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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永恒的主题是人性，那么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太多争议，答案是市场的本质，即：市场是否有效？什么情况下有效？何时需要政府的干预？
对这个核心主题的回答却是不同经济思潮和学派的分水岭。亚当·斯密作为“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的提出者，一般被认为是支持“市场机制有效”这一观点的。其实，仔细阅读《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我们能够发现，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当谨慎、明智的，也进行了极其精巧的复杂的分析。比如说，他反复强调现代社会必须要有法制，否则市场会失灵，而法制体系不能由商人或其他利益集团左右，应该由女王设定。再比如说，他还着重强调，在很多问题上任凭自由市场自行发展会伤害到国家利益，因此为英国及其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女王的这一法令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从根本上保护了英国的国防，最终保护了英国庶民的财富。斯密在“市场是否失灵”这个问题上，看法是相当中庸的。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都误读了斯密。
斯密之后的马克思对市场的批判是极其严厉的。他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注定会爆发周期性危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是非理性的，他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投资。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市场经济必然最终被更高级的制度安排所取代。马克思之后的大批古典经济学家似乎又回到了对市场经济坚定不移的教条式的信仰之中来。极端的场景是他们往往附和马克思早已痛批的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萨伊的名言是供给创造需求，只要有企业家生产就一定有消费者购买，供给和需求永远是匹配的。其潜台词是生产者（企业家）与消费者都是理性的，一定能够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出清产出，过剩产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经济的基本问题是提升供给效率而不是提升需求。
发力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市场经济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极其鲜明的。凯恩斯曾以各种精辟论述批判市场参与者。其基本看法是，市场参与者都是非理性的，投资者具有动物精神，时而亢奋，时而忧郁，投资忽高忽低；消费者也是非理性的，消费者，尤其是高储蓄者往往具有过分储蓄的倾向。因此，市场经济永远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呼唤外部干预。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政府必须直接出手干预市场经济，不断采取各种办法来提升有效需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为领军人物的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开始反攻凯恩斯主义，他们的基本理论信条是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市场机制总体上讲是有效的、出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提出，那些非理性的消费者和市场经济参与者一定是市场游戏的失败者，迟早会被市场游戏淘汰出局，因此留在市场中的参与者一定是理性的。一大批经济学者随之用巧妙的数学工具，描述市场的理性如何让市场永远高效。在金融领域，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再三强调，股票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在这个有效市场上，投资者是不可能长期获得超额回报的。一个闭上眼睛随机买股票的投资者和一个精打细算、煞费苦心的股票投资者在长期来看回报是一致的，股票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股票的所有重要消息，股市中不存在套利空间。这些80年代的理论催生了宏观经济领域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们认为投资者和消费者是超级理性的，因此政府在宏观层面针对经济周期所做的任何政策都会被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采取的各种措施所对冲。比如说，他们论证，如果政府发行债券提高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达不到刺激经济的效果。因为消费者都知晓，政府今天多花钱而没有收税，未来迟早会收税，因此他们必须攒钱以应对未来政府针对自己甚至自己的后代所采取的征税行为。因此消费者削减消费的效果与政府扩大开支的作用正好对冲，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经典例子。
尽管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风云一时，产生了四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是经济学界关于市场有效性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东西海岸的学术重镇的经济学者们，被戏称为“咸水学派”，他们与淡水湖畔的芝加哥“淡水学派”在哲学层面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在学术论证层面比较中庸，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是有效的，而且往往出现失灵。哈佛大学前校长，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的代表指出萨默斯在谈到坚持市场有效的芝加哥学派时说：我要是你们，我就不研究经济学了。他的潜台词是：既然市场是有效的，就没有必要人为干预了，还要经济学干什么呢？
70年代，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淡水学派”的英雄之一正是乔治·阿克洛夫。阿克洛夫认为，市场往往失灵，因为市场双方存在交易信息的不对称。他的一篇著名文章谈的是旧车市场：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买家不知道卖家的汽车是好是坏，因而不愿意出高价，因此汽车市场上往往出现交易的中断——当坏车的比重太高时，好车的车主卖不上价钱，宁肯不卖车，最终导致旧车市场中无好车。这一论文开始投稿于美国若干一流杂志，都被“枪毙”，最后终被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学季刊》接受。2001年，阿克洛夫与时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三位的工作主题高度一致，都论证了市场失灵的一个根本机制是信息，即信息不对称往往使得市场交易失灵。三者的求学和学术发展都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有极深的渊源。
90年代以来，“咸水学派”又发起了另一场对“淡水学派”的“攻击”，就是基于心理学研究以及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反复论证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经济学者习惯的“理性人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而且，由于非理性的人的存在，理性人在市场上往往也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罗伯特·席勒和阿克洛夫一样，也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高才生，之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席勒在80年代就论证股票价格的波动远远超过股票盈利的波动，以此证明股票市场是非理性的、无效的。后来，他又根据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写出了具有旷日持久影响力的名著《非理性繁荣》，说的是在投资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往往过分乐观，这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以及我本人的博士生导师施莱弗教授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说明在股市上如果非理性人足够多，那么理性人将被迫按照非理性人的投资方式进行投资。其中的道理是，如果绝大部分人都错误地认为股市在上涨，则将买入股票，推高股价，这个时候头脑再清晰的人也必须跟着买入，否则将丧失价格上涨的投资良机。这就是股票市场上“笨蛋”领着“聪明人”走得很好的例子。席勒于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的非理性这两件事是经济学家论证市场机制失灵的重要例证，当属近40年来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问题是普罗大众并不完全理解这些深奥复杂的经济学道理，于是阿克洛夫和席勒两位经济学大家联袂为大众奉献了一本精彩绝伦的经济学通俗读本，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钓愚》这本书。《钓愚》这本书着重阐释由于非理性，美国的消费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消费能力或自制能力。这种人性的弱点往往被厂商利用，小至健身房的老板卖给消费者“并不划算”的健身卡，大至华尔街的从业人员长时间、大规模地欺骗投资者，又或者在健康医疗市场上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以及人在失去健康情况下的非理性，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没有效果的治疗上。这两位经济学巨子用一个又一个通俗的例子告诉大家，人性有缺陷，因此普通人在参与市场经济游戏的过程中，往往会输在超级精明的商人面前。他们也通过例子说明，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不够精明、天真的投票者也会被政治家所左右，这也导致了西方选举民主的种种悲剧。
这一巨著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就有大量争论。在我看来，核心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争论各方对两个基本假设的认知完全不同。第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第二，政府的能力到底有多强。所谓的“右派”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充分理性的，不需要外部力量参与，市场经济就能够高效地自我运行。基于这个理念，许多学者建议医疗市场要完全放开，政府不用过分干预，只要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有充分的竞争，病人的福利就能得到保证。再比如，只要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让农民完全自由地转让土地，农民就可以完全获得土地的收益、可以进城、脱离土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会加快，农业用地也能够更加连片，农业产业化则随之而来。所谓“左派”学者往往认为消费者是非理性的，政府的能力是超强的。在医疗问题上，他们认为病人掌握的信息远远不如医药代表和医生多，因此，医药代表、医院和医生往往过度治疗、过度用药，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患者。在农村土地问题上，他们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一旦完全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就会出现大量农民转让土地之后挥霍掉转让所得，成为无地、无业、无家的“三无”流民，造成社会动荡。同时，政府有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这两派观点在我看来都比较极端。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是推动实实在在的改革试验，认真总结经验，真正甄别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消费者的实际理性程度，也不断判断政府的实际操控能力。比如在江浙一带，市场参与者的能力极强，市场的效率比较高，但是在西部或内陆地区，几千年来拥有土地的农民不见得拥有沿海地区农民的理性程度，在土地以及其他金融问题上往往会被欺骗。当然政府的能力高低既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学者们往往凭着笔杆子和话筒子彼此争论，争不出结果。中国所需要的是积极实践，在实践中找出基本的规律，在实践中发现到底哪些地区的哪些市场是有效的，以及哪些地区的市场是无效的，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加以干预来帮助市场的受害者。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克洛夫和席勒的这部书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上能够点醒大众、启发学者，让我们更加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现实。
李稻葵
2016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