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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布拉格开同学会的伊莱娜

“不多久前,台北第三高女召开同学会。日治时代,第三高女是台湾最优秀的女子学校。辜颜碧霞现在是第三高女联谊会会长,李登辉的太太、彭明敏的太太、黄信介的太太,都是我的同学,二二八受难者吴鸿麒的太太杨 治则是我们的刺绣老师。我们不分什么主流派非主流派,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反对党,同学就是同学,大家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只说一些儿孙的事。都已是近黄昏的人了,如果一定要说彼此有什么不同,她们或许比较好命,我就不一样。我本来可以很平顺,很幸福,做个平凡的女人,环境使然,慢慢就有了不同的人生走法,现在六十八岁了,还不能止歇,还要一直奋斗下去。

“我是林至洁,郭琇琮的妻子。”

郭琇琮是二二八受难者,一九五○年被捕旋即于同年枪决,只活三十二岁,林至洁也同时候入狱,坐了十年牢,人生自此踽踽于途。

当年这一对秀异的年少夫妻,原都是所谓好人家的儿女,也念到了彼时社会条件所能应允的最好最高等学校。但糟糕多了一些敏感正直和够柔软的心,还相信了一些彼时社会不能允许的东西,以至于被残酷的时代辨识出来孤立出来。林至洁历历在目如发生在昨天而已的回忆(可见几十年来时时勤拂拭),他们第一次约会居然在彼时的大酒家江山楼,地点是郭琇琮刻意选的,只是不在笙歌夜里而是破败、真相毕露的白天时分。原来是学医的郭琇琮定期到那里诊治这些饱受性病梅毒折磨的风尘女子,清理包扎烂疮,自己花钱为她们打当时绝不便宜的抗生素云云,惟这事不可声张,因为会妨碍这些可怜女子的生计。郭琇琮朴直地请求林至洁一起做这件事,这非常非常动人,仿佛他相信这最污秽最可怖的劳动同时也是最洁净最光荣的,因此这样的请求可以是礼物,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赠予最心仪的女子。我记得朱天心翻开书给我看这一段时欲言又止,我当然知道她想什么,她一定想告诉我若自己生在当时也收到这份礼物,可能也无可遏止一定会走上同一条不平顺也无法幸福的人生路,成为几十年后同学会里没那么好命的那个人。朱天心不好说出口,一部分因为这么说有点自夸。

同情不进则退,同情再往前走会成为愤怒,再更往前就不容易回头了。

同学会,尤其是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仿佛生命已水落石出、答案全部揭晓的同学会,感觉总非常刺激,如同推理小说看到了最后一页。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无知》里头也有一场同学会,但没时隔这么久,是一九八九年苏联占领军“轻轻悄悄、彬彬有礼”退出捷克之后,流亡法国的伊莱娜再回布拉格和昔日的高中同学聚会。昆德拉让这场突如其来、仿佛是历史不怀好意召开的同学会,有个极狼狈的开头并找到了隐喻之物——这一狼狈的隐喻之物是十二瓶波尔多红酒。伊莱娜满怀喜悦地精心准备了红酒,是她流亡法国带回家的礼物,盛装了她法国的二十年,但“她的朋友都很不自在,大家呆望着那几瓶酒,直到其中一个朋友发了难,这个朋友自信满满,很以自己的单纯为傲,她直截说了她比较喜欢喝啤酒。这个直肠子的女人让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这位虔诚的啤酒信徒就把服务生叫进来了”。

由此,这场同学会的进行打开始就是捷克啤酒式的而不是法兰西红酒式的;也就是米兰·昆德拉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只存在二十年前那个还住捷克的伊莱娜,没有任何一名老同学对“法国这二十年的伊莲娜”有兴趣,没有人想知道伊莲娜经历了什么、想些什么。事实上,伊莱娜自己是很想讲的,不只因为这对所有人而言是特殊的(新奇乃至于有种种意义、有助于认识这段捷克奇异历史云云),同时这就是她生命遭遇再无法替换、结结实实的时光,就是现在的她。但她发现没有人要听,就算她小心顺着大家话题试图转到她要讲的话也没用,每一次都轻轻滑开。

这样事,和谁细讲?——章诒和之前的书卖得很好,很多人读并传诵谈论,有一定的热潮,但章诒和仍取用这么一个孤独的书名,她也寸心知道有多少东西在热烈的气氛中滑开了是不是?

有点像这些红酒。这十二瓶孤零零如哨兵的红酒最后呢?小说家昆德拉没忘记它们——最后,在一片烂醉之中,仍由那位叫啤酒进来喝的同学发现了红酒直挺挺的存在,大呼小叫地“我还是得尝尝你带来的酒!”于是所有人把啤酒杯换成高脚杯。新酒新容器,但仍以啤酒的豪情方式来喝,很像在我们台湾;也就是说,红酒不过是酒精浓度较高、更让人快快兴奋起来的深颜色啤酒而已,已然麻痹粗大的味觉嗅觉细胞不能也无意细腻分别它的不同香气和味道,因此仍没有那二十年法国,仍只有捷克。

这让伊莱娜更沮丧、更知道不可能了,也才出现了这段O.S.——伊莱娜感觉自己身体变成个诡异的模样,她被这景象震慑住了:“起初,她们对伊莱娜曾经在外国生活这回事丝毫不感兴趣,她们就这样给伊莱娜做了截肢手术,把她二十年的生命截去。现在,她们又搞了个审讯大会,想把她久远以前的过去和她当前的生活缝接起来。这么做,就像是把她的两只前臂截去,然后把她的手掌直接固定在手肘上;像是把她的两条小腿截去,把她的脚掌接在膝盖上。”

这如同截肢般被弃去的二十年,呼应了《无知》一开头就提到的另一个二十年,那是希腊狐狸也似英雄尤利西斯离开故乡伊塔卡的全部时间,分两半,前一个十年打特洛伊,后一个十年返乡迷航。但其实后十年分配极不均匀而且有点不好声张,大概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有意无意地滑开它,尤利西斯真正面对风浪、面对妖物、面对追杀他的众神比方波塞冬其实只有三年,后面七年他安住于女神卡吕普索的小岛上,和她过着夫妻般的生活。昆德拉仔细再读过这部史诗,以为这是很快乐而且平静怡然的七年。

如果我们佐之证之以人的经验、人的情感构成及其自然变化来重看这段神话旅程十年,会清晰看出端倪来——前三年,他的确心急如焚,生命中只有回家这件事;后七年,随着心里可焚烧的东西慢慢烧完,原先不愿多看一眼的当下处境会逐渐成为厚墩墩的现实,会成为某种生命处境,供应着很难长期冻结的其他生命需要,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带点负疚的欢乐以及他种可能,这是卡吕普索之于这七年的尤利西斯。这七年,他尽管仍悲伤(但更遥远)地想着伊塔卡和妻子珀涅罗珀,但生命确实已出现新的具体可能而且还已装填了可抗衡的实质内容了。这段壮丽航程的最后一程,由天神介入才促成的,极其有意思,忽然不再像是个神奇故事了,妖物怪事全都退场,平顺得无话可说,更像是依照事实,荷马告诉我们,其实还是在尤利西斯酣睡中完成的如同我们今天搭车搭飞机。费埃克斯王派给他的水手将他连同床罩褥垫一起抬上伊塔卡岛的老橄榄树下,也小心没吵醒他,是的,就连最后陪他回家的都是奉命如空中小姐的异国人,他自己的手下早已一人不剩。悠悠醒来的尤利西斯孑然一身,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好半天(故事中是雅典娜帮他驱散浓雾)才回魂也似认出这是故乡这就是那株橄榄树,如果换由博尔赫斯,他一定又要说这也可能只是年轻新婚的尤利西斯牧羊时睡了一场庄子式的午觉,从来没特洛伊没塞壬也没地狱里那些亡魂说话,博尔赫斯就喜欢这样,事实上,乔伊斯后来借名字写的《尤利西斯》也差不多就这意思,更厚的一部小说只是一天发生的,是人心思的不断触礁漂流迷航,同时也随之消失遗忘。我们这里只说,如果尤利西斯最后一程是醒着的,他会改变心意吗?他会在最后一刻下令掉头航回卡吕普索那儿吗?这个比较难传颂难解释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只是没能够而且从此永远不发生了而已。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讲这趟航程的结束并非百分百出于人的自愿,尤利西斯的睡眠轻轻打开了一个谜样的缺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尤利西斯最后的真正决定,尤利西斯自己也不知道,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人生。卡吕普索和她的洞窟于是封存了起来,成为未实现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只剩尤利西斯知道但仍会遗忘的世界。

荷马讲这两个故事都是半途切进来的,《伊利亚特》开始于阿喀琉斯格调不高的愤怒,《奥德赛》则是尤利西斯已安然长居于卡吕普索岛上时。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九死一生迷航,其实是后来费埃克斯王在筵席上问出来的,是尤利西斯的记忆,或他的想象编造,因为参与的人都已死了。但尤利西斯洋洋八卷的回忆戛然中止于他和卡吕普索的相遇,“从此我又漂流九天,直到第十天黑夜,神明把我送上奥古吉埃岛,说人语的可畏神女、美丽的卡吕普索在那里居住,她热情招待我。我何必把这些再重新述说呢?”

尤利西斯为什么不说下去或说不下去了呢?是因为故事高潮已过?是因为他意识到费埃克斯人想听的和不想听的?还是因为他和卡吕普索的更长七年太私密太个人了,不好说也不知语从何起?更因为他(这里得加上说故事的荷马)知道,这会让所有一切变得太复杂,破坏了这趟旅程、这个故事的清晰意义,让所有人困扰、混乱,更利于遗忘?

无论如何,这较长的七年在《奥德赛》故事里因此只一笔带过,如日复一日,我们确确实实的欢乐悲伤没相系于它们的具体事件。但活过二十年流亡岁月的昆德拉感同身受,他想确认这段总被一笔带过的时间,由此也认出了卡吕普索是整个故事中最寂寞的人,所以昆德拉不无愤懑地如此写下,是大声说话的句型和语气:“人们激情颂赞的是珀涅罗珀的痛苦,人们嘲笑的是卡吕普索的眼泪。”

年纪很重要,是其关键

回布拉格开同学会的伊莱娜当时几岁?大概四十岁出头,你看,她二十岁结婚,没多久就流亡,20+20,再补上点零头。

至于在台湾开同学会的林至洁,她自己讲了,是六十八岁,“已是近黄昏的人了”。

尤利西斯则介于两人之间。

这里,我以为年龄非常非常要紧,几乎决定了他们回头开同学会时的心思、反应和行为语言。《无知》里昆德拉尖锐地指出来,没有人(除了异国的费埃克斯人)有兴趣,没有人会请求“说给我们听吧”;但一样无法说出自己与众人不一样、或者正是最珍贵生命构成的这一段时光,四十岁出头的伊莱娜感觉是不能,是一再碰壁、一再被封口,她被迫只能讲讲最原初的高中共同记忆和最当前的生活打算这两端;六十八岁的林至洁则是不愿,算了,人家又没要听这些,她柔婉不惊动地顺服大家,也一样只是最原初的高中回忆和当下“一些儿孙的事”,要还有什么,我猜,就只是彼此身体和养生之法云云。其致一也,现实顽强得几无例外可言,伊莱娜和林至洁的不同只在于人的态度和心境。我所说年龄是这一切的关键,指的不是不同年龄有什么不一样的现实撼动之力,改变这个不想听你讲的事实,没这等好事,而是年龄决定着人在其中的自我样貌;我想确认的是这样一道连续性的轨迹变化,年龄不是时间徒然流逝而已,时间的刻度同时也是人心变化的刻度,它在每一个阶段带给我们不同的生命图像,它最不容易察觉也最不容易讨论的,从前提、从认识的源头,先一步改变了(或说限制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变更了我们所有的行为反应。

也许有刚刚才参加了同学会的人愿意帮我们证实此事。我们说,伊莱娜和林至洁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更是想不在一起的人,但我们试着把伊莱娜的时间再往后推二十年,比方捷克的解放晚二十年或她自己耽搁了返乡时间云云,如此,变成林至洁年纪的伊莱娜,我相信她应该也会说同学就是同学,大家就谈点儿孙的事吧。

所谓人的生命图像,也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位置及其使用材料、参照材料,一般认为是人过去的整体遭遇、人的经验总和如一幅油画般一层一层涂抹的结果,但恐怕不只如此,因为还得再加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描绘,包含着一大堆想望的、期待的乃至于我们以为是应然性的东西。向着未来的这一部分,由于受限于我们所能拥有未来的时间长度及其容量,其实是最不稳定的、时时随年纪修改的(如果不加以特殊的、额外的抗拒,如奋力拉纤逆流的船);进一步说,人的既有记忆、既成事实,和人的未来预期有着超乎一般以为的极紧密关系,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经验其实并未“完成”,比方喜欢一个人或二三十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云云,它们的意义犹未完全确定,仍进行中转动中,随时有不同的强调和忽略。决定我们记忆遗忘与否的,如同我们丢掉某一张名片或抹消掉某一张见过但无意义的脸孔,其深处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年龄的计算方式由出生算起,像一条不知伸向哪里的数学线;年龄的另一种较迫切计算方式则倒过来,改由死亡处回推,时间封闭起来,算法不精确但毋宁更具实感,这来自人对时间的冥冥意识、对时间终点的感知,是人独有的,也较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基本上,我们每朝死亡多走近一分,我们生命图像上的某些东西也同时剥落一分,每少一年,我们便清仓一般把装不下的那些较无用较不可能东西扔掉,以至于当我们以为死亡随时会到来(我们只能猜测,当然也会猜错),往往人会奇特地悠闲起来,因为和未来有关的部分全扔走了,生命图像只剩辽阔的逝去时光,剩那些早已完成、不再随时间变动的东西,这最多是童年回忆,纯纯粹粹的回忆,所以才称之为幸福时光。

四十几岁的伊莱娜急着说,五十几岁(姑且这么猜)的尤利西斯被动回应费埃克斯人的询问才说,而且只挑奇幻精彩、如好莱坞大成本大制作那部分(十分之三),很礼貌很节制;到了六十几岁的林至洁,就算你知我知有这段独特经历她也只是笑笑坐在那里——我不以为这是偶然,这比较像一道轨迹。

八十几岁的大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说:“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当然,列维-斯特劳斯猜错了,后来他又活了二十年,活到超出了一百岁,但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呢?

一般而言,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人的外在态度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描述成一道从激烈到缓和、从不满到怡然、从有事到没事、宛如多普勒效应般愈远去愈低频喑哑的轨迹,不容易察觉其中的质变。事实上,质变的进行往往是深刻的而且激进的,人察觉出自己(被迫)变成不同的人,丢下自己最不愿丢下的东西,把某一个珍贵的希望判定为不可能,乃至于对思索守护一生的价值信念有了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背反的现实体认,这怎么可能都很平静很松弛呢?

米兰·昆德拉在《无知》的第三十四章跳出来这么写,很短但很冲的一章——《无知》是二○○○年世纪交换时写成的,彼时昆德拉超过七十岁了,恰好嵌在林至洁和列维-斯特劳斯之间,他让我们果真看到一个激烈的老人,如卡尔维诺所说准备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这是非常珍贵的,尤其在老人愈来愈驯服的我们这时代。

“人的平均生命大约有八十岁。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想象、规划他的一生。我刚刚说的这事,众人皆知,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分配到多少年,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据,或是一个外部的特征(像是鼻子的大小,或是眼睛的颜色),这数字其实就是人的定义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家伙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活到我们两倍的时间(也就是说,一百六十年),那么,这家伙跟我们就不会属于同一个物种。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跟我们会是一样的,爱情不同,抱负不同,感觉不同,乡愁不同,什么都不同。假使一个流亡者,在外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回到故乡,而他眼前还有一百年可活,那他根本就不会感受到属于伟大回归的那种激动,说不定对他而言,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回归,只能说是他生命的漫漫历程之中,诸多曲折绕行里的一次迂回罢了。”

以下,昆德拉挑衅了祖国这一概念,连同故乡、流亡、乡愁云云这更大一块;这其实也是自我挑衅,因为这样的命运、情感和思维原是他大半生之所系不是吗?因此这简短的话语有掀动一整个人生的力道——“因为祖国这个概念,在它高贵又感伤的字义里,与我们的生命相连相系,这相对短暂的生命给了我们太少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无法去依恋另一个国家,依恋更多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语言。”

接着是性爱和爱情,另外两个(或同一个)他珍视而且书写不绝的好东西——“性爱关系可以填满整个成年之后的生命。但这生命若是太过漫长,厌倦的感觉会不会早在体力衰退的许久之前,就窒息了兴奋的能力?毕竟第一次、第十次、第一百次、第一千次或第一万次性交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过了边界,重复若不是变成刻板印象,就是变得可笑,甚至无从发生,可是边界究竟在哪儿?一旦跨越边界,男女之间的情爱会变成什么?会消失吗?或者刚好相反,恋人们会把他们生命里的性欲期,当做真爱到来之前的野蛮时代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真是容易,就像要去想象一个未知的星球上,那些居民的心理状态。/爱情的概念(伟大的爱、独一无二的爱)应该也是在上天赐给我们极为有限的时间之中诞生的。倘若这时间没有极限,约瑟夫会如此依恋他的亡妻吗?我们这些早早就得死去的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米兰·昆德拉这一口气就停在这里,但高兴的话我们尽可谈下去,像《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那样,把我们珍视并认为是自身或人类自由自主发明的东西一样一样如法检视,比方道德比方亲情,只要我们有一颗够强到接近残酷的心,直到死亡打断我们为止。

死亡可真是巨大无匹,因为它不仅仅是时候到了的终点而已,它会不断以各种面貌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存在(病痛中、欢笑里……),它会逐步走近,如鹿群听着猎人的脚步声音;它负责划下无可逾越的界线,给我们就这么大的生命活动空间(“给了我们太少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由它决定,或至少因它而生并由它操控变化,我们在愈靠近它时愈发现此一真相。

八十几岁快到边界的博尔赫斯确信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这东西。其实这个念头我们在他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书里就看到了,只是当时加了问号,为自己保持着模糊和希望。最后,它以肯定句(或否定句)的形式浮现,让博尔赫斯斩钉截铁地写下来,当然是非常激进的。

还有一样八十几岁时的歌德,他劝年轻的诗人记得在自己每一首诗、每个作品后头注记书写时间,×年×月×日云云——以前我以为这是意图存留和书写彼时现实世界的联系,存留一个巨大的现实背景,但刻舟求剑,现在我比较相信他是在算时间,记录时间的不疾不徐脚步声音。

人的一生装不下的东西

米兰·昆德拉这席话,我们也从相反一面来想,人类过去,是否也曾不经意地、或侥幸地、或英勇顽强地,发明过或从事过这太短生命时间装不下的东西?比方说,现在就去种下一小株红桧树苗,等它长一千年。

我们来看这一个愚人故事。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做了一件荒谬而且是残忍的事,那就是他用了不当的方式试图证明上帝的公义,结果神没得到证明,人却被他在尸体上狠狠加补一刀,比死更死——事情大致是这样,曾经在欧陆某地发生了一件吊桥断绝的意外,摔死了十来个天南地北、彼此并没相干的人,这样一桩令人难受但不难平息的寻常灾变,我们知道,如果硬拿来逼问上帝(以及算命先生)会很狼狈很麻烦。这位虔信到目中无人又不自量力的神学家,不容许这几人的不幸死亡有损上帝公义且无所不能的形象,于是他展开地毯式的寻访,深入到每一名死者的来历、身家、亲友仇敌以及其人格作为,结论先行地想证明,那就是这十几个人注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走上这道吊桥,而且“必须”一起死去,没侥幸,不是意外,而是上帝的奇妙公义作为;换句话说,这些人“该死”。

最近,我自己则反向做了件不敬神的事,因为不当说了实话——汶川大地震当时,我一位虔信的朋友正好居住四川,她回忆那场天摇地动,当场跪下来祷告祈求:“主啊,救救他们吧!”我更正了她:“你应该讲,主啊,是你干的对不对?”

我说这名神学家不自量力,是包含他的极不用功,他不读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吗?他甚至不念《圣经·新约》吗?他不知道在上帝不容瑕疵的公义和我们荒唐可怜的人生之间,这一难以和解的紧张关系两千年下来已被讨论到什么地步了?他以为末日审判是为什么有、干什么用的?

《上帝之城》面对的同样是何以上帝让这么多人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疑问,但他处理的是西罗马帝国覆亡当时更巨额、暴烈而且直刺人心的死亡,不信神(或说还信其他神)的蛮族获胜,信神而且贞洁的人被屠戮、被强暴、被折磨云云,善恶一百八十度逆转(从基督信仰的立场来说),不处理不消化会持续构成信仰危机,遑论在尘世中建造神的城、神的国,不像我们的吊桥神学家没事找事。奥古斯丁的做法正一模一样,他要我们别短视,把目光从当下死亡移开,用更长时间、用受害者一辈子的来龙去脉来理解上帝的作为及其公义。

证明过程从略,只说结果。一千多年前奥古斯丁的此次努力完全失败,因为善恶果报这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现实人生并不成立,一如我们的常识和生理感受;但我们何妨也可以说,善恶果报太巨大太耗时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很明显不够长,装不进去,如果我们非相信它不可,我们就需要下一轮人生,或传交子子孙孙好几代人(“家祭无忘告乃翁”),再不能,那就得把时间拉到成为永恒那么长,让仍不完成的公义,最终在末日审判一次结清——这当然有点赖皮了,但也许赖皮比虚无要好些。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想起来,不只公义这一项而已,而是几乎每一样够好够有意义的东西,放眼望去包括某种信念的实践,某种专业技艺的大成,某个问题的解决,乃至于只是想种出一株够大够美如栖兰山那里活着的、庄子书里写过的大树,我们用一生时间大概都来不及等不到——这些年,京都人拼命在抢救他们圆山公园那株几百岁的老去大垂樱,帮它杀菌帮它保暖帮它补充“荣养”如加护病房插管(日本人营养写成荣养,这比汉文漂亮,而且荣字最开始就是花开满树的象形样子)。京都人大致已放弃希冀它四月天还能开成一整个天空华盖如梦、花瓣迎风雪一般飘降的模样了,但至少要它继续活下去吧。原地重种一株?当然可以也可能哪天非如此不行,这并不花钱,更不费工夫,但就是远比纽约人在九一一双塔原址复原一幢新摩天大楼还难还无可奈何,问题就是时间,必须耐心捱过少辄五代十代人的寂寞无解日子,尤其每一年四月樱花祭,冠盖满京华,每年这时候京都人都会触景悲伤一次憔悴一次,提醒你有某个最美丽的东西永永远远等不到了,每年,会真的像艾略特讲的,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多年前(究竟是几年前我忘了),哈雷彗星再次造访我们太阳系,这个美丽但总被人类诬指为不祥的家伙守信地七十六年来一次,加减七十六很容易知道它上一次以及下一次来的时间。我永远记得有个朋友讲着讲着居然热泪盈眶,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是啊,但就这一次了,我们在座没有人七十六年之后还能活着,这个奇怪的生离死别如此好笑,但却又千真万确。

似曾相识燕归来——

让时间恢复流动

“多年后,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总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康多是一个小村子,只有二十幢砖房,建在一条清水河岸上,河水顺着史前巨蛋般又白又大又光滑的石头河基往前流。世界太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要陈述必须用手去指。”这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开头,好些人已随时背诵得出来的一段话,这么自然,自然到唤得起每个人自身的经历,但又是这么美妙的时间魔术,简简单单两句话就把时间揉成一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全挤在一起,却忽然光一样退到最远处,时间完全安定下来,像个全然静止的画面,世界然后才缓缓开始。

林至洁的同学会,的确很像上校提前面对行刑队,某种提前的判决——同学会聚集起一群关系其实非常奇怪的人:过去,我们是干干净净的、从同一个点出发而且几近全然平等的人(同学校、同一身制服、同时间作息、考同一张考卷、依循同一个世界规则……);现在,我们只能说是彼此相识的人,而且歪斜不一,要找个其他交集点出来还真难;而过完今天大家挥挥手再联络,未来,我们“世路多歧人海辽阔”(小学毕业歌的两句四字箴言,说得可是一点也没错),又是准陌生人了。时间断然截成这三块,由于失去了渐层的联系,遂成为各自独立、全然异质还难以化合的东西,数学函数般各自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是的,你知我知同学会是没有明天的东西,事实上有部分人还真怕有明天得借钱或帮人找工作不是吗?因此我们光一样退回去,一起回到“当时马康多是一个小村子,只有二十幢砖房……”那最早时候,青青校树萋萋庭草欣沾化雨如膏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于是,同学会遂更像判决了,是多年后我们宛如考同一张考卷的答案终于揭晓,对错成败,大家彼此打量探询你考几分我考几分,是不至于枪毙,但好像真有个老师在场给分数。

林至洁的同学会,是一场很夸张的同学会,夸张到令人心生不满。这群昔日的水手服少女知道生命会这样分别对待她们吗?有人钱几辈子花不完,有人朝不保夕,有人是国家供养到死的第一夫人,有人是监狱供养怕你不死的政治犯,有人莫名其妙活在荣光中,有人一生如黯夜的踽踽行路者云云。虚假的东西最禁不起放大,虚伪一夸张就成为笑话,这是文学、电影乃至于电视脱口秀都会的最简单最常用揭穿手法。林至洁的同学会,因此让我们看出蹊跷来了——这样子公正吗?是谁而且凭什么做成这么荒唐的生命判决?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火上再加油一点——依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以及更多我对台湾的这个那个了解,我无需胆量就可以判断并且讲出来,林至洁毫无疑问是这群昔日高校女生中质量最好的一个,一朵最早开的花(但的确太早了,在还不适合开花的环境和季节里),在生命这纸考卷上她也最认真作答,但成绩公布,她考得最差。我们服不服气这个判决?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寻求其他判决?

赫拉克利特啊,我们就是你说的长河。

我们就是时光。它那不可更改的流逝。

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一切倒置过来,如同伸手把一枚沙漏钟翻了个身,为的是让已停顿的时间流动起来——仔细看,这里其实原本没有“未来”,“多年后”是遥远过去那个找冰块下午的多年后,它所代表的未来是假的,其真实身份是现在是当下,真正的未来可能被一声枪响截断但还没真的发生,犹包裹在未知的迷雾之中(面对行刑队的上校究竟死了没?)。但时间的此时此刻被一下推回到原点,“现在”遂变身成为“未来”,有着未来的不确定性渗进来了;不只这样,连同“过去”、也就是时间原点到现在这一截时间亦一并变身成“未来”,以至于所有已知的、已发生的、已无法后悔的又活了过来动了起来,它鬼使神差通往行刑枪毙这一天,但这不再是单行道了,毋宁更像是数不清楚由人和不由人的偶然颤巍巍堆成的,因此,这个行刑判绝不是“答案”,只是内战(暂时)战胜一方对败战者的处罚而已,一如林至洁的同学会,我们不是早已知道政治和商业本来就是两块公平正义的最不毛之地吗?

这样的时间魔术也许改变不了上校面对行刑队的事实,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得以从当下宛如中了魔咒的冻结状态挣脱出来,并清醒过来,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长河般的一生之中,这不过是其中一天而已,如果以一个人活七十二年来计算(4的倍数方便掌握闰年),它的真正分量是26, 298分之1,弹指即逝,就算这一天稍微特殊一点人容易感伤一点,林至洁心血来潮去和老同学喝咖啡,上校在他数不清的败战中这次输得较惨被活逮,也就是这样而已。当然,上校这一天比较非比寻常的是死亡逼上来了(亨利·詹姆斯的遗言据说是:“死亡,这件非比寻常的事,现在终于来了。”),但读《百年孤独》我们知道,之前上校曾一再神奇躲掉暗杀、中过剧毒、生过病,还有马尔克斯不以为值得一提但其他随时可袭来的各式死亡,死亡追蹑他一直比追蹑你我要紧迫要脚步声清晰可闻,如果换另一种死法,比方说心肌梗塞,除非作为医学检讨案例(该死者生前生活习惯极度不良,不注重卫生,暴食暴饮,长时期熬夜,染有抽烟恶习,不定期健康检查,生病胡乱服食草药偏方云云,简单说,这人找死),我们不以为人的死法可解释他的一生所为,其错误,以及其价值。坏的解释,比不解释要糟糕。

上校死了没?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遭遇一样,行刑在最后一刻戏剧性取消,时间大河绕过这一块死亡巨岩继续往前流;但上校也还是死了,他停止打内战,改铸小金鱼,又像珀涅罗珀反复把小金鱼铸了融、融了铸,最后头埋入肩膀小鸡一样缩着死去。这次的死法好多了(事实上,就书写意义来说这是小说史上难能一见写得最好最深情款款的死亡之一),它和上校丰饶的一生松开来,不再带着判决的诱惑,仅仅就是死亡,是上校这个人的生物时间用完了而已不及其他;而且,昆德拉以一个书写同业的职业性警觉指出来,如此漂亮而且重大的死亡居然并不结束小说(昆德拉引用的是母亲欧苏拉的死而不是上校,但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河也似继续写布恩迪亚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而布恩迪亚家族的奇特命运是(昆德拉判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故意这么写的),他们不仅名字是继承的、混淆的,就连他们的身材容貌、表情、人格和遭遇都是持续的、我们再再似曾相识的,如同欧苏拉一眼就认出来上校的十七名私生子一样。

这里,带点被启示的神秘意味,如果我可以鼓勇来说(我相信自己日后很可能后悔,就跟每回忍不住讲了超过的大话一样)——所谓让时间长河恢复流动,其极致便是连同这次真的死亡也绕过继续前行。也许不是全部时间,无法包括黏附着我们身体的这部分时间;但那些本来我们一生就装不进去的东西呢?心智的、信念的、梦想的云云,装不下是否意味着它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独有的,是我们归属于它而非它归属于我们,它们自身就是一道河、一道不可更改的流逝?

信任时间,信任的严苛意思大致是,就算你已不在场无法亲眼看到,你还是相信;而且就算此事已被死亡拦住你无法做下去,总还有活着的人并且有机会比你更聪明更坚决或运气更好云云。这说简单可以非常简单,不就跟你可以放心相信你不在时照常日出日落一样;但非常困难的地方在于,你一生惯看日出日落而且以为已掌握其规律,就跟一道开放数列1234放心迟早会跑出98、99、100一样,可是在你的人生中,比方就说公平正义吧,其实你并没见过足够数量成其规律的公平正义,若有规律可言,你看过的极可能是另外一面,是几乎和日出日落一样稳定可靠的不公不平不正不义,人们在其间一个个滑落、变形、苍老狞恶不复昔日模样,你已达自欺欺人程度地坚持要相信,是这样吧。

活得久,但时间变短了

信任时间,不让死亡截断,让时间丰沛地、充裕地前行,于是只能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想办法。过去人们的确有着各种或精巧或粗鲁的方式好说服自己,最简明是全相信一个迟钝但仍可信的神或神秘规律(“善恶有报”这类的循环报应系统);然后是无穷数列也似的轮回,放心我们都还有下轮、下下轮可用的人生,大家相遇会到;也可以就直接相信人死后有知灵魂不灭,依然可以程度不等地参与世间之事,或至少有机会看到一件一件事的结果,凡此种种。

不乞援神秘,人也可以试着打造出一个自身的是非善恶审判机制,用历史笔则笔削则削的严正评价来持续追索、修正、补偿人活着来不及完成的公平正义;或者更文学、更捉摸不定的,比方庄子便以他的观察及其千奇百怪的想象力来抹消、来进出死亡界线,“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时间的景观完全变了,就像我们在人类学报告里常读到的,死亡变得可疑而且轻巧,死亡也许什么都不是,是庄周是蝴蝶,是某个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边歌唱的一个梦,是某种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巨大时间世界的一次跨步,物与我皆无穷也——至今,我们置身在栖兰山的神木群中,或站在京都青莲院前那几株六百岁了、还舒服伸展着枝桠每年生出新叶、随时都感觉比我们年轻的大楠树下,我们仰头看,想着它们的生命经历,悲喜交集,但奇怪总有一种从容,有一种无法计较,有一种几乎是有形有体的镇静,几乎是英勇。当年庄子,一定也是个没事喜欢看着大树的人对吧,他的想法是确确实实的。

置身在这样的时间世界里,我们就不只像昆德拉所说那名使出浑身解数活一百六十岁的人(彭祖活八百岁,庄子都想象他算夭折)、让同样生命内容如祖国故乡如爱情和性爱全改变意义而已,而是,那些一次人生装不进的所有好东西(公平正义只是其一),这样就原原本本收纳得进来、恢复了成立,人可以安心地、确实地、日复一日地做每一种一次人生做不完的事,周正方圆,一丝不苟,不必省略,也就不用强调,不急于完成,也就不用诡计。时间到了,你换另一种工作另一个生命样式和任务,这里自有二代目三代目接手(“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我们还会发现,原来我们通常过度强调的自我意识,“也是在上帝赐给我们极为有限的时间之中诞生的”,看起来自由高傲,其实多半是不得已的,还是孤单无援的。如今我们意识到失去就是永远失去,生命切线般只一个只一回,我们无人可托六尺之孤,我们没有真正可信任的人。

所以尼采在这上头是对的,“上帝之死”的确是历史大事,死的不是星期天早上教会里那个上帝而已,一起死的还包括上帝所负责支撑、所保证、靠祂才成立的全部东西。其中的关键正是时间,没有了死后复活、人死之后的永恒天国、末日公义审判这些延长时间的装置,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新世界空荡荡的,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图像,人的生命忽然陷缩成几十年没再多了,孤岛般环绕着无光的四下空无渊面黑暗。

但今天我们可以比尼采看得更清楚的是,他所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包含在一个更整体更持续进行的大除魅之中,在非基督信仰的其他国度,类似的时间延长装置同样一个个拆穿崩落——神秘的宗教和总是夸言的文学不用说,历史呢?如今我们已普遍不信任历史了,以为历史的记载和评断诈伪谬误的成分居多(确实有充分理由怀疑);我们近取乎身,看着自己家人,也不再相信只是基因传递有什么进一步意义可言(也确实有充分理由这么想),薪尽同时火也尽,一切就又止于我们一身了。我们切断了自己和“我们存活之后的未来”的一个个关系,无可避免地也一并切断掉自己和“我们存活之前的过去”的一个个关系,如此所剩下的时间及其意义,很接近所谓“永恒当下”,这是纯生物性的时间感,最早并未和其他动物分离的人们就是这样游荡过百万年的太古悠悠岁月,也因此,我们当代的文明进展,总带着难以言喻的返祖性,潜藏着蒙昧和原始。

所以颇吊诡的,人的寿命是延长了,时间却急遽减缩;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多活廿年卅年这做到了,却又远远不够弥补我们一次的损失,这个尴尬不已的不对称时间感,我以为才是当代人们的普遍处境,很现实的,就在每天生活中,就在我们的寻常意识里——如今,我们一方面感觉好像每件像样点的事都太长太耗时,来不及做成,也看不到头尾,却又百无聊赖;时间既催赶而且晃眼就没了,却又沉闷如牛步如滴水如刀割,永远在等人等睡眠等明天同一时间的电视节目;我们既恐惧死亡,怕早一步进入那全然的空无,却又时时感觉仿佛生无可恋,生命最深挚的联系而且最大的欢愉,也许只是和一只猫乃至于一个皮包一支手机的关系,活着再没有其他更多意思,像个义务,或仅仅是个习惯。

尼采以为这样没上帝的世界,严酷到只有他口中“北方净土”的高贵蛮族英雄后裔、亦即他所谓的超人才欣然活得下去并接手统治新地球,这完完全全是错的,而且错到完全相反的那一头去。事实上人活下去并不难,生物性的时间并没消失而且仍在增长,真正变得脆弱的是那些人生命装不下的东西,因此处境险恶起来的反而是尼采自己这样“想太多”的人。一般人并不用先弄清楚全部意义、找到第一因、确信道德有支撑、真理不漂流、善恶可分辨可确认才决定活下去;更多时候,生命愈是矛盾愈暧昧不明,反而愈被人紧紧抓着如仅剩之物,最终甚至如昆德拉所说的“人只剩自己身体”。所以昆德拉小说每到山穷水尽处,总以一样荒凉难言、狂烈但又温度不足的性爱收场,绕一圈像D. H. 劳伦斯,其实是缩回去当代文明核心的原始蒙昧。

夸大点来说,人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不能死。

会消失的不是生存层面的东西,而是生存层面往上去的东西。时间变短,另一个说法是终点变得比较近,问题不在于你活多久,而是你还剩多久(如博尔赫斯讲的,时间究竟从过去注入现在,还是逆向由未来迎面流向我们?),前者自然顺流,后者我们仿佛感觉到它的冲击力量,这是另一种迫切的年龄计算,常发生在过了生命折返中点的老人,但也是有事想做的人计算时间的方式。因此,就像八十几岁当时、合理认为自己命在旦夕的老列维-斯特劳斯,我们会把做不完的事一一删除,把这些装不下的东西从生命清理出去,时间反倒空出来了、退休也似的悠闲下来了;我们也不会再轻易开启一次宏大企图和规格的冒险(尤其是心智层面的思索探勘,因为这远比现实之事不确定且耗时),而代之以某种现实的、世故的明智,倾向于接受当下世界的既成样态,或者说息事宁人地愿意接受世界肯给我们看见的模样。

“我们还年轻,却生在一个如此苍老的世界。”——是的,这些确确实实都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老年期特征,一个低温的、平坦许多的、原地打转周旋的世界,完全和尼采所预言的不同。当前的这个世界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大量减少未知远程的探勘行动及其热切激情,我们其实比历史上任何时刻的人们都不容易犯错,倒是多了不少当下的警觉,有点像那种大呼小叫、动不动就怀疑自己马上会发病死掉的很烦老人(我们或许不算是人类历史上自认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人,但我们确实是最把“末日”一词的其中救赎成分剔除殆尽、只留光秃秃毁灭意思的一代人,因此感觉最真实最恐怖)。严格来说,我们如今较容易犯一种现代类型的错,源自我们和“我们存活之后的世界”此一关系的切断,不真的在乎我们死后的世界比方说是否还有足够土地、资源或阳光空气水云云,这形成一处思维死角,要说会闯出什么不可收拾的、前人未有的祸,大概也只会在这里。这样的错误可能是不知不觉犯下的,因为同样对未来无知,我们比起历史上的人们少了某种拥有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和保卫之心,产生不了足够的关注,也就丧失了必要的敬畏和保留;这样的错误也可能是明知故犯的,因为也有人诡诈地察觉(这不难),完整的是非奖惩一样是延迟、人一生装不下的,真正的惩罚姗姗到来时,我早已经死了不是吗?所以管他的。

时间截断,困难的、耗时的事再难成立,最终,在普遍层面上,我们说世界等于提前一步抵达了尽头。这里所谓“提前”的意思是,一直以来(至少几世纪时间了),人们其实普遍相信某种一般性的进步或说改良,比方人会自然累积着经验和知识、事物会缓缓修改调整得更细腻精致、思维会光一样一路朝深向处照射、技艺会更精湛更精确、社会会更开明更公义更自由更什么什么、一如我们儿女我们的下一代人总是会比我们更聪明更健康强壮云云。稍前,我们不祥地一一察觉,原来事物的进展各有其极限,并不具无限延展性,而今,我们进一步察觉,会先到来的是我们人自身的极限。需要实际证据的人可找一处够大的书店或图书馆看一下(但别停在只卖畅销书和杂志的一楼拜托),没要你买书或夸父追日般读书,只浏览一下四壁书名,给自己一个完整图像,能够的话,再注意一下那些角落的、积尘的、仿佛已被人遗忘的书,翻翻它们的目录,试着读两段文字,你或许会惊讶,原来人类“曾经”知道过这么多事情,你以为的新知(昨天才从电视新闻看来的),原来一百五十年前或三千年前已有某个人写得更完整更深刻而且更正确;但你更可能望而生畏,老天光要抵达这里、弄懂这已知的一切需要多少时间,我疯啦?!

聆听者先一步消失

当然,这世界一定有疯子,有某些不和整体世界亦步亦趋的人,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从伊莱娜的同学会,到尤利西斯的漂流返乡,先消失的不是有这样特殊经历的人,而是聆听者,所以昆德拉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人会想到要对他说:‘说给我们听吧!’”

聆听者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是构成这完整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包覆着、保护着这少数特别的人,让他们不至于绝种,并延续他的记忆——最直接讲,聆听者负责提供足够的养分,正如同当年聆听尤利西斯故事的费埃克斯人,他们在宫殿里什么好吃好喝的全拿出来,盛情接待这名破破烂烂的漂流者不疑,听完故事费埃克斯人不仅同悲同喜,还赠送他一堆珍宝,派船只和水手送他回伊塔卡,甚至肯冒着得罪他们得罪不起的海神波塞冬的危险(费埃克斯人是航海者),事后也真遭到惩罚,一艘大船被波塞冬化为海上巨岩。这基本上是经济部分,但不只如此;其次,聆听者不只发出最开始的询问,他们持续存在,构成一个持续对话场域,即便在他们各自四散回家之后,这些探询的声音和热切目光仍留在、仍回荡在此一场域,形成一个“对象”,让说话的人知道怎么继续想下去讲下去;再来,比较隐晦的,他们会发生某种校正、检视以及翻译的功能,说话者依据他们的表情惊疑恍知变化(实际的以及想象里的)自省,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声调,选用好沟通的明亮实例,填补话语的不同缝隙,和现实世界保持着最起码、最低限的联系。没有聆听者的中介,长期孤独无友的说话者很容易丧失基本的讲话能力,说出口的会是没人听得懂、不知语从何起不知道是哪一国的话,甚至只是一种声音而已;最终也是最重要的,聆听者其实是“二军”,是下一个说话者,是把这个点延展成线打开成面的人。我们说,语言的死亡不必等到使用此一语言的人全死光,只剩一人能说能听时就已是全然死亡的语言了,只出现一次的东西是幻觉、是梦,惟有通过聆听者的重现、追随和实践,才能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发现、这些鬼使神差的命运和经历收纳回我们这个世界。用鲁迅著名的那几句话说,世上本来并没有路的,是人而且许多人持续地、反复地走,这样才有了路;这也意味着,只有单独一个人走过的路不成其为路,它马上会被荆棘蔓草重新占领,跟从未发生过一样。聆听者的追随身份,给了最原初说话者希望,希望兑换成当下就需要的英勇,帮他证实“他存活之后的世界”时间是存在的、成立的、源源不绝的。

依昆德拉,完整的尤利西斯迷航故事,不收存在他故乡伊塔卡,而是收存在异国的费埃克斯,因为只有费埃克斯人请求他“说给我们听吧”——伊塔卡人或许仍拥有所有权或品牌,但费埃克斯人拥有内容,内容才有意思不是吗?

一九八一博尔赫斯的《天数》

今年年初,朱天心和我答应去了某大学谈话,跟专业科系的学生用一个半小时笼统讲文学讲阅读——火车上,我想着刚刚才当过该大学驻校作家的老友林俊颖好心告诉我们的,如今文学科系的学生也不怎么读作品了。林俊颖的说法和我的时间计算方式如出一辙,他精确地估算,他们几无例外只读大自己十岁到小自己五岁此一区间书写者的作品,一种永恒当下的明确模样,所以举例子说明时可能得留心一些,别把《白鲸》《基度山伯爵》云云这些曾经如阳光空气水的东西当理所当然,至于纳博科夫、霍桑、司汤达那就千万不必了。

时间再截得更短了——只一个半小时,只剩头尾十五年的作品(有谁呢?),除了认真混过去,究竟能多讲什么呢?我有一种幽闭恐惧的感觉。

朱天心是创作的人(但今天的创作者绝大部分构造成分其实是聆听者),也许还可直抒胸臆;而我是纯纯粹粹的聆听者,如同我带火车上看博尔赫斯《天数》这部书序言所讲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旋律、奇幻比喻、惊人感叹。”但我读过、知道并认真筛选(依我的能力限制和记忆容量)相当数量诸如此类的动人作品。博尔赫斯说他只能写些文人诗(转述性的再创造),而我能做的只能是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一直是我的工作,而且随着年岁逐渐固化为某种生命任务。我因此对聆听者这个族裔的变化、这块世界的土壤下陷消失是戒慎的、过敏的。

这样事和谁细讲——我见过章诒和本人几回,没敢太打扰她,只做个读者远远看着。她其实是个很刚强的人,真正的典雅同时也是尊严,最不能做的事就是自伤自怜。因此,她选用这样有着叹息声音的书名,我相信仍是英勇的、抬着头的,其中的那点哀伤成分,我以为并非对着眼前这个不知好歹的世界而发,她是面向着那些随时间消失而一一消失的好东西,她看过的、身在其中过的、试着收藏保护过的。

《天数》是博尔赫斯一九八一年的诗集,他一八九九年生,所以是八十岁前后写的。诗里多是已死去的朋友和很快会死去的自己(“我是地球上惟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土地、人乃至于神能够将我欺骗——”、“人生在世行程有限,/你该走的步数已经走完,/我是说你死了。我也弃绝人寰——”),但更多是那些浮在死亡上头的东西,如同一道一道柔婉的光。我很想每一首都抄下来给人看(但干什么呢?会要看的人到书店买不就是了),时间空间很有限,我前后翻看再三选了《布莱克》这首——

那无意在你手里散发出幽香的玫瑰

现在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不在颜色,因为花没有眼睛,

不在那绵绵的芳菲,

也不在瓣片的分量。

这一切只是些许弥散的回响。

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

可能是一块柱石或一次战役

或一片天使聚居的天空

或一个神秘而又必需的无限境地

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祇的欢欣

或另一块苍穹里的银色星系

或一个没有玫瑰形状的

硕大无朋的物体。 zHCBNaDhpvNSEWQvvX20LfQa6esGPCK9u9Uve+hxHH6J9HGLrCOTwPnodVVSw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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