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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推重历史研究，着眼于其在当代的应用：“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你必须主要留意过去国政是怎样施行的，同样，你必须将之应用于当今的国事，看其可怎样服务于我们的时代。”托马斯·诺思爵士（Sir Thomas North）就是以这种精神译出了普卢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Lives of the Most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 ）的。此书所述导致尤力乌斯·凯撒、布鲁图和卡修斯、马克·安东尼和他所爱的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以及盖乌斯·马基乌斯·科利奥兰纳斯（Caius Martius Coriolanus）之死的事件则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主要来源。1599年在环球剧场上演的《尤力乌斯·凯撒》就是莎士比亚紧跟普卢塔克，探索古罗马历史关键转折期的三部剧作中的第一部。
然而，不像普卢塔克那样，莎士比亚不是以政治家，而是以人民开场的。普通商贩正临时放假一天，庆祝凯撒凯旋。但是，凯撒的这次胜利并非对外族的征服，而是在内战中击败了另一位罗马将军庞培。此剧将以重起的内战收场。伊丽莎白王朝的政治文化饱经忧患的磨炼，一方面是在权力交替之际与不确定感共生的国内动乱，另一方面是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的潜在暴政。在开头的场景中，保民官——民意的官方代言人——担心军事寡头正日益受到过度的欢迎。他们要求去除元老院雕像上披挂的向凯撒表示敬意的装饰物。稍后，我们得知，他们由于如此作为而“被迫沉默”。这类细节为奥森·韦尔斯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排演的这部剧提供了支持，其中凯撒脚穿高筒靴，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的演说被处理成仿佛出自纽伦堡集会
，轰动一时。
然而，我们应当小心，不可完全认可这样的读法。密谋者并非毫无利益偏向的理想主义者。其中最有谋虑的布鲁图一开始并未把担心集中于凯撒的野心上；这种预期是卡修斯通过狡黠的诡辩灌输给他的。布鲁图在独白中说：“纵然他/迄今为止的行为尚不足为虑。”他说服自己加入密谋者，只是通过“推论”：凯撒称帝这件事可能是一枚蛇卵，孵化后，会导致国家被暴政吞噬。密谋本身最终导致了罗马城分裂，内战爆发，直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终场才结束，从此屋大维变身奥古斯都（Augustus），开启了罗马历史的帝国阶段，这对于罗马是历史的讽刺，对于布鲁图是个人的悲剧。
一千多年间，罗马城一直是世界之都。罗马人统治着前所未见的广大帝国。甚至在其衰亡之后，罗马的名字还继续存活上千百年，从军事技术到政治体制，到道德伦理，再到诸如建筑和史诗的文化荣耀，为西方世界提供着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优秀典范。
莎士比亚的英格兰是已知世界西北边缘附近一个小而脆弱、暴发的国家。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这个国家正由于她父亲与后世的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罗马天主教会——决裂而处于迹近癫狂的自我分裂状态之中。但是在她统治期间，贵族、知识分子、水手、诗人和戏剧界人士共同营造出一个惊人大胆的新幻景：有朝一日，他们的小小岛国也许会成为第二个罗马。他们为未来设计好了建筑区域。海军力量战胜了西班牙的霸权，把处女女王的名声播种到遥远的海岸。政治家们改善了一套议会两院与王权之间彼此制衡的体系——基于罗马的元老院元老、保民官和执政官的模式，但配以更灵活的基于普通法“先例”而非固定法规的法律体系。教育家们为中产阶级开办文法学校，用拉丁语和脊梁坚强、上唇僵硬的罗马品格（术语名为斯多葛
）熏陶未来的国家和帝国行政人员。莎士比亚的演员们上演史诗大剧，叙述自己国家的和被奉为理想的罗马人的英雄历史。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不列颠统治海洋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尤力乌斯·凯撒》就成了教育和培养贵族、政治家和帝国公务员品格的中心材料。马克·安东尼左右民意的伟大演说——“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请听我说！”——在学校里被死记硬背，并被作为劝说性演讲的范例来分析（绝不是因为其否认自己力量的机智妙语——“我不是演说家”）。
1599年，此剧写成并上演之日，正值激烈的政治论辩之时。第二支西班牙无敌舰队已于两年前被风暴摧毁，所以霸权竞争不再是当时最紧迫的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一个国家，其中显然暗藏着叛逆和恐怖分子，对新的世界秩序构成威胁。这个国家是爱尔兰。答案是谈判还是蛮力？
占上风的观点也许可以说成是新保守主义立场。其大意如此：英格兰正站在通往强大的门槛上。顶撞了西班牙之后，它具有了成为近代世界最强大帝国的潜力。于是要转向古典保守主义动作：向过去看，以理解现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是古罗马帝国。但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只有通过建立强大的军队，开发前所未有的先进军事技术，它才获得了强权。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位军事天才，一位能把整个欧洲大陆控制于掌中的战无不胜的将军。他的名字，当然，是尤力乌斯·凯撒。
这种立场的倡导者是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他赞助某些历史著述的写作和古典文献的翻译，它们支持他有关罗马人美德和勇气的理想。他向伊丽莎白女王自荐为近代的尤力乌斯·凯撒。1599年3月，他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开赴爱尔兰。当年秋天，他悄悄溜回伦敦的女王宫廷，由于未能打败爱尔兰叛逆而颜面无光。优越的火力无法应付反叛者的游击战术。莎士比亚的剧本作于针对起义的第一次行动与失败的噩梦实现之间人心惶惶的这段时日。
埃塞克斯被自视为尤力乌斯·凯撒的想法冲昏了头脑。十八个月后，他的鲁比肯
时刻到来了，当时他“在各色贵族和绅士的帮助下”（莎士比亚的恩主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也在其中），冲着女王本人进军，妄想着伦敦人民会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向他献上王冠。受到报应，他被处斩了。
莎士比亚对历史材料有着与埃塞克斯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着迷于尤力乌斯·凯撒之遇刺及其后果，因为那是罗马历史发出有关政治的根本问题的时期：权威属于人民，还是属于统治者个人，抑或属于抽象的“国家”？最有效的政府形式是什么——王权，帝国，寡头，共和国？
在剧本的开头，成立已久的罗马共和国及其制衡体系（元老院元老代表贵族，保民官代表平民）正面临危机。如果凯撒不被阻止，民主制度将被毁坏。但是，试图阻止他的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个人的野心呢？一旦匕首刺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混乱，内战，然后是此剧的后续《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发生的事件，其中在三巨头之间瓜分统治权的企图失败了，继之而起的是新的凯撒，屋大维——他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帝国的创始人。
尽管莎士比亚是在自视为另一位奥古斯都的女王兼皇帝伊丽莎白统治下创作的，尽管他在写《尤力乌斯·凯撒》的同时把对埃塞克斯的爱尔兰远征的明显赞成写进了《亨利五世》（ Henry V ）的开场诗，他似乎对与凯撒之名相联系的帝国大业抱着真正的怀疑态度。同时，他由于“目睹”诗人钦纳因碰巧与密谋者之一同名而被私刑处死的场景而骇怕暴民统治的想法。
特别引人同情的人物是布鲁图，共和国价值的捍卫者，因为他在是否加入密谋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卡修斯信奉伊壁鸠鲁
的哲学，相信诸神不干预人类事务：将发生的都会发生，所以无须在意征候预兆。这种哲学距马基雅弗利
的哲学只有一小步之遥——强权是正确的，不存在道德秩序之类的东西。与此相对照，布鲁图则被刻画成一位斯多葛，一种具有责任观念、培养精神勇气以抵御命运起伏的哲学的信徒。严谨的道德学家卡托宁可自杀也不屈服于凯撒的统治，布鲁图则遵循斯多葛哲学的说法，相信无论生活变得多么糟糕，都必须披上“忍耐”的铠甲忍受之。但是，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卡修斯和布鲁图都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卡修斯不得不接受预言的力量，布鲁图则以卡托的方式自杀。莎士比亚总是对言行如何不一、哲学立场如何在行动和环境的压力下崩溃感兴趣。
莎士比亚写作时，书桌上必定摊开着普卢塔克巨著的诺思英译本沉重的对开本。阅读其中的“马尔库斯·布鲁图传”，你会看到戏剧家的想象力所曾加工的素材。戏剧的荣耀在于，它能使内在的性格活起来。在第一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表平静的布鲁图，但是在第二幕开头，莎士比亚营造了夜晚的气氛，让布鲁图从床上起来，独自一人置身于环球剧场光秃秃的舞台上。然后，独白的艺术让我们得以进入那不安的头脑，权衡危险的巨大，分享关于阴谋的深思熟虑：
必须让他死才行；对我来说，
我不觉得踢开他有什么个人原因，
全是为公众。他也许会戴上王冠：
问题在于，这会使他本性有多大改变。
问题在此。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也许是莎士比亚以来最伟大的戏剧家。他说，戏剧家的事不是提供答案，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尤力乌斯·凯撒》并不就公众责任与个人意志的关系轻易给我们答案。莎士比亚满足于把问题戏剧化，而把其余留给观众。
钟声敲响，男人们身穿紧身衣而非长袍，巡夜人巡逻，以及提到手帕：这类有意的时代错乱暴露出莎士比亚是个“时装”戏剧家，在使过去对现在说话。政治权力集中于单一领导人应到什么程度？民主进程强大得足以抵抗潜在的暴君，抑或有时大街上的直接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行动手段？我们能信任政治家是为人民而不是为私利服务的吗？发出着如此疑问，此剧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充满活力和发人深省的力量。
剧情： 尤力乌斯·凯撒战胜庞培后返回罗马。罗马共和国准备给他增添新的荣誉，引起一些元老院元老的关心和忧虑，他们怕过多权力握于一人之手。卡尤斯·卡修斯策划一个刺杀凯撒的阴谋，寻求名望素著的马尔库斯·布鲁图的支持。布鲁图有所犹疑，但被说服，相信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凯撒之死是必要的。然而，他拒绝了卡修斯的提议，认为不应该也杀掉凯撒的密友马克·安东尼。布鲁图、卡修斯及其同伙于三月十五日在朱庇特神殿把凯撒刺死。在凯撒的葬礼上，布鲁图对人民讲话，成功地解释了密谋者的动机。然而，马克·安东尼接着发言，使暴民转而反对密谋者，密谋者遂被迫逃离罗马。马克·安东尼与凯撒的甥孙屋大维控制了罗马，率军追击密谋者。布鲁图与卡修斯在菲利皮兵败自杀，免遭生擒。
主要角色： （列有台词行数百分比/台词段数/上场次数）马尔库斯·布鲁图（28%/194/12），卡尤斯·卡修斯（20%/140/8），马克·安东尼（13%/51/8），尤力乌斯·凯撒（5%/42/4），卡斯卡（5%/39/4），波提娅（4%/16/2），屋大维·凯撒（2%/19/3），德裘斯·布鲁图（2%/12/3）。
语体风格： 诗体约占95％，散体约占5％。
创作年代： 1599年。1598年没有被米尔斯（Meres）提及。1599年9月瑞士游客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在环球剧场观看演出。1599—1601年间被别的作家在多种剧作和诗作中提及。
取材来源： 根据托马斯·诺思爵士所译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1579）中的尤力乌斯·凯撒和马尔库斯·布鲁图的传记，并简略参考西塞罗传。
文本： 1623年对开本是唯一早期印刷版本。印刷质量格外优良，也许是用剧场提词本或其誊抄本排印的。有些编校者发现，布鲁图两次被告知波提娅自杀消息这一事实有改动迹象，建议删除一次，但在剧场中，对他斯多葛式反应的这样的双重测试却十分有效。
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