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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字谕纪泽儿:

接尔闰月禀,知澄叔尚在衡州未归,家中五宅平安,至以为慰。此间连日恶风惊浪。伪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昼夜,经沅叔多方坚守,得以保全。伪侍王初三四亦至,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业经守二十日,或可化险为夷。兹将沅叔初九、十与我二信寄归,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

鲍春霆移扎距宁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虽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凯军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战,或足御之。唯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贼猛扑徽州、旌德、祁门等城,又恐其由间道径窜江西,殊可深虑。

余近日忧灼,迥异常气象,与八年春间相类。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但愿沅、霆两处幸保无恙,则他处尚可徐徐补救。此信送澄叔一阅,不详。

涤生手示 九月十四日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伟人,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对待大局与私利的正确心态上——“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

自私自利是失败的祸根。贪小便宜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出息,做事业肯定也做不大,因为不会有人愿意同自私自利的人打交道。所以哲学家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肯吃亏。遇到危险时仅顾自身的安危是聪明之举,但这是“小聪明”。不懂得顾全大局,永远不吃亏的人不会受人尊敬和欣赏。

一般的势利小人都见利忘义,完全忽视了别人的感受,这样虽然可能会得到一时的兴旺发达,但绝对不会是一世的。到最后往往会众叛亲离,无依无靠。

在曾国藩看来,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时。”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尔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予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回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探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殓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凡事都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耽误了大局。如果人人都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的话,世界将会更美好。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只有那些心胸宽广、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人,才是伟大的人、才是人们愿意交往的人,才是能成就事业的人。 y6VDyrZKz8mMX4nYVeiausTlTJyUNN9aKfspQaF2w5E8DifyaFSX2skwmfGnzd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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