植物种类也较多的趋势。例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共收录诗2,873首，为唐人中数目最多者，共引述植物208种，植物的种数也居冠。杜甫则在两方面都次之，其总集《杜少陵集》有诗1,448首，植物有166种，都仅次于白居易。除上述的白居易与杜甫外，全诗引述植物百种以上者，均为唐代诗文成就很高的名家，如王维、李白、柳宗元、韩愈、元稹、李贺、温庭筠、李商隐、刘禹锡、贯休、陆龟蒙等。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传诗不到500首，引用的植物种类却有129种，为唐人中第四高者；柳宗元的《柳河东全集》诗仅有158首，出现植物却也有105种，是唐诗中引述植物频率最高者。

许多诗人对植物的生态、生理性状了解深刻，适切地引述植物于诗句中，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部分的草类凋枯时成黄褐色，称为“枯黄”，只有白草枯萎时全株白色，所以名为白草。本诗用秋枯的白草和春天成片果园的梨花形容飞雪的颜色和情境，也只有熟悉这两种植物形态特征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另外也有对植物所代表的意涵、典故知之甚深，应用于诗句中，如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皆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柏“后凋于岁寒”，是《楚辞》重要的香木，自古即代表坚贞。刘备坟前由诸葛亮手植的柏木林，正足以象征诸葛亮的忠心。有些诗中叙述的植物象征意义，一直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譬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象征离别及相思自王维此诗始，是诗人的创意；此后《红楼梦》曹雪芹的《红豆词》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更以红豆刻画深沉的思念之情。又如杜牧的《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在江南结交红粉知己，以当地盛产的豆蔻花形容心目中的“天人”，临别的植物句意成为后世“豆蔻年华”成语的典故。

宋代文风更盛，诗人更多，诗人认识的植物种类也比唐代多。陆游的《剑南诗稿》收录诗9,213首，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81种之多，不但传下来的诗最多，植物种类也是宋代诗人中最多者。苏轼流传下来的诗有2,823首，次于杨万里及赵蕃（表6），但植物种类却仅次于陆游，有256种，这与其仕途坎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有关。杨万里诗4,258首，引述植物亦多达253种，仅次于陆游和苏轼。宋代其他著名诗人，如梅尧臣、黄庭坚、王十朋、范成大等，诗作中描述植物的种类均超过两百种。比较之下，唐代仅白居易的诗超过两百种植物，显示宋代诗人所知道的植物种类普遍比唐代诗人多。其余著名的宋代文人，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张耒、刘克庄等，别集中的诗作所出现的植物都超过150种（表2—6）。

植物的描述词句影响后代很深的作品，首先是北宋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终生未娶，执着于“梅妻鹤子”的生活，他留下的诗作不多，但都清新隽永，如本首诗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形容梅的姿态，成为梅的代名词，广为后世诗文及画作所引用。其他用植物写景、写意的著名诗篇，还有陆游的 《春残》：“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及《闲居初夏午睡起》：“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元代出色的诗人也不少，方回和王恽传世的诗分别有3,799首和3,369首，是元代最多产的诗人。方回的《桐江续集》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31种；其他引述植物在两百种以上的诗人，尚有谢应芳、王逢等（表2—7）。元代文人多寄情于山水，写景的诗很多，如杨维桢的《漫兴》：“杨花白日绵初迸，梅子青青核未生。大妇当垆冠似瓠，小姑吃酒口如樱。”一首七言绝句，却引述了四种植物，每句一种，分别为杨花（柳）、梅、瓠、樱（樱桃），都是古人生活周遭常见的植物。另一首方回的《秀亭秋怀》：“老怀幸无事，何用知秋风。团团乌桕树，一叶垂殷红。”一般诗人描写的秋叶都是枫红，乌桕是少数热带低海拔地区可见的秋红植物之一。倪瓒的《田舍二首》：“映水五株杨柳，当窗一树樱桃。洒埽石间萝月，吟哦琴里松涛。”每句也都包含植物一种，其中五株杨柳是采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门前栽五柳以明志的典故；听松涛为隐逸者的象征。全诗表面看起来是写景，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有志难伸的无奈。

明代诗作最多的是晚明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别集共录诗7,062首，所引述的植物种类也是元、明两代诗人中最多者，总计有286种（表2—8）。其他在诗作别集中提到植物种类超过两百种的诗人，还有刘嵩、何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刘基等；著名的明代诗人高启、李东阳、李梦阳、唐寅、谢榛等，诗中提到的植物种类都超过150种（表2—8）。明人受到前期古人的影响甚深，也多能充分掌握植物的特性以入诗，如汪道昆的《冬日杂诗为仲氏作》：“宁为兰与芷，溘死有余芳。毋为桃李华，灼灼徒春阳。”兰和芷都是《楚辞》的香草，夭桃秾李是《诗经》显示华贵艳丽的花木，但开花后花瓣迅速凋落，因此本诗可视为警世诗。刘基的《旅兴》：“凤凰翔不下，梧桐化为枳。伤怀不可道，忧念何时已。”前两句说的是《庄子》“凤凰非梧桐不栖”的传说，梧桐变成长满棘刺的恶木枳壳，凤凰自然不会有栖息意愿。大诗人王世贞不但懂植物，也爱植物，他在《弇州四部稿》四十三卷中有专诗吟诵梅花、桃花、玉兰、海棠等40种花木，四十四卷咏佛手柑等7种植物，四十九卷题咏凌霄花等6种花草。

清代因为印刷技术及书籍保存方法比起前代更精进，诗文佚失较少，诗人及诗作都远比前数代为多。加上世界贸易逐渐发达，中国和外界接触机会增多，引进的植物种类也比前朝更庞杂，诗人所认识的植物也多有增加。樊增祥的《樊樊山诗集》共有5,496首诗，植物种类共有351种，大概是历代诗文中引述植物种类最多者（表2—9）。另外诗集出现三百种植物以上者为查慎行，250种以上者有王士祯、蒋士铨、赵翼、洪亮吉。引述植物种类超过二百种者，都是清代大文豪或以诗文著称于世者，除上述作者外，还有钱谦益、施闰章、袁枚、李调元、王文治等（表2—9）。其中蒋士铨的《忠雅堂集》有诗4,869首，植物种类有271种；赵翼的《瓯北集》有诗4,831首，引述的植物种类有285种，均仅次于樊增祥、查慎行。诗人的作品成就，几乎与引述植物种类多寡有极大的相关性，再次印证了上文“没有植物则无以成诗”的论述。植物在历代诗词的创作和诗意的铺陈上，是无可取代的元素，试举以下诸例：王士祯的《广州竹枝》：“梅花已近小春开，朱槿红桃次第催。杏李枇杷都上市，玉盘三月有杨梅。”和 《戏示老圃》：“语君种梧桐，君嫌少颜色。莫种蔷薇花，岁寒足荆棘。”前诗以植物写景，每句至少有植物一种，有些句植物三种，共引述植物七种；后者是善于用植物典故入诗的诗例。查慎行对植物有特殊感情，其《留别润木即次弟送行原韵》诗句：“桐为先世成荫树，桂是吾家及第花。”怀念先君子手植梧桐，及钟爱科举及第之兆的桂溢于字句之中。赵翼是“有乞诗文者不许通报，惟酒食相招则赴之”的诗人，可见其不拘小节的一面，其《纪梦一笑》诗句：“卅年屏迹隐蒿莱，夜梦无端见斗台。”叙述其志趣。句中的蒿莱代表野草，指偏远无人迹处。樊增祥不但植物种类引述最多，也是当代最熟悉植物的诗人，从《题陈曼生画册十二首》诗描述红梅、绣球、紫藤等十二种花木的内容可看出他丰富的植物知识。他的《寄调爽翁》诗：“玉腕新承栉，黄绸夙放衙。窗临交让树，屏画合欢花。”是适切运用植物名称双关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