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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存在的诸多差异，人们对人情概念的理解也殊有不同。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情”的解释：【人情】？人的感情；人之常情：不近人情。？情面：托人情/不讲人情。？恩惠；情谊：做个人情/空头人情。？指礼节应酬等习俗：行人情/风土人情。？礼物：送人情。
由此可见，所谓“人情”，大体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七情六欲”之情，即人的心理感情；二是“应酬人情”之情，具体说，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惠、好处、人情世故。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者常有交叉、重叠，很难做出条分缕析、泾渭分明的剥离和区别。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典籍中追溯一下“人情”概念的由来。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
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彭祖》：“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
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如，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民国初年，柯劭？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说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这是“人情”的传统书面语含义，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义。
至清朝，小说资料反映“人情”进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说《儒林外史》大量出现“人情”说法，全书有五回说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说到“份子钱”：“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凑份子习俗的雏形。凑份子习俗，当时就已成型。清朝中叶以后，人情就开始从市井渗透上层社会，譬如，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很显然，类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后的惯例制度已进入上流社会，而不再局限于市井百姓。
这种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被注入了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有交往就有人情在。人情表现在各个方面，其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救助、赞助、提携、帮忙、支援、通融、特权、后门等，都是人群体相处所表现的人之常情。
现代社会中人情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礼物。做人情大多要送礼。钱或物，皆可入“礼”。“礼”，最低限度上必须是有意义物品，其意义可务虚，也可务实。务虚诉求精神价值，譬如纪念品或个人嗜好，务实涉及钱财，其中暗含邀约，欲托人办事。至于称“礼”而不称其他，从“礼”字可推测其来源于西周古礼制度。在上古年代，“礼”是宏大涵盖一切的制度平台，超过现在宪法，是法律、伦理、宗教三者的总和。关系网将托人办事称作“送礼”，暗示一定规范，而非彻头彻尾商品交易。
由此看来，“人情”是一个内容丰富、外延宽泛的大概念。无论哪一种含义，人之常情也好，情面、恩惠也好，礼物也好，都无一例外地支持本书的大命题：人情决定事情。试想，你办事如果有悖人之常情，人家都喜欢的东西你偏偏厌恶，那你的厌恶有用吗？众人又怎么能不把你当异类对待？如果你对别人不讲究情面、恩惠，别人又如何对你讲究情面、恩惠？有道是“爱出者爱返”；如果别人为你办事，你不讲情谊，不用钱物表达谢意，只用空话打发人家，人家心理如何平衡，下次又如何求人家办事？如果你所做的事不符合社会局势，你又怎么会有成功的环境？
人情决定事情，人情深度和厚度，决定了办事的力度和程度。
明白了人情的含义，你就懂得了人情世故，你就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人；明白了人情的含义，你就懂得了人情大道理，你就会高度重视人情，认真打理人情，悉心维护人情，全面盘点人情，并依靠人情这个武器，打通社会的各个关节，成为八面玲珑和纵横捭阖的办事高手。正所谓，通晓人情，万事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