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美好的人生梦想不等于就拥有了灿烂的明天，我们要明白，梦想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理想状态的，它们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我从小就比较内向、孤僻，因性格所致，从骨子里就不愿甚至害怕与陌生人的沟通、交往。

上小学时，在全班几十个同学中，我仅仅只与同住一个大院中并从小一同长大的三个同学交往，而与班上其余的同学很少交流。而恰好这三位与我最要好的同学中有一位同学从小说话就有严重的口吃。刚开始时，我们其余三位还经常嘲笑他，只要那位同学说话一结巴，我们就一起模仿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甚至夸大他的结巴。这成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平时的取乐方式。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同学的口吃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在我们几个小伙伴中传播扩散开来。就这样，四个小伙伴都成了严重的口吃者。在彼此的交叉影响下，我们几个人的口吃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与陌生人说话及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口吃的现象会更加的严重。我们几位的口吃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料。这加剧了我对与陌生人交往的恐惧，性格也变得更加的孤僻。

虽然我的性格很孤僻，但由于我对自己人生梦想的执着及对学习的渴望，以至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我小学阶段都在当时的武汉医学院附属小学读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毕业，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我每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短暂的小学时光，树立了我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1968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初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我也因为家庭出身被同学们所回避、被社会所抛弃。

这样，我内向、孤僻的性格不但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我在初中年代不仅失去了学习知识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自信。我原有的自尊也突然之间转变成为了自卑。

初中三年浑浑噩噩，虽然没有正正经经上过课，但毕业时仍然得到了毕业证书。之后，进入宝丰路中学的高中班。从高一开始，学校又恢复了上课，久违的学校氛围，使我又逐渐找回了对学习的激情。学习毕竟是我骨子里的最爱，我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学习之中，我又开始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战。我非常清楚，我必须充分利用高中三年的时间为上一流的大学做好一切准备，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梦想。

高一结束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13个高一班级全体学生参加的数学大赛。为体现考试的难度，老师们在满分100分的正式考题外又加出了一道5分的加分题。虽然加分题只有5分的分值，但学校出题的老师们坚信没有学生能够做得出来，出题的老师们之所以这么坚信不疑，是因为学校在考前用该考题对学校的数学老师事先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是学校里大多数的数学老师也没能解答出这道加分题。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大赛开始才半个小时，我就做完了全部的试题并轻松地解出了那道神秘的加分题。这样，我成了全校参考学生中唯一正确解出了加分题并获得105分满分的学生。这一下，我在武汉市宝丰路中学出了名，无数个奖状、表彰接踵而至；甚至在年底全校的文艺汇演中，我的“事迹”被编成了节目。我成了全校同学学习的榜样。1973年全国正酝酿准备恢复高考，我毫无争议地被学校列入免试上大学的推荐名单。

自此，我的自尊心、自信心一下子又恢复到了极点。可好景不长，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突然间所有的学习竞赛又被定性为“不讲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潮，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复辟”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我学习成绩的突出，突然之间我又成了学校里没有任何争议的“白专道路”典型，我又反转成了全校的反面教材。我在无形之中又成为了全校的批判对象。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但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任何“三好生”“优秀学生”的荣誉从此就一概都与我无缘，我又陷入极为自卑的心理状态。

大家为了在政治上积极上进，都争先恐后地递交入团申请书。我们班的同学一批又一批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但我不知写了多少份入团申请书，学校始终都没有批准我的入团申请。眼看高中就要毕业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几乎都已入团了，我为没能入团而痛苦万分。当时，入团已成为我的最大追求，但到临近高中毕业时我的入团申请仍未得到批准。毕业前高中班还仅剩下最后一次发展团员的计划。这一次发展团员的计划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入团，被称为“火线入团”，即将入团与毕业生上山下乡相结合。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召开毕业班动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号召，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大家都是在城市中生、城市中长的孩子，谁都不愿意就这么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虽然1974年并不是知识青年开始下放农村的第一年，但当时绝大多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学生家长都抱着再等一下、看看政策有无变化的心态：一是期盼着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二是看全国高考是否会恢复，毕竟半年前各高中学校还在推荐高考的免试人选。学校为了打破僵局，高调宣布将在毕业前举行最后一次入团仪式。那些希望入团还没入团的同学只要到派出所注销掉自己的城市户口，然后面对全校师生宣誓自己要永远扎根农村，就可立即“火线入团”。但学校毕业班的学生中没有入团的学生本来就不多，即便那些还没有入团的同学大多也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争取“火线入团”，毕业班的学生对学校的动员仍然无动于衷，几乎没有学生响应。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在那年代上山下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想不去上山下乡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凡是大势所趋的事情，与其做与之抗衡的反抗倒不如做顺势而为的事情。如果能比常人更早的看到大势所趋，就应该在别人还在为之而观望、犹豫、等待时，就果断地去抢占先机。因此，我决定顺势而为“火线入团”。

我从家里偷偷拿出了户口本，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自己跑到派出所，注销了自己的城市户口。当我看着派出所的户籍警察拿起长条形的“户口注销章”，“哐”地盖在我的户口页上时，我的眼泪突然一下子夺眶而出。时至今日，我都刻骨铭心地记得那个让人揪心的场景。

1974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下午骄阳似火的烈日下，武汉市宝丰路中学大操场的主席台上正在举行1974届高中班的最后一次入团仪式， 我单独一个人站在司令台上的团旗下，面对全年级13个班的师生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入团宣誓。之所以这是一场特殊的入团宣誓，是因为这次的入团宣誓誓词是别开生面的，在背诵常规的入团誓词之前，我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面对全体师生、面对话筒，我用着几乎是吼叫的嗓音宣誓道：“我自愿扎根农村一辈子，永不回城！”话音刚落，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我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入团宣誓，实现了“火线入团”，同时也迎来了我命运中的一次人为改变。

至今我都仍认为我当年注销城市户口、宣誓下乡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若不做这样的决定，我仍逃脱不了最终会被迫下乡的结局，而且我还会错失“火线入团”的良机，“火线入团”这一决定使我没有输在入团的起跑线上。

才刚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我就上了一堂现实版的人生教育课，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梦想的实现要从面对现实、要从维系生存开始！ UMn+uJPnrGRu8y2OTQ/vFb6N0t9H/ONDHwtXAbTEJ1Abzelsvg1jcRecCJLf1x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