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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原地区涌现了许多著名商人和商业理论家，他们的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的基础。其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经营决策、商业道德、经营者素质的思想对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中国第一位商业理论家计然提出，经商要关注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的丰歉规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进出货物时要“贵取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还提出物价升降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之右。
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认为经商如同“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经商如同作战，要有谋略，有章法。他说，如果有人“智不足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就是说，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素质，富于决断和权变。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思想，是白圭对中国商业发展的最大贡献，也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较为推崇的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虽然道理看似浅显，但依然是今天商业思想体系里最基本的理论。
范蠡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具有极好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范蠡的“经济循环论”、“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平粜齐物价格理论”，至今仍闪耀着先秦经济学说的熠熠光辉。
从弦高、范蠡、子贡、白圭、吕不韦等杰出的古代豫商身上，可以领会到古代豫商的文化和精神：
一是目光远大。与其他地域商人的目光局限在经济空间里不同，古代豫商的目光则远远超越了经济空间，纵横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叱咤风云，扬名天下，受其影响绵延数千年，以至今日。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后来走上政坛，成为秦之相国，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功绩；所编《吕氏春秋》，流传数千载，至今仍然大放异彩。范蠡则由从政起家，功成名就后卸官去职、舟浮江湖、变姓异名而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贡师从孔子为儒家言语门的最杰出者，从事外交“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从商而至“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二是社会责任感强。古代豫商生活极为俭朴，薄食、忍欲、节衣，但却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主要表现在：一是富于爱国精神。如《左传》所载弦高犒师的故事，反映了郑国商人的机智爱国。二是助人为乐精神。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子贡从商致富后，尽力帮助孔子弘扬儒家学说，得到司马迁的称颂：“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以说，弘扬智、勇、仁、强的商业精神是古代豫商的精髓。
正是因为古代豫商有放眼国家与社会的高瞻远瞩的眼界，才使他们达到了为后世学习楷模的高境界。
在现代商场上，商人与商人之间角逐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包括智、勇、仁、强等在内的整个商业文化。深入挖掘和传承深厚的中原商业文化资源，成为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