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书是人生最好的出路

澄弟、沅弟左右：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吾自奉督办山东军务之命，初九、十三日两折皆已寄弟阅看，兹将两次批谕抄阅。吾于廿五日启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营一概开行，带去之六营一概拔队，然后解维长行。

茂堂不愿久在北路，拟至徐州度暑后，九月间，准茂堂还湘。勇丁有不愿留徐者，亦听随茂堂归。总使吉中全军人人荣归，可去可来，无半句闲话惹人谈论，沅弟千万放心。

余舌尖蹇涩，不能多说话，诸事不甚耐烦，幸饮食如常耳。

沅弟湿毒未减，悬系之至。药物断难奏效，总以能养能睡为妙。

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曾国藩对读书的认识很深刻，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同时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更通情达理，因此，他在家书中写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曾国藩的一生，在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的帮助。曾国藩通过读书，领会封建官场之道，走上了仕宦之途，树立了“为官，为国，为大同”的远大理想。

曾国藩最善于从书中汲取“为官之道”的营养。在京师供职时，正值中国天灾泛滥、内忧外患交加。因为天灾有黄河决口，内忧有太平天国，外患有“英夷”，所以，闲暇时刻，曾国藩会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史籍，琢磨古人的为官之理，一旦遇到具体的军政以及庶务问题，便能把平时读书所得，拿出来应用。我们只要对曾国藩十多年的京城为官生活、十多年京官期间坚持不懈地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就知道他是在时刻不停地研究为官之道，时刻不停地关心时务，时刻不停地为为官之途作储备，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书籍为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战乱频繁、政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钟情于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把上至孔子、下到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可见，曾国藩读书的习惯影响了他的下属。他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前大量反复地阅读王船山著作，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尤其烂熟于心，心得体会颇多，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一些湘军将领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纷纷研读船山著作，而这种现象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阅读而已，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中汲取营养，寻求用兵治国之法，为军事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描述的：“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这批湘军将领多是“一介书生”、“布衣寒士”投笔从戎，从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总督一类的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他们不约而同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船山遗书》使他们获益匪浅，而这，与曾国藩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读书，使曾国藩的学术观点“经世致用”臻于完善；读书，也使他的军事事业如日中天。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正面的抑或是反面的，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深厚的他，为鞭策和警示自己读书不要放松，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大概内容是：“死中求活，淡极乐生。”“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从中发现乐趣。2月17日，他感到病体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他却不以为然，晚上依旧读书不改。在他看来，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岁末，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这则日记既写到了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专心致志。可是他虽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却无法实现心愿。因为不久之后，有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一部，这是他从未看过的新书，他拿到手后便不舍放下，从头到尾读完，全神贯注投入，全已忘记自己是病重之躯。后又有湖南王闿运送《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自己所著之书，他收到后虽不是字斟句酌一一细看，但每部书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此后他又继续坚持阅读了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朱彬所纂《札记训纂》，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日本人所著《新论》，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等一批生书，他已违背自己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

1872年，曾国藩的久病之躯已是风中残烛。3月2日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3月5日，曾国藩出城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迎候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已是油尽灯枯，更是珍惜生命的余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坚持不懈地读《二程全书》，希望给自己对理学的研究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每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日日学习，月月学习，使自己不断进步，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不学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4DcLbpsFrAUvqb98BClpBsfHOEZ7bba5bIuFE9lmsczSJZUhcMNxrY5G0sdA4T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