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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子产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或更具体有益的，可以因为他这样一个人，开始一种思维，一条有意思的历史之路，很可惜（该不该可惜呢？），这在中国日后的历史并没有发生。
简单说，中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条路，那就是一统，一个单一大国——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必”字有实然的无奈部分，却也有人意识形态的应然积极部分。基本上，此一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历史规律，其实是把合看成常态，分是变局是动乱是得熬过去的不幸历史时刻，是“暂时的”，这极可能是现实的“倒置”，现实里，分才是自然状态，合是人的主张和成就，因此，这片广大土地，这一悠悠历史，往后并不真的存在小国家了，只剩逐鹿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也吸收生养着完全不一样的人及其思维作为。和子产农耕者的自况不同，逐鹿者是狩猎团体，真正的核心是武力，它不恋栈既有土地，不和某一方土地发展千丝万缕并且稳定的关系，既不承认有其他“国家”存在，其实也不当自身是个国家，因此消灭别人是正当的，被人消灭尽管凄惨却也无话可说愿赌服输，这是大家共同服膺的游戏规则，能计较的不过是输赢里、杀戮中那一点点人道和气度。
很长一段时日，台湾也曾把自己想成是这样逐鹿中原的狩猎团体，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电影中，记述父亲不愿意安家落户于南国台湾，家具买的都是竹制品，便宜轻灵容易朽坏容易抛弃，时候一到，该走就走。
但我们回头算一下，郑这样一个“国家”生存了多少年？至少到子产死时，已有两百年约十代人的时间了，活着的人更替了好几番，这在日后的中国历史是全然不可能也不可思议的。说来，郑还是诸国中最资浅的，它是平王东迁稍前才封国的，不像鲁宋卫始自武王周公穿越了之前四百年而来，想想，一个在某一块土地已存活两百年、以及六百年之久的小国？很显然，这绝不是竹制家具能撑过的时间，而是人和他所在的这块土地已发展出盘根错节关系、已成一个完足世界的漫长时间。从《左传》看，这几个国家最高所求不过是继续这样生存下去，或说保有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往后五十年、一百年能够不变，惟一昙花般的例外是宋襄公，他在齐桓、晋文的历史间隙里寻求成为霸主的可能，他看出了机会，或说某种幻影。后代读史者说的是他令人苦笑的失败和死亡，但真正精彩的是他的庶兄左师子鱼，这是个脑子清楚无比的人，子鱼第一时间就知道宋襄公是向着毁灭而去；宋襄公曾打算让位给他遭到拒绝，宋襄公绝对是真诚的，他一直太真诚了，让真诚硬化为一种毛病。先是，宋襄公召集了鹿上之盟和楚国争雄，子鱼为之忧心忡忡，他希冀宋国失利，很辛酸的，只有失败而不是成功才能保得住宋国、保得住像他们这样的国家：“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那年秋天，诸侯再会于盂，子鱼继续：“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国趁机扣押了宋襄公并出兵伐宋，却旋即在冬天把他放回来并退兵，但这是好事吗？子鱼讲：“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翌年夏天，襄公大举伐郑一如子鱼的噩梦，楚国当然出兵救郑，这就是有名的泓之一役，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人这么打的一场战争，宋襄公华丽也滑稽的最后演出，也是子鱼的终极确认：“所谓祸在此矣。”
是的，就是这样了，鹿上之盟启动了这一灾难，子鱼如同看着宋襄公兴高采烈一步一步走进炼狱，这是单行道，也是格林说的不赦之罪，就宋郑鲁卫这样的国家而言。《左传》紧接在子鱼哀伤的话语之后，是另一则没头没尾但很悲凉的诗一样的记述，像是记史者忽然涌上来的心事或某一幅图像，记史者心思飞越了起来：“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是的，原来的国家没了宝化为石，生活方式也全变了甚至还提前一步发生（其礼先亡）、预告着更大的毁坏将至。很多时候，未来用不着你去召唤它催促它，它自动会来，赶都赶不走，像小说家冯内古特用玩笑语气说的，未来是只小哈巴狗，它自己会跑到你脚跟前，乖得很。有时候（还挺多的有时候），你真正该做的，反而是用力抵拒它为着某种更好的可能，或至少设法延迟它，延迟了就还有点机会不是吗？就有这个那个偶然发生可能改变它一点点。
子产的准确，真正淋漓尽致的演出，是在国际事务上而不是国内治政，整部《左传》读下来，他没失误过一次，命中率百分之百，准到不可思议；而且不仅仅是大趋势的判读和其应对（大趋势反而比较不会看走眼，如秋天到了天气会变凉那样），甚至是精密到包含参与任一场盟会的具体细节掌握：谁去，带多少人，多少礼物，何时抵达哪里，先做什么，强调什么，可争取到什么，得排除哪些障碍云云。子皮有几回没听他，但马上证明子产永远是对的。这样的准确已远远超过了人的机智，而是来自于完全的理解，以及事先想好、事先准备，像好的围棋手，既正确判读大局，又实际盯着对手算清每一手应棋引发的可能变化。
春秋盟会，华丽但充满凶险，是日后中国历史再不发生的事。它最为特殊的，是那个不会重现的历史时刻——诸国林立，犬牙交错时时互噬，可是又暂时受到严格的约束，灭人国家这事基本上还不能做（尽管实际上已发生如子产指责晋国的，不这样哪来你们这些大国？），卡在那里。盟会要抢在这几天内拆定时炸弹般消弭这些已聚起如上弦的箭、难撤回（撤回有各自沉重的政治代价）难控制的力量，引爆的几率并不太低于解除。事实上，盟会很快转变成某种特殊的竞技场，用来替代战争，或说武力的夸示、威吓、取得利益云云。齐桓公之后，互信空间一再缩小谁也没办法，像回事的盟会都是所谓的兵车之会（有别于不带兵的、大家大袖飘飘潇洒而来的衣冠之会），谈判、赋诗、宴饮的会场外面就是层层围起、随时可以叫进来的军队，即使强如晋君楚王都不见得感觉安全，大礼服底下常常得加一件战甲（“衷甲”），就像今天的防弹衣一样，也就是说，这些诸国大人物看起来都比平时胖，但你知我知。
对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小国家来说，这不是光荣的盛会，而是苦不堪言。不是能否不去，而是就连迟到都不行，迟到不是当场被抓起来就是引来攻伐，这实际上都一再发生过。想想当时的交通工具、道路状况和距离，这些小国家的君王或卿大夫往往还跟无家旅人一样，行李都来不及打开又接到讯息得重新上路，这也是实际上一再发生的事。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书里回忆了一九三八年秋天大战前夕慕尼黑那场著名的列强协商：“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一个小国家未来的命运，甚至连发言权都不给它。在一旁的房间里，两名捷克的外交官彻夜等着，只为隔天早上人家引领他们走过长长走廊，来到张伯伦和达拉第所在的房间里，听取这两个疲乏厌倦的大人物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向他们宣布死刑。”看昆德拉的语调，我们晓得他以为这是残酷而且全然荒唐的，但诸如此类的事也是春秋这两百多年里实际上发生的，该不该就讲习以为常呢？
我也是在昆德拉这里，才知道波兰国歌大概唱些什么，“波兰国歌的第一句话便是激动的：‘波兰“还没有”灭亡’”——这样辛酸到让人还会笑出来的国歌，由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国家来唱，一样很合适。“还没有灭亡”，已经是人的最高目标，也是当下最值得夸口的成就了。
鲁史的《左传》，这么详细地记述下子产在一次一次盟会宛如特技的、有书写者夸大之嫌的演出，我相信，这正是这些国家人们的津津乐道，不止鲁，也应该包括宋卫等等——这些国家，当下的难题并非全然一致，便只有盟会时刻，才被置放在一起，成为同一种国家，有着一样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同时，也像是面对同一张考卷作答，对错好坏一望可知，答案还可以相互比较参考。子产面对晋楚，“强悍而美丽”，在这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日后光一个晋国就裂解出三个强国，占战国七雄的七分之三）、M形化走向的历史洋洋大河之中，宛如逆势上扬。终子产执政一生，郑国从没出现什么存亡危机，甚至没在盟会吃过任何亏，倒是争得不少当下利益，包括发言权，也包括贡纳“规费”的减低、私下贿赂的不行、盟会次数和规格要求的有所节制云云。我们仔细看，子产对晋远比对楚强硬也成功争取到较多，只因为晋比楚讲理，这说明子产是审慎的、精准的强硬，绝对是分别仔细计算过的，他清楚郑国不得不服膺的每一种限制，也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界限内让可能性极大化。
郑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当时大概就这光景——我们差可想象，子产在盟会的每一次漂亮答案，自反而缩，当时必然在这些同样作答的国家掀起一阵阵骚动，举凡兴奋、惭愧、又过瘾又失落，还仿佛若有光的有所启示云云；而且，像规费调降这类的利益，是很实质惠及所有小国的，因此还有感谢；最终，这一定会成为一种期待：“看看这回子产又会干什么？”像等着一场表演、一个惊喜。孔子也是彼时感慨系之的人其中一名，他特别赞誉子产的文辞，正确的道理还得有人准确地、动人地说出来才行，美学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也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桃李自己还是得先开出来漂亮的花是吧，你要人们走过来，不能高傲地或说如此懒惰地只拿出光秃秃的树干。
只是，这些一度人们眉飞色舞传颂讨论的往事、这些准确的文辞及其道理乃至于所有这些“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精密技艺讲究及其思维，在中国，其顶峰也就是子产了。日后，再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更彻底来说，中国大地，接下来两千年就只剩下泱泱大国的国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