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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的经典寓言小说《动物庄园》 （ Animal Farm ） 里，我们认识了一个虚构的主人公—— 一匹名叫“拳击手” （Boxer） 的马，他被刻画得既忠诚又强壮。每当遭遇挫折和碰到问题时，他总说 ： “我会更努力。”哪怕是在最痛苦的境遇里，他都遵循着这样的信条，直到他耗尽了力气，伤病交加，被送到屠马场。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 不管用意多么美好，他不断的努力实际上却加剧了庄园里的不平等，并导致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与“拳击手”有点相似 ？ 面对挫折，我们是不是常常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更努力而持久地工作 ？ 每当面临挑战，我们是否常作出“是的，我也能行”这样的回答 ？ 毕竟，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努力是结出硕果的关键，而且很多人为了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和挑战拼尽全力，他们的业绩和能力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努力工作的能人来说，努力工作的价值是否会有极限 ？ 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做得更多并不会带来更多？有没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做得更少（却想得更多）反而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做得更少，效果更好

记得小时候，我想自己挣点儿零花钱。那时在英国，当报童是一个 12 岁的孩子能找到的仅有的几份工作之一，一天的工钱是一英镑，工作时间大概是一小时。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早上上学前，都会拉着一个看上去比我还重的大袋子，挨家挨户地送一小时报纸（顺便说明一下，我们不能把报纸扔到人家门廊上就走，这和美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把报纸拿起来用力整个儿塞进人家家门上的小信箱里）。这点零花钱挣得着实不易。

为了每天挣这一英镑，我历经千辛万苦，这永久而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心仪事物所需成本的看法。从那时起，每当我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换算成我需要送多少天报纸来衡量。一英镑的报酬等于一小时的奔波忙碌。我发现，按照这种比率计算，买一辆自己喜欢的玩具小汽车需要攒好一阵子的钱。

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如何才能加快攒钱的速度，我想到了自己周六上午可以不去送报纸而去给邻居家洗车。每辆车两英镑，我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洗三辆车。突然，工作时间和英镑的比率由 1 : 1 变成了 1 : 6 。这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某种工作会比其他工作带来更多的报酬。

几年后，我读大学，期间去一家培训公司工作。我在那儿的客户服务部工作，薪酬是每小时 9 美元。用时间和报酬之间的比率来衡量一份工作本非难事，但是我知道 真正重要的是时间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问自己：“在这份工作中能够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发现最有价值的莫过于留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因此，我努力说服客户不要离开我们公司，很快便创造了客户流失率为零的成绩。每留住一个客户，我都能获得奖励，由此我学到了更多，挣到了更多，也贡献了更多。

努力工作当然重要，但并不是说更努力就一定可以带来更多收获。“更少，但更好”可以。

费兰·阿德里亚（ Ferran Adri 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厨师，他主持的西班牙斗牛犬餐厅是全球最著名的餐厅。他起码在两方面集中体现了“更少，但更好”的原则。

● 第一，他擅长将传统食材打散成最基本的分子状态，然后再以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创新重组。

● 第二，尽管斗牛犬餐厅每年晚餐预订量约为 200 万份，但每晚只为 50 名客人服务，每年只营业 6 个月。

事实上，在本书写作之际，费兰已经完全停止了供餐，而是将斗牛犬餐厅转变为专业的各类食品实验室，在那里，他唯一继续的是追求更高超的厨艺。

要习惯“更少，但更好”的想法也许不如听上去那么容易，尤其是当我们过去因付出了很多很多而获得了回报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努力会导致发展进入不再变化或增长的稳定期，甚至停滞不前。诚然，结果和努力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的理念是有吸引力的，它看上去很公平。然而，很多领域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图景。

无意义的多数与有意义的少数

绝大多数人听说过“帕累托原理”，该原理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提出，它指出 80% 的成果是由 20% 的努力产生的。很久以后，现代质量管理之父约瑟夫·摩西·朱兰 （Joseph Moses Juran） 于 1951 年在他的《质量控制手册》 （ Quality-Control Handbook ） 中发展了此项理论，并称之为 “重要少数法则”（ the Law of the Vital Few ），即人们可以通过解决问题当中一个微小的部分来极大地提高产品的质量。 他在日本找到了一个愿意进行试验的企业，当时该企业的品牌声誉很差，以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差而出名。通过集中大量精力和注意力仅对少量真正重要的环节进行改进，他让“日本制造”这个词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含义。质量革命逐渐使日本崛起成为全球一大重要经济体。

对“不重要的多数”和“重要的少数”的区分可被用于人类各种大大小小的努力中，理查德·科克 （Richard Koch） 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实践。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如何应用帕累托原理（ 80/20 法则）的著作。的确，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沃伦·巴菲特有句名言 ： “我们的投资策略接近于昏睡状态。”他的意思是说，他和他的公司只做相对较少的投资，并且会长时间地保持。 在《巴菲特之道》 （The Tao of Warren Buffett） 一书中，玛丽·巴菲特 （Mary Buffett） 和戴维·克拉克（ David Clark ）解释道：“在从业早期，沃伦就断定自己不可能做出数百项正确的投资决策，所以他决定只投资自己有绝对把握的行业，然后在那上面押下重注。他 90% 的财富仅仅来自于 10 项投资。 有时候，你不做什么恰恰和你做什么一样重要。 ”简而言之，他在少数至关重要的投资机会上押重注，放弃那些仅仅只能算作好的机会。

有些人认为努力和收获之间的关系更加不是线性的，他们信奉科学家们所称的 “幂次定律”。根据幂次定律，某种努力与其他努力相比，确实会使成果呈指数级增长。 比如，微软公司前首席技术官纳森·米尔沃德 （Nathan Myhrvold） 曾表示（当面向我确认过）： “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的开发效率比一般的软件工程师不是强 10 倍或 100 倍，甚至不是 1 000 倍，而是 10 000 倍。” 这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仍然说明了某种努力相比其他努力确实会大大改善效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 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几乎一切都是无价值的，仅有极少的事物例外。正如约翰·麦克斯韦尔（ John Maxwell ）所写：“几乎一切事情的次要性再怎么高估都不够。”

抛开 1 ： 1 的逻辑，我们就开始认识到了追求精要的价值。我们发现，很多我们追求的好机会远不如极少数真正的契机有价值。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开始扫描环境，追寻那些重要的少数，并且急切地淘汰那些不重要的多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拒绝好机会，拥抱真正的契机。

这就解释了为何精要主义者要花费时间来探索自己的所有选项。这种额外的时间投资是值得的，因为有些东西实在是至关重要，它们会 10 倍地回报为找到它们所付出的努力。换句话说， 精要主义者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辨别，以便花更少的时间来做，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很多能干的人无法提升贡献度，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一切都重要的理念。但是精要主义者学会了辨别真正重要之事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别。为了将精要主义者的技能付诸实践，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级别开始，一旦它成为左右每日决策的第二天性，我们就可以将它应用到更大、更广泛的个人及职业生活领域中去。要完全掌握这种技能需要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A Nonessentialist thinks almost everything is essential.

非精要主义者认为几乎一切都重要。

an Essentialist thinks almost everything is nonessential.

精要主义者认为几乎一切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