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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谕纪泽儿：
接尔闰月禀，知澄叔尚在衡州未归，家中五宅平安，至以为慰。此间连日恶风惊浪。伪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昼夜，经沅叔多方坚守，得以保全。伪侍王初三四亦至，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业经守二十日，或可化险为夷。兹将沅叔初九、十与我二信寄归，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
鲍春霆移扎距宁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虽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凯军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战，或足御之。唯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贼猛扑徽州、旌德、祁门等城，又恐其由间道径窜江西，殊可深虑。
余近日忧灼，迥异常气象，与八年春间相类。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但愿沅、霆两处幸保无恙，则他处尚可徐徐补救。此信送澄叔一阅，不详。
涤生手示 九月十四日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对待大局与私利的正确心态上——“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
自私自利是失败的祸根。贪小便宜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出息，做事业肯定也做不大，因为不会有人愿意同自私自利的人打交道。所以哲学家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肯吃亏。遇到危险时仅顾自身的安危是聪明之举，但这是“小聪明”。不懂得顾全大局，永远不吃亏的人不会受人尊敬和欣赏。
一般的势利小人都见利忘义，完全忽视了别人的感受，这样虽然可能会得到一时的兴旺发达，但绝对不会是一世的。到最后往往会众叛亲离，无依无靠。
在曾国藩看来，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时。”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尔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予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回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探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殓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凡事都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耽误了大局。如果人人都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的话，世界将会更美好。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只有那些心胸宽广、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人，才是伟大的人、才是人们愿意交往的人，才是能成就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