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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詹姆斯·卡维利（James Carville）出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美国总统大选顾问。他为克林顿设计的竞选口号是“笨蛋，关键是经济”。这一口号针对的是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在老布什任期内，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很多经济问题随之而来。对于卡维利的这个口号，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源于经济制度本身。如果商家信奉的就是“利益至上”这一经济学假定，自由市场经济就会充斥着操纵与欺骗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奸商。绝大多数人都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他们以设局和欺骗为手段，诱导顾客花冤枉钱购买自己原本不需要的东西，使员工做毫无意义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最终变得一团糟。
我们（乔治和罗伯特）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推崇者，但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我们需要正视市场的缺陷，以使人们更好地解决在市场中遇到的麻烦。经济制度中骗局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需要对此有所认识。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的缺陷，我们才能正确引导市场经济，保有自己的正直与尊严，有勇气直面无数危机。本书是为他们所写：为消费者，时刻警惕可能遭遇的骗局；为生意人，有可能因为诚信经营而招同行冷嘲热讽，甚至为生计所迫而随波逐流；为公务员，为监管不辞辛劳，却无人认同；为志愿者、慈善家、意见领袖，为社会诚信努力；也为年轻人，为他们终生的职业生涯和如何实现个人价值。总之，所有人都会因为理解本书中的欺骗均衡这一概念、了解经济力量所带来的陷阱与欺骗而受益匪浅。如果我们不奋起抗争，这种陷阱与欺骗将大行其道。为此，我们的书中也收录了英雄的故事。正是这些英雄人物不计个人得失地抗争，才使得经济中的各种丑恶行为得到了遏制。
19世纪末是发明家大放异彩的年代：汽车、电话、自行车、电灯等，不一而足。但有一项发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老虎机。老虎机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现在的样子，只是一款自动售货机：把硬币投入投币口，然后就可以打开货柜。直到19世纪90年代，老虎机还只是主要用于销售小包装的口香糖、雪茄、香烟、观剧望远镜、巧克力棒，甚至还可用来快速查询城市电话号码。这种售货装置唯一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可以通过投币打开货柜。
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这种装置的新用处，那就是可以把它变成赌博机器。这种现代意义上具有赌博功能的老虎机第一次被报道是在1893年。
这些早期带有赌博功能的老虎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用金钱来奖励赢家，而是用水果糖。在此之后没多久，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个以极小概率同时跳出来的三个樱桃的图案意味着什么。
19世纪90年代还没结束，对老虎机的沉迷就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据《洛杉矶时报》1899年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沙龙都有几台老虎机。在这些老虎机前，一天到晚都围着一帮赌徒……这种玩老虎机的习惯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嗜好。年轻人在这种机器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不把钱输光不罢休”。
不久，监管部门开始介入。老虎机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就算不立法加以禁止，也至少要加以管制。同时，其他博彩类娱乐也受到了监管。之后，老虎机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仅仅在特定的地方才能看到，比如赌场或者管制较松的内华达州。在内华达州，老虎机遍布超市、加油站和机场。平均每个成年人花在赌博上的钱占个人收入的4%，是全美平均值的9倍。
即便如此，在内华达州还是对老虎机有所限制：2010年，内华达州赌博委员会否决了可以用信用卡而非硬币来玩老虎机的提议。
在进入计算机时代后，老虎机也与时俱进。麻省理工学院的娜塔莎·舒尔（Na ta sha S chü l l）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一针见血地点出老虎机的设计令人上瘾。
舒尔讲述了她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博戒除所遇到的莫拉女士的故事。莫拉向她讲述了一个赌博成瘾者的生活。
她平时主要去6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工作地点MGM大酒店，三个是她经常去的赌场
，一个是赌博戒除所，最后一个是药店，她在那里购买治疗焦虑性障碍的药品。莫拉很清楚根本无法指望靠玩老虎机赢钱。
但即便是这样，她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她很难控制自己。一旦坐到老虎机前，她就浑然忘我，只知道不停地投币，一遍又一遍地按红色按钮，周围的灯光亮了又灭，表演开始又结束，她时输时赢。而她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个红色按钮，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输光所有钱。其实在拉斯韦加斯，莫拉这样的人有不少。10年前，在玩老虎机时，有不少人因心脏骤停而死亡。当时医院的急救人员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赶到。最后，赌场自己组建了受过专门训练的急救队。通过赌场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的急救队是必需的。录像显示，赌场的急救队及时赶到现场，抢救了一位倒下的玩家，而附近其他玩家依然专注于游戏，完全不为自己身旁发生的一切所动。
从19世纪90年代到现在，老虎机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实和市场本身很类似。总体而言，我们是市场的支持者。自由市场制度源自自由与和谐的社会。只有那些可以使人们免于恐惧的和平社会才能催生出繁荣的市场。但是，逐利心理不仅会催生能向我们兜售产品的售货机，还能催生那些吞噬金钱并让我们难以自拔的老虎机。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我们将关注这些老虎机而非售货机。这是因为身为改革家，我们需要从经济理论、经济实操出发，我们更要去寻找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对正确的事横加指责。不过，在此之前，可以先从整体上评价一下市场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观察市场经济。1900年12月，土木工程师小约翰·艾尔弗里茨·沃特金斯（John Elfreth Watkins Jr.）参与了《家庭妇女期刊》（Ladies’ Home Journal）对100年后人们如何生活的预测。他预言，我们将通过“从管道里喷出的暖气和冷气调节室温”；船只航行速度将快到“只要两天就能到达英国”；将出现主要用于军事的飞行器，但也可以搭载旅客和货物；“可以在家中欣赏歌剧表演，真实得就像在歌剧院的包间里听”。
诸如此类。
沃特金斯认为自己的预测似乎过于“前卫，几乎不大可能实现”。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的逐利之心通过市场激发了无穷的创造力，使得他的预言不仅完全实现，甚至还被现实超越了。
然而，市场带来的并非都是美好的事物。它同样刺激了企业操纵和误导我们的判断，从而给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像顽疾一样，让人痛苦却无可奈何。老虎机的出现就是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在被管制和被取缔前，老虎机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并非偶然现象。研究表明，我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这个弱点常常会被逐利的商家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这就是他们的欺骗行为。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释义，“欺骗”（“phish”）这个词是出现于1996年的网络用语，其本意是指“互联网上一种专门套取个人信息的诈骗行为。比如，诈骗者假冒一家大公司套出与之往来的网民的私人信息，并以此获利”。
在本书中，我们赋予“欺骗”这个词更新、更广泛的含义，即描述一般性欺骗行为而非计算机领域特有的现象。此外，我们也不仅仅将其定义局限于非法活动，而是看成一种设局使他人达成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的行为。在历史上，这种行为比比皆是。这种欺骗行为很像人们钓鱼，把鱼饵挂在钩上，放进水里，拿着钓竿等待，鱼一咬饵就提竿。在社会中，拿着钓竿坐等鱼上钩的精明人不计其数。根据简单的概率原理，无论我们如何警觉，迟早都会被人“钓”到。无人幸免。
欺骗行为的受害者显然就是被欺骗者（“phool”）了。被欺骗者可分为两种类型：心理型的与信息型的。心理型的也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超越了理性，另一种是在对现实的认知上存在障碍，就像在错觉的引导下行动。
前面提到的莫拉就是典型的感性超越理性的类型。她对于在老虎机前会发生什么事完全清楚，只是一坐在老虎机前，她就难以自拔。
信息型的被欺骗者纯粹是因为有人故意设圈套误导他们，所以才干了蠢事。安然公司的股东就是典型的例子。安然公司发家靠的是发布有误导性（后来演变为有欺骗性）的会计信息，通过采用市值计价会计方法，在财务报表中将预期利润也计入利润总额。
1995～2000年，《财富》（Fortune）杂志把安然公司称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
其实，《财富》杂志的编辑说得一点都没错，他只是误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创造力。
尽管有关联，但评价企业的道德水平并不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关注的是市场竞争的压力如何改变企业的行为底线。的确，市场竞争一方面会极大地刺激并鼓励企业进行对社会有利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缺乏良好监管的自由市场也会刺激企业选择对社会不利的旁门左道，比如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弱点和信息不对称获取利润。在缺乏良好监管的市场中，那些道德底线更低的企业最终会战胜那些有良知的企业。尽管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趋势，但是最终也无法抵御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这是因为一旦存在欺骗获利的机会，那些坚守底线的企业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否则就难以保持市场竞争力，生存下去。
我们可以预料到，在那些认为人类总是可以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的人来看，本书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他们会质问，这两个家伙凭什么认定人们未必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这一质疑在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我们稍微仔细研究一下每一个个体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就像本书中做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人们是多么容易上当受骗。对于这一点，任何有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承认。
我们并不是将自己的结论强加于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很多人选择了没有人希望得到的结果。150年前，梭罗曾说过，“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在如今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依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就像拉斯韦加斯的莫拉女士一样。
下面，我们从4个方面来看看人们究竟是如何做出错误选择的：个人财务安全、宏观经济稳定性、个人健康以及政府治理水平。在每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欺骗行为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个人财务的入不敷出。
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忽略了一个经济生活领域的重要事实，那就是，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成年人在晚上睡觉前都会为能否支付月底账单而感到忧虑。经济学家认为，对个人而言，学会在财务上量入为出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他们忘记了，即便在99%的时间里我们都很谨慎，只要在1%的时间里挥金如土，之前一切也就付诸东流。而商家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1%的机会。它们会重点关注我们在生活中因为情感因素（主要是爱）疏忽大意而超支的可能。比如，圣诞节的宴席；婚礼（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50%）
；葬礼（策划丧葬仪式的商家会引诱顾客选择昂贵的棺材。例如，棺材的表面是摩纳哥海盐喷雾上漆，棺材内是优质浅绿色天鹅绒，柔软并带有褶皱）
；出生庆典（玩具反斗城会为婴儿提供一位私人顾问）。
显然，如果顾客在这些有纪念意义的仪式上严格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就会被其他人看作小气鬼。不过顾客的过度消费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面子工程上。即便在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里，相对于以前，现在大多数成年人都会因为担心自己付不起账单而在晚上辗转反侧。商家总是会有各种办法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诱使我们不断地买买买。没有人愿意在入睡时还担心自己会入不敷出，但大多数人的确在发愁这个问题。
让我们揪心的是，这些账单往往就是商家设局欺骗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会购买少量高价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被商家欺骗到严重超支。比如在购买房屋时，在高达30%的房屋交易中，总的交易费用（买家和卖家交易费用的总和）居然比买家支付的首付款的一半还高。
汽车销售商欺骗顾客的伎俩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们总是可以把超出顾客实际需求的汽车卖给顾客，从而大赚一笔。没有人愿意被这些商家欺骗，但无论我们多么谨慎小心都难逃上当受骗的下场。
金融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金融市场上的欺骗行为是导致金融危机并引起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关于金融危机，一个最热门的词就是“前所未有”。这个说法既是对的，也是错的。
在危机之前的繁荣期，金融圈的欺骗者会劝说顾客购买他们的资产。他们声称这次繁荣“前所未有”。例如，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火柴公司、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公司、21世纪头10年的次贷售卖机构。的确，每次情况都“前所未有”：谎言前所未有，企业前所未有，交易前所未有。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商家通过欺骗顾客牟利。当这些骗局［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称之为“资产侵占”
］最终被识破时，资产价格一落千丈。那些购买了金融产品的投资经理全然没有料到他们会在2008年遭受如此重创。当骗局暴露，可怕的连带效应就出现了：人们对经济丧失了信心，股价暴跌，人们纷纷失业，失业者找不到工作。长期失业率之高是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
个人健康问题。
即使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健康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最大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人们就难以逃脱医药公司的欺骗。19世纪80年代，纽约的丹尼尔·平克汉姆（Daniel Pinkham）发现当时的女性很担心自己的肾出问题。为此，他“发明”了平克汉姆药丸，声称可以治愈肾病。
大家居然都相信了。今天，要干同样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医药经销商需要通过两关考验：其一，要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证，而这需要通过药品疗效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其二，必须说服医生使用这种药品。但是，通过100多年的研究，医药经销商显然已经精于此道。一些成功通过这两关考验的药品疗效根本不显著，甚至对人体有害。例如，关节炎止痛药万络与激素替代疗法。据估计，在其投入使用的1999～2004年，万络造成了2.6万～5.6万名美国人因心血管疾病死亡。
医生和制药公司都没有告知患者，激素替代疗法对于女性的潜在危险，因此导致约9.4万名女性患上了乳腺癌。
显然，没有人希望遭遇如此厄运。
影响健康的绝对不只是糟糕的药品。我们再来看看食品是如何损害健康的。大约有69%的美国成年人超重，其中又有一半以上（占全美人口36%）的人肥胖。
一项针对12万人的研究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在职护士。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6年，每隔4年调查一次。在这4年里，他们每个人的体重平均增长3.35磅
（或者说在20年内平均增重16.75磅）。这些增加的体重主要源于薯片（1.69磅）、薯条（1.28磅）和汽水（1磅）。护士们难以抗拒薯片（盐和脂肪）、薯条（脂肪和盐）、可乐（糖）。有实验室用科学方法研究了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糖、盐和脂肪的渴求。
显然没有人真的喜欢自己变胖。
烟草和酒精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不过，这两者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在，很少有人还认为吸烟是很酷的行为。我（乔治）在撰写这个部分时正在华盛顿的一栋大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号总部）里工作。这个办公楼里是禁烟的，但我上班时总能看到一些人在大厦外吸烟。所有吸烟者都有意避开我的目光。毫无疑问，他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而且这种对健康的损害完全不能被吸烟时的短暂快乐补偿。由于社会对吸烟的排斥以及烟民自己对吸烟的态度，美国当前的烟民在人口中的占比已经比过去的高峰期下降了50%。在过去的吸烟高峰期，社会上居然流行吸烟有益健康的说法
：吸烟可减肥。
和吸烟相比，或许还有其他东西对健康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但是社会似乎宽容得多。英国的戴维·纳特（David Nutt）与他的同事、荷兰的扬·范·阿姆斯特丹（Jan van Amsterdam）和威尔姆·范·邓·布林克（Willem van den Brink）分别研究了他们所在国的各类药物成分对健康的损害情况。
戴维·纳特与他的同事发现，饮酒对健康的威胁最大。不仅仅对饮酒者自己来说如此，对相关的不饮酒的人也一样。布林克等人则将酒精以微弱的劣势排在第二位。
我们（通过对饮酒者终生健康的研究）会看到，饮酒其实已经成为对美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不良行为。尽管如此，在酒吧、餐馆以及朋友聚会时，我们都会被鼓动多喝一点，一杯接一杯。没有人去想再喝一杯会产生什么恶果。显然，没有人真的希望自己嗜酒成瘾，但周围人就是只怂恿、不劝阻。
糟糕的政府。 和自由市场制度类似，民主制度在理想的条件下也会有不错的结果。但是选民往往要为自己的生活奔忙，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当选者是不是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竞选时的承诺。此外，因为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我们也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因此，政治领域是一个更容易发生欺骗行为的地方。政客从利益集团那里拿钱，并用这笔钱来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他在替我们说话。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向大家讲述艾奥瓦州的查尔斯·格拉斯雷（Charles Grassley）的选战。此人当时是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在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选战资金后，斥巨资在电视上做广告，宣传他代表了我们中的普通一员：回到家中，修剪院子里的草坪。我们选择这个例子不是因为这是个特例，而是因为这种情况在选战中太普遍了。但是，显然没有人（或者很少人）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民主政治。
在本书中，我们会通过一系列案例来展示欺骗行为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或者说，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想法和目标的。这其中有很多案例非常贴近日常生活，比如，购买汽车、购买食品、选择药品，以及售卖房屋。还有一些案例更复杂些，比如金融市场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案例都和我们的社会政策相关，包括如何才能使政府和自由市场制度相辅相成，而非相克，就像计算机需要杀毒软件一样，面对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欺骗行为，我们需要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