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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是人生最好的出路

澄弟、沅弟左右: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吾自奉督办山东军务之命,初九、十三日两折皆已寄弟阅看,兹将两次批谕抄阅。吾于廿五日启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营一概开行,带去之六营一概拔队,然后解维长行。

茂堂不愿久在北路,拟至徐州度暑后,九月间,准茂堂还湘。勇丁有不愿留徐者,亦听随茂堂归。总使吉中全军人人荣归,可去可来,无半句闲话惹人谈论,沅弟千万放心。

余舌尖蹇涩,不能多说话,诸事不甚耐烦,幸饮食如常耳。

沅弟湿毒未减,悬系之至。药物断难奏效,总以能养能睡为妙。

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曾国藩对读书的认识很深刻,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同时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更通情达理,因此,他在家书中写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曾国藩的一生,在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的帮助。曾国藩通过读书,领会封建官场之道,走上了仕宦之途,树立了“为官,为国,为大同”的远大理想。

曾国藩最善于从书中汲取“为官之道”的营养。在京师供职时,正值中国天灾泛滥、内忧外患交加。因为天灾有黄河决口,内忧有太平天国,外患有“英夷”,所以,闲暇时刻,曾国藩会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史籍,琢磨古人的为官之理,一旦遇到具体的军政以及庶务问题,便能把平时读书所得,拿出来应用。我们只要对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城为官生活、十多年京官期间坚持不懈地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就知道他是在时刻不停地研究为官之道,时刻不停地关心时务,时刻不停地为为官之途作储备,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书籍为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战乱频繁、政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钟情于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把上至孔子、下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可见,曾国藩读书的习惯影响了他的下属。他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前大量反复地阅读王船山著作,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尤其烂熟于心,心得体会颇多,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一些湘军将领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纷纷研读船山著作,而这种现象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阅读而已,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中汲取营养,寻求用兵治国之法,为军事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描述的:“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这批湘军将领多是“一介书生”、“布衣寒士”投笔从戎,从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总督一类的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他们不约而同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船山遗书》使他们获益匪浅,而这,与曾国藩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读书,使曾国藩的学术观点“经世致用”臻于完善;读书,也使他的军事事业如日中天。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正面的抑或是反面的,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深厚的他,为鞭策和警示自己读书不要放松,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大概内容是:“死中求活,淡极乐生。”“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从中发现乐趣。2月17日,他感到病体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他却不以为然,晚上依旧读书不改。在他看来,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岁末,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这则日记既写到了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专心致志。可是他虽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却无法实现心愿。因为不久之后,有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一部,这是他从未看过的新书,他拿到手后便不舍放下,从头到尾读完,全神贯注投入,全已忘记自己是病重之躯。后又有湖南王闿运送《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自己所著之书,他收到后虽不是字斟句酌一一细看,但每部书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此后他又继续坚持阅读了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朱彬所纂《札记训纂》,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日本人所著《新论》,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等一批生书,他已违背自己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

1872年,曾国藩的久病之躯已是风中残烛。3月2日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3月5日,曾国藩出城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迎候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是油尽灯枯,更是珍惜生命的余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坚持不懈地读《二程全书》,希望给自己对理学的研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每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日日学习,月月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不学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oulCHRqU5L+YmrvYRgHUuSFD0FlXkZroDvG43oZlWjLKPF1Md0NhrTW4Scwf1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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