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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充分知道了，或直接说，都看到了，很多进一步的思维并不在“我”之中发生，而是在我之外，在我和你、我和他们这一犬牙交错之地才演化也似的缓缓发生、发现并且发明。
比方权力这讨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或已经看到了，这是当代思维重大无比到不能没有的一处根本核心，一个思维起点和焦点，成果已不止于、停留于国家里、政治中，而是一再试图穿透、理解并掌握权力的所谓“本质”或说其更完整模样，各种途径各个面向地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它还散落、依存、隐身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变异面貌，怎么对我们作用、怎么不放过地折磨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脱离它，可有某一种它并不存在的世界，或至少它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仍能运行不殆的世界一小角；它可能被消灭吗？或说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之物；它有多少成分是自然的如同万物存在自有其质量和产生作用的力场，又有多少比例其实只是人的作为、人的诡计，凡此种种。对权力的如此思索，无可阻止的最终是一整个大思维网络的形成且继续伸展向前，几乎和整个现代思维、和整个眼前世界重叠，想证实此一成果的人，只需要跑一趟书店翻翻看看即可。但在中国，由于封闭在单一一个国家的、唯我的意识里头，人很难有机会把权力当一个完整的、有边界有全貌的东西来看来想来驳斥（要看某一物的完整模样就必须站它外头，甚至相隔一段距离，也就是从某一个没有它的地点回望），人于是只能紧紧贴住无际无垠的现实和它相处，随之起伏周旋，仿佛是二维的而非三维的；也就是你完全陷身于它里面，举不起自己当然也举不起它，很多进一步的发现和真正的反省遂无从发生，也难以思索其意义（难以“获得一个意义”，卡尔维诺）。这往后两千多年，我们说，中国对权力的某一部分理解和应用可以非常精密，精密到直至幽暗残忍险狠变态的地步，但很难超出某种帝王术统治术的小小范围，人大体上只能选择迎向它或弃绝它两种（以某种个体抉择的、抒情的方式和语言，其实是躲避，并时时心生天下之大何处容身之感）。直至今天，很让人沮丧的，人们仍动辄像谈论朱元璋和雍正那样谈论领导人，今夕何夕兮同样的语言、形式和视角，仿佛现代这几百年没有发生，没有当下世界，没有这一大堆新的思维成果、途径和工具（经济分析、社会分析……）。需要证实此事的人连书店都不必跑（书店里有一堆这样的书摆在醒目的位置），在家打开电视转到连续剧频道即可。
多年来，我一直不那么“看得起”马基雅维利，当然我并非不知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正是欧陆这一大块呼之欲出思维的关键起点，但也就这样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并没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抒情的，甚至是表演的，尤其你如果先知道子产以及读过《孙子兵法》和稍后的《韩非子》——内容相差太远了，其广度深度精微度稠密度。这不是要说我们这边比你们那边厉害而且还可以让你们千年以上时间，而是指出来一个无可奈何如花落的历史事实：在西欧，马基雅维利之路由术走向道；在中国，子产、韩非之路则由道删除、缩减、返回成术。这与其本身内容无关，是两边不同的历史走向使然，即使中国这边本来有更充裕的演化时间。
墨子的状况也大抵如是——我们看《左传》，尤其在郑国，底层的工人匠人早已形成团体模样的东西，而且很显然有着一定的自主力量，郑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得和他们郑重协议如金石盟誓（“尔不我叛我无强贾”云云），可视之为某种契约关系（契约这一概念在权力思维中多么重要不是吗），在实施上也发生过好几起工匠筑城不堪忍受逼迫的乱事。但这个不重叠于单一统治者的力量及思维，也很快消失于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至少浮不上来，若还有一点无法完全消化的桀骜不驯东西，也只能成为某种游走于统治边界、游走于所谓灰色地带的现实单纯不安力量，比方漕帮马帮那一类的东西，谈不上思维或说只能等待千年之后进来的左派思维（欧陆）才有机会想它说明它，像是英籍左翼大史家霍布斯鲍姆写的书那样（比方《盗匪》一书）。
中国一统，欧洲始终诸国林立（欧陆最接近一统的历史时间是中世纪，当然不是“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人，更从头到尾不是个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天主教廷），这不是人的睿智，只是人的历史。事实上，让欧洲成为一个整体，一直是欧洲某些人（某一类人）的一个理想，这个断断续续不绝如缕的理想，尤其在近代变得很现实而且极其迫切，但也正确地提升了它的规格。我们说的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原都是把世界扯入的欧陆战争），总计近一亿人在这短短三十年不当地死去，以欧洲的总人口来计算，其比例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但愿如此），要中止杀戮，更要拔根地阻止任何杀戮再次发生，就得找出来、发明出来一个更高于这些国家的东西，好约束住国家。最简单的终极答案就是一个单一大国家，但最困难的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国家，装得下这么多相异的人、相异的生活方式及其感情思维而非去除它们的大国家，其模样、其构造、其有效运作可能，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成功走到那里云云。欧盟无法用内部的某一单一强大力量（武力）来一次解除障碍（比方德国或俄罗斯征服全欧，如秦的武力一统），想都不可以这么想；也不能借助某个毁灭性的外侮把欧洲一次黏合起来（如北美殖民地的黏合方式），这回欧洲人得平静地完成此事，没有人悲壮地誓言为欧盟牺牲。现实历史时间及处境不同，或者说，人的根本要求已提升到全然不同规格，昔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构、运作、修护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仍有太多未知的、人类从没真正做过的事，欧洲人得孤独地思索和发明，一如近几百年，他们总是先全体人类一大步想着的做着的。
欧盟，正确地说，不是成为一个单一的大欧洲国，而是某个可以好好容纳乃至于保护这些欧洲（小）国家的大东西。它的基本思维，最深沉处，和过往人类历史的一统主张恰恰是逆向的，这里并没有传统意义的“统治”念头，也几乎不存在任何荣光的想象，这只是一连串很困难的、也不讨人喜欢的现实工作。
此时此刻，欧盟似乎一直身陷麻烦，往往还是很可笑的，然而，在各国政客不免荒腔走板的行动和言词之上，我以为并相信，这里头仍有某一个很崇高的东西，但愿它不会在困难中在失败里失落。我不知多久没在现实世界里这样干净地、不带嘲讽地使用“崇高”这个词不惧，回想自己这一生，我可以视之为楷模的人绝高比例是生于活于欧陆的人，这不是什么浪漫抒情的想象，而是我在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的确确实实认识，这几百年时间，他们的确是表现最好的人。话说回来，这么一桩困难的、没人真正想过做过的巨大历史任务怎么可能快速成功呢？快速本身其实正是最危险最该防止的（如艾柯所言，“在纯洁之中，你最怕的是什么？”“快速。”《玫瑰的名字》）。我们晓得，使用武力通常是最快速、最没耐心的工作方式（其次是使用权力），但秦的武力统一，时间估算也耗用了百年时间不是吗？认真说起来，中国真正稳定下来、可视为大致底定的一统还是稍后的秦、汉的短暂合一，意思比较接近障碍扫除。
荷兰的平民史家房龙的另一本书《宽容》，里头有一番话大致是这么说的——真实的历史里，比方宗教的懂得彼此宽容是怎么来的呢？是筋疲力尽加伤痕累累的结果。大家打了几百上千年再打不动了，最重要是谁也没办法真的彻底消灭谁，所以大家坐下来，第一次一起看着头顶上的同一个星空，尽管仍不相信，但愿意开始承认彼此的神。所谓“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人的历史”是这个意思，宽容一开始是不得已的、无奈的、不怎么甘心的，也许往后也仍一直如此，这尽管听起来嘲讽，但仔细点想未尝不好，因为这无意中说明宽容不仅仅只是一种高度自制的德性，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来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中国的快快走向一统，一样只是人的历史，也许一开始是因为华北平原的缘故，地形上灭人国家相对来得容易（《左传》里，筑城，也就是制造人为障碍，是一桩明知饱受批评又耗用人力招致不满、但愈演愈烈如同竞赛的工作。又，晋国郤克攻入齐国，提出的和解条件之一，便是要求齐国把田亩的道路由南北向一律改为东西向，好利于日后晋国兵车的运动，利于下一次攻齐），遂成为某种惯性的历史基本认知，尽管日后得设法飞渡古称天堑的长江，要危乎高哉地、大量损耗人命地攻入四川，要并不划算地进入到更多本来可以自成天地、关你大国统治什么事的一个个小世界。历史的成败得失不那么容易仔细计算清楚，但大致上或者说如果人没有某种更高的、更美好的、不屈从于历史的特殊主张的话，中国的武力统一，相较于欧陆的疲惫历史（相持不下无从喊停的战争，如一次大战末谁也前进不了半步、双方每天固定报销一堆人命的著名壕沟战，这段战争经验一直被描述为最接近地狱的东西），总的来说也的确缩短了战争进行时间，减少了杀戮和人命损耗。还有，中国对于历史上不断遇见的外族，除了执念地、极不礼貌地要人家非臣服你并入你不可，手段倒也相对温和一些，因为这里头多了一种拥有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一句便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把土地、人和财货基本上全视为己有，便不会太粗暴太没必要地去摧毁它。或者，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谈判的处处慷慨让利（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松口），大致上也是这样。
但怎么说呢？人学会宽容、学会对等的说话，第一次也许是筋疲力竭加满身伤痕的困而知之，但第二次应该就不必了，人可以借用他人的痛苦经验和巨大代价聪明地习得，学而知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历史记载下来。如果第二次学会宽容仍得重演第一回的灾难，那人类也未免太凄凉了。今天欧洲人想摸索创造出某一种更高规格的、从手段程序到结果、仿佛把宽容给固化并保存（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全新型态统一，具体构成上，这一华美大梦由于有着太多人类还不确知的、没足够历史经验及成品的部分，的确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但此中有一物，我以为是其核心，也是起心动念的本意和要求，却是人类已支付惨烈历史代价才获取的，就算这一个欧盟失败瓦解都不该被讪笑、被怀疑，也没理由倒退——这只说是宽容也许不够公共、不够踏实，而是宽容的现实具体进展及确保。今天，承认他者对等的存在，人可以相信他自己的神或根本不信有神，人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方式还允许改变，人可以做他一个人的梦云云，这在具体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已是共同认知共同遵守了，如某种天经地义；比较困难而且始终感觉停滞不前的，仿佛有堵墙打它不穿的，是如何上达到一定人数以上的集体关系，在团体和团体之间、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也这样，我们几乎每一天都看到的沮丧事实正是，一个温文、有礼、体恤他人、问路会耐心说明甚至直接带你去的个人，同时也是个蛮横、富攻击性且满口胡言乱语的所谓“国民”，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台湾皆然，尤其台南高雄云云。这是人类学会真正宽容的下一堂、下一阶段历史更困难课程，应该是另一道漫长之路，也许注定快不起来，也许从头最该高度警戒、最该害怕拒绝的仍是快速，一想快，一想在我有生之年完成、看到（不论是基于纯洁高贵的用心，抑或某种世俗的荣耀。人得试着相信历史，而不是只相信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回去用武力和权力工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倒退，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倒退到哪里？倒退到重启灾难循环那一个时间点，重新一样一样支付历史代价，让人类的集体历史像是个泥淖，像是失忆之地，像是愚人的书写，像是人挣扎着要醒却醒不过来的循环噩梦。
今日中国，也许不用再想起子产，毕竟，那样一种人的处境以及进展可能，尽管在中国历史殒没，但在欧陆，或直接说我们眼前的整个世界形貌，随时可看到更完整的真相和每一阶段的历史结果；我们不用去复原两千年前那一个难以复原的时代，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世界即是，是我们每天的现实。孔子说人该寻求留名后世，我想他说的是，他期待这个世界因为有过他、加进他能多少有点不同，能有效而且稍微持久存留地改变些什么；但子产则本来就不希冀未来历史记得他，以及他的任何作为，“不能及子孙”，他准确到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包括梦想，包括希望。
我无来由想起博尔赫斯这句老年的温暖话语，像是皱着眉头说的：“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