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常常因为一些无法释怀的坚持,而造成永远的伤害。如果我们都能宽容地对待他人,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少一些伤害,多一些和睦。
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因蔺相如在和氏璧一事立功,拜他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因此心中感到十分不痛快,因为他向来居功自傲。他认为蔺相如不过是因为一块石头就这么受重用,很不服气,扬言一定要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这件事以后,不想和廉颇发生矛盾冲突,也不愿意和廉颇争位次高低,便处处留意,避让廉颇,上朝时也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过来,就急忙叫手下把车赶到小巷里避开。蔺相如的门客都认为蔺相如害怕廉颇,非常气愤,就对蔺相如说:“我们一直认为您很勇敢,连秦王都不害怕,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廉颇就把您吓成这个样子,上朝都不敢,路上遇见还要躲开。我们对您太失望了。”蔺相如连忙解释说:“依你们看来,是廉将军厉害,还是秦王厉害?”门客们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对了,秦王威慑天下,我都敢在朝堂上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难道我还会害怕一个廉将军吗?只不过我是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正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啊!如果我们两个人争斗起来,那势必不能共存,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不是正合秦国的心意了吗?我对廉将军一再退让,正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把私人恩怨抛在脑后啊!”
蔺相如的话,使手下人极为感动。他们也学蔺相如的样子,对廉颇手下人处处谦让。此事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拥有如此宽大的胸怀而深深感动,更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荆杖,到蔺相如家中请罪,并沉痛地说:“我是个粗陋浅薄之人,真想不到先生对我如此宽容。”
蔺相如见廉颇态度真诚,便亲自解下他背上的荆杖,请他坐下,两人坦诚畅叙,从此誓同生死,成为至交。
宽容是一门做人的艺术。学会宽容,就是以友善的、豁达的态度去接纳别人、理解别人、尊重别人,不仅要能够接受别人的长处,还要接受别人的短处,容忍别人的缺点,原谅别人的错误。
如果我们不能原谅他人的失误和过错,就会给自己的内心增加沉重的负担,让自己永远背着怨恨而无法获得快乐。当你内心抱着怨恨不肯释怀的时候,不仅是对自己心灵的折磨,也会给别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正所谓:“以大度包容,则万事兼济。”宽容大度能使伤害你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激起他灵魂的真正震撼,同时又中止了你敬我回的恶性循环。在现实生活中,包容之心存之,方显自我的大度之气,大度之气存之,人为我友。反之,心胸过于狭窄,报复心太强烈只会害人害己,影响人际关系和事业的发展。
1940年5月11日,英国战时内阁成立。五名内阁成员有两名是工党领导人。而长期以来,工党就一直是保守党的政治对手。丘吉尔自己作为保守党的一名议员时,就非常敌视工党的政策纲领,经常在下院辩论中对工党发动攻击和责难,与工党结下了不解之仇,但大敌当前,丘吉尔认识到,只有国内政坛各党团结一体,才能有效抗击外敌;如果各党各派内部纷争,势必把国家和民族推向绝境。他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不计前嫌,联合政治上的对手,一致对外。
丘吉尔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战时内阁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掌玺大臣一职,任命著名工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家阿瑟·格林伍德担任战时内阁的不管部大臣。在内阁级大臣中,工党人士亚历山大担任了海军大臣,工党的莫里森、贝文、多尔顿、乔伊特等人分别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劳工和兵役大臣、经济作战大臣和副检察总长。
保守党的另一个政治对手自由党也有一批人士加入了内阁。
丘吉尔抛弃前嫌,不仅与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团结抗敌,就是对保守党前政府(张伯伦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不以个人恩怨擅作处置。张伯伦下台后,政界及公众要求惩处那些制定并推行“绥靖政策”的人的呼声高涨,这些人同样也是丘吉尔的政治对手。丘吉尔为了说服议会加强对德国法西斯的警惕,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德国、意大利的侵略扩张,曾与这些人进行过无数次顽强的辩论和斗争。但此时大权在握的丘吉尔,却把国内的团结一致看得高于一切,他及时制止了许多对那些人进行追究的做法,有效地稳定了国内的政治局势。
政治有政治的艺术。作为政治家,既要当“狮子”,还要当“狐狸”,因时因地而定策略,特别要胸怀大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丘吉尔是以强硬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也有灵活性。摒弃前嫌,抛弃成见,任用能人,这才是政治家的情怀。
没有谁与谁是水火不容的,也没有什么矛盾是无法化解的。难以化解的往往是我们狭隘的胸怀,难以放开的往往是我们自私的心灵。一颗不能承受伤害的心灵是脆弱而难以生存的,一颗不能谅解伤害并宽容异己的心灵是狂暴而可怕的,因为仇恨不仅伤害别人也折磨自己。只有学会宽容,才有足够的心力承担生活的重负。
宽容是一种生活艺术,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是精神的成熟、心灵的丰盈,也是大家风范的一个标志。没有宽容就没有和谐,没有豁达就没有进步。学会宽容,让前嫌随风而去,在内心留下的就是温暖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