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华生的想法虽然有限，却执拗得出奇。很久以来他一直在鼓动我自己写一篇办案记录 。这也许是我自作自受，因为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他指出他的描述是多么肤浅，并指责他没有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来试试吧！”这就是他的反驳。而等自己真正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内容的确必须用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看起来一定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经历过的最古怪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在他的集子里没有收进它。谈到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说明，我之所以在自己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增加一个同伴，并不是出于感情用事或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但出于谦虚的性格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使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发展的合作者总是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让他惊讶不止而未来总让他迷糊，那真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那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也就是布尔战争 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M.多德先生前来找我。他是一位魁梧挺拔、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的英国公民。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有了妻子而离开了我 ，这是在我们的交往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当时我是孤身一人。

我的习惯是背靠窗户，请来访者坐在我的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 。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样开始叙述，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让主顾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处的，于是就把自己观察的结论说出了一部分。

“先生，看起来你是从南非回来的。”

“是的。”他惊讶地回答。

“义勇骑兵部队 ，是不是？”

“正是。”

“一定是米德尔塞克斯 军团。”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先生，您真是魔术师。”

我对他的惊讶微微一笑。

“如果一位健壮的绅士进我屋来，肤色晒黑得超过了英国气候所能达到的程度，手帕放在袖口里而不是衣袋里，那就不难看出他是从哪儿来的。你留着短须，说明你不是正规军，而你的体态是属于骑手的。至于米德尔塞克斯，你的名片上说自己是思罗格莫顿街 的股票商，你还能属于别的军团吗？”

“您真是洞察一切。”

“我和你看到的东西是相同的，只不过我锻炼出来了，对眼中的事物加以注意而已。不过，你当然不是来和我讨论观察术的。在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出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

“没什么奇怪的，先生。你信上的邮戳是那里的，既然信里如此急迫地约我见面，显然是那里出了什么关系重大的事。”

“没错，的确是这样，不过信是下午写的，从那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如果不是埃姆斯沃斯上校把我踢出来的话——”

“踢出来！”

“唉，差不多。这个埃姆斯沃斯上校是个硬心肠的人。他当年是一位最厉害的军纪官，而且那是个流行粗话骂人的年代。如果不是看在戈弗雷的面子上，我绝不会容忍他的无礼。”

我点燃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你能否解释一下自己说的话。”

我的主顾略带讽刺地笑了。

“我已经习惯性认为不用说明您就什么都知道了。”他说，“我还是把事实都说出来吧，我真希望您能告诉我这些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我整整一夜都没合眼，拼命想这件事，却越想越觉得莫名奇妙。

“我一九○一年一月参军的时候——那是整整两年以前——戈弗雷·埃姆斯沃斯 也参加了我们中队。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独生子，上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儿子身上也流着战士的血液，所以参加了义勇兵。在整个军团里也找不出比他更强的小伙子。我们成了好朋友，那种友谊只有在同甘共苦中才能形成。他是我的伙伴——这在军中是不寻常的。在一年的艰苦战斗生活里我们一直同生死共患难。后来，在比勒陀利亚 郊外戴蒙德山谷附近的一次战斗中 ，他中了大号猎枪的子弹。我接到了从开普敦 医院寄来的一封信，还有从南安普敦 寄来的一封信，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音信全无，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没有一封信，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大家都回来了，我给戈弗雷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询问他在哪里，没有回音。我等了一阵子，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收到了回信，又短又缺乏感情，说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一年也回不来——只有这么几句话。

“福尔摩斯先生，这没办法让我安心。这件事透着古怪。他是一个够朋友的小伙子，绝不会随便忘掉知心朋友。这不是他的行为。我碰巧又听说他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这位老先生有点盛气凌人，而戈弗雷的火气又有点大。我不能相信那封回信，非得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过，我自己的事情由于两年不在家也得清理一下，所以直到上个星期，我才开始处理戈弗雷的事。不过，既然要办，我就把别的事全都放下了，非办完它不可。”

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是这样一种人，你最好和他做朋友而不是做对手。他的蓝眼睛盯着我，方形下巴绷得很紧。

“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步骤？”我问道。

“我的第一步是到他家——贝德福德 附近的图克斯伯里旧庄园——亲自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先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因为我对他那个丧气的老父亲不耐烦了——而且来了一个正面攻击。我写了“戈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您许多我们共同生活的有趣故事。我路过附近，能否顺路拜访一下？”诸如此类的话。我收到一封相当热情的回信，说可以留我过夜。于是我在星期一就去了。

“图克斯伯里旧庄园是个偏僻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车站下车都还有五英里的距离。车站没有马车，我只得步行，又拿着手提箱，所以直到傍晚才抵达那里。那是一座曲曲折折的大宅子，在一个相当大的园子里。我觉得这座住宅是各个时代、各种建筑的大杂烩，从伊丽莎白时期 半木结构的地基，一直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回廊，什么都有。屋里都是嵌板、壁毯和褪色的古画，是一座十足阴森神秘的古屋。有一个老管家拉尔夫，年龄仿佛和屋子一样古老，还有他的妻子，更古老。她是戈弗雷的乳母，我曾听他谈起她，感情仅次于母亲，所以尽管她模样古怪，我还是对她涌出好感。我也喜欢戈弗雷的母亲，她是一个极其温柔、小白鼠似的妇女。只有上校令我很不愉快。

“一见面我们就起了冲突。本来我想立刻回到车站，如果不是觉得这等于帮了他的忙，我早就走了。我被径直带到他的书房，发现他坐在乱七八糟的书桌后面，体格高大，背部有些佝偻，肤色黝黑，胡子乱成一团。他那带红筋的鼻子象鹰喙般突出，两只灰色的凶狠眼睛从浓密的眉毛下面瞪着我。只看一眼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戈弗雷不常提起自已的父亲。

“‘先生，’他以一种刺耳的声音说，‘我很想知道你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说我已经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清楚了。”

“‘是的，你说你在非洲认识戈弗雷。当然，我们只是听你那么一说。’”

“‘我口袋里有他写给我的信件。’”

“‘请让我看一看。’”

“他把我递给他的两封信看了一遍，又随手扔给了我。”

“‘好吧，那又怎样？’”

“‘先生，我和你儿子戈弗雷是好友，共同经历的许多回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但他突然和我失去联系了，我能不奇怪吗？我想打听他的情况难道不是很自然吗？’”

“‘先生，我记得我已经和你通过信，并告诉了你他的情况。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从非洲回来后健康情况不好，我和他的母亲都认为他应该换换环境好好休养。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

“‘一定照办，’我说，‘不过麻烦你把轮船和航线的名字告诉我，还有起航的日期。也许我可以设法给他寄一封信去。’”

“我的这个请求似乎让主人既为难又生气。他的浓眉压在双眼上面，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神色就像一个下棋的人发现对手走了威胁性的一步并已决定怎样去应付。”

“‘多德先生，’他说，‘你的固执会让许多人都感到无礼，并认为你已经达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

“‘请务必原谅我，这都是出于对你儿子的友情。’”

“‘当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我必须请你放弃这些请求。每家都有自己的内情，无法向外人说清楚，无论是多么善意的外人。我妻子非常想听你讲一讲戈弗雷过去的事，但我请求你不要管现在和将来的事，这种打听没有益处，只会使我们处境为难。’”

“你看，福尔摩斯先生，我碰了钉子，而且全无办法绕过它。我只好装做同意他的意见，但心里暗自发誓不查清戈弗雷的下落绝不善罢甘休。那天晚上十分沉闷，我们三个人在一间阴暗的老屋子里默默地进餐。女主人倒是热切地向我询问她儿子的事情，但那老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对整件事都感到十分不快，所以在礼貌允许的最早时刻就辞别主人回到了自己的客房。那是楼下一间空荡荡的宽敞屋子，和宅子里别的房间一样，不过在南非草原生活了一年之后谁也不会十分讲究居住条件了。我打开窗帘朝园子望去，发现外面是一个晴朗之夜，半圆的月亮高悬在空中。之后，我坐在熊熊的炉火边。身旁的桌上放着台灯，我打算读小说来分散一下自己的心思。接着我被老管家拉尔夫打断了，他拿来了一些备用煤。

“‘先生，我怕您夜里需要加煤。今天挺冷的，这间屋子又不保暖。’”

“他没有立刻走出去，而是留在了屋子里，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望着我，好像心里有事的样子。”

“‘对不起，先生，我忍不住听了您在餐桌上谈论戈弗雷少爷的事儿。您知道，我的妻子当过他的乳母，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说是他的养父，当然很关心他。您是说他表现得很好吗，先生？’”

“‘他是全军团里最勇敢的人之一。有一次他把我从布尔人的枪林弹雨中拖了出来，不然我今天或许就不在这儿了。’”

“老管家兴奋地搓着自己干瘦的双手。”

“‘没错，先生，正是这样，戈弗雷少爷就是这个样子。他从小就有勇气，庄园里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他什么都不怕。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没错，他曾是一个棒极了的小伙子。’”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喂！’我大声说，‘你说他曾是棒小伙子，你的口气仿佛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戈弗雷到底怎么了？’”

“我抓住老管家的肩膀，但他退开了。”

“‘先生，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请您问主人吧，他知道。我不能多管闲事。’”

“他刚要走出去，我拉住了他的胳膊。”

“‘听着，’我说，‘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否则今夜就不能离开这间屋子。戈弗雷死了吗？’”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就像被施了催眠术。最后，他勉强从嘴里挤出来了回答，而且是一个可怕的、出人意料的回答。”

“‘我宁愿他是死了才好！’他喊道。说完他使劲一扯，就跑出屋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当然可以想象，我回到自己原来坐的椅子上，心情糟透了。老管家刚才说的话对我来说只有一种解释。显然，我的朋友牵扯到了某种犯罪事件，或者至少是什么不名誉的事，关乎家庭的荣誉了。于是严厉的父亲就把儿子送走，把他藏了起来，以免家丑外扬。戈弗雷是个不管不顾的冒失鬼，往往会受周围的人影响。显然，他落入了坏人之手并被引向了犯罪。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太可惜了，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把他找出来并设法帮助他。我正在这样焦急地思考着，猛一抬头，竟然看到戈弗雷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主顾讲到这里沉思着停了下来。

“请继续讲下去。”我说，“你的案子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他站在窗外，脸贴着玻璃。我刚才向你说过我曾望向窗外欣赏夜景，所以窗帘一直半开着，他的身影就在帘子打开的地方。那是一扇落地大窗，所以我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的样子，令我吃惊的是他的脸。他面色惨白，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苍白。我猜鬼魂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不过他的眼睛对上了我的眼睛，我看出那是活人的眼睛。他一发现我看着他，就向后一跳，消失在黑夜里了。

“这个人的样子有一种让人非常吃惊的东西。不仅是那惨白如纸的面孔，还有一种更微妙的东西——一种见不得人的、罪责感的东西——这种东西完全不像那个我所熟知的坦率痛快的小伙子。我感到恐怖。

“但如果一个人当过两年兵，整天和布尔人打交道，他是不会被吓倒的，遇见变故反而会立即行动起来。戈弗雷刚一躲开，我就跳到了窗前。窗户的开关不太灵，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它打开。随后我就钻出窗户，飞快地跑到花园小路上，朝着我认为他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条小路很长，光线又有点暗，但我总觉得前面有东西在跑。我冲上前去，叫着他的名字，但没有用。我跑到小路的尽头，这里有好几条岔道通向几个小屋。我犹豫了一下，这时我清楚地听到了一扇门关上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我背后的屋子，而是从前方的黑暗处传来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足以证明我刚刚看到的不是幻影。戈弗雷确实从我眼前逃走了，并且关上了一扇门，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这一夜我过得非常不安，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这个问题，打算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第二天我觉得老上校多少缓和了些。既然女主人声称附近有几个好玩的去处，我就趁机问道，自己再停留一晚是否不便。老上校勉强默认了，这就为我争取到了一整天的时间去观察。我已经十分肯定戈弗雷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藏着，但具体的地点和原因还有待解决。

“这所房子又大又曲折，在里面藏上一个军团也不会有人知道。如果人是藏在房子里，那我是很难找到的，但我听见的门响不在里面。我必须到园子里寻找这个秘密。这不难做到，因为那几个老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可以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园子里有几间小屋，而在园子尽头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建筑——足够园丁或护林人居住。难道关门声是从这里发出的吗？我装做漫不经心、仿佛随便散步的样子向它走了过去。这时有一位矮小利落、蓄着胡须、身穿黑衣、头戴圆礼帽的男子从那座建筑的门里走了出来一一完全不像园丁的样子。他出来之后把门锁上，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他回身发现了我，脸上顿时显出吃惊的神色。

“‘你是这里的客人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并说我是戈弗雷的朋友。

“‘真可惜他旅行去了，不然他会非常愿意见到我的。’我又这么解释道。

“‘没错，没错，’他仿佛做了亏心事似地说着，‘改个时间再来吧。’然后就走开了。但当我回头看时，他却正躲在园子另一边的桂树后面，站在那里观察着我。

“我一路走过去，仔细查看这座小建筑，但窗户被严密地遮挡着，看起来似乎是空的。如果我过分大胆地窥探，可能会因小失大，甚至被轰出去，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受人监视。所以我回到房子里，等到晚上再继续侦查。当天色完全黑下来，四周悄然无声之后，我就从窗户溜了出去，偷偷走向那神秘的建筑物。

“我刚才说这建筑物被严密地遮挡着，现在我发现它还关着百叶窗。不过，有一扇窗户透出了灯光，所以我集中注意力从这儿往里瞧。算我走运，帘子并没有完全拉上，我可以看见屋里的情景。里面相当明亮洁净，壁炉烧着旺火，灯光闪耀。里面坐着我早上碰见的矮个男人，他正在抽着烟斗读报纸。”

“什么报纸？”我问道。

我的主顾似乎不太高兴我打断了他的话。

“有关系吗？”他反问道。

“关系重大。”

“我真没注意。”

“也许你能看出那是大张的报纸还是小本的周刊吧？”

“对了，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不是大张，可能是《观察家》杂志。不过说真的，我当时实在顾不上这类小事儿了，因为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背对窗户坐着，我敢肯定那就是戈弗雷。当然我看不见他的正脸，但我熟悉他的肩膀形状。他用手支着头，样子十分忧郁，身子朝着壁炉。我刚要设法行动，突然有人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上校就站在我身旁。

“‘到这里来，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走回房子里，我一直跟着他走进我的房间。他从门厅里带来了一张火车时刻表。

“‘八点半有一班火车开往伦敦，’他说，‘马车八点钟停在大门外。’”

“他的脸都气白了。而我呢，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尴尬了，只好结结巴巴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道歉话，力求用对朋友的担心来解释。

“‘这个问题不用再谈，’他断然地说道，‘你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家庭的隐私。你是作为客人到这里来的，但你成为了密探。先生，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不想再见到你。’”

“这下子我也生气了，说了些不客气的话。”

“‘我看见你儿子了，我确信你是为了个人目的把他隐藏起来的。我不知道你把他关起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我肯定他已经失去行动自由。我告诉你，上校，除非我确知自己的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则我绝不会停止寻找真相的努力，也绝不会被你的任何恐吓所吓倒。’”

“这个老家伙面孔变得像魔鬼一样凶暴，我真以为他可能动手。我刚才说过他是一个瘦削、狂暴的高大老头子，虽然我不是弱者，但也很难对付他。不过，他在狂怒地瞪了我一阵之后就转身离开了。我早上按时乘火车走了，目的就是立刻来找你听取你的意见，并求得你的帮助，这就是我写信和你约会的缘故。 ”

以上就是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大概机智的读者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案子并不困难，因为可以解释问题根源的答案极为有限。不过尽管简单，这个案子却带着新奇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才冒昧地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我就用自己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缩小可能的答案范围。

“仆人们，”我问，“一共有几个人？”

“我几乎可以肯定，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的生活看起来非常简单。”

“那么在花园小屋里没有仆人了？”

“没有，除非那个留胡须的矮个子男人是仆人。但他看来身份高得多。”

“这一点很有启发。你看到过从一所房子往另一所房子送食物的迹象吗？”

“你这么一提，我的确想起自己曾看见老拉尔夫提着一个篮子朝着园子里平房的方向走去。当时我并没有往食物上想。”

“你在当地访问和打听了什么没有？”

“是的。我和火车站站长和村里的旅馆主人攀谈过。我只是简单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伙伴戈弗雷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曾回过家，但紧接着就外出了。看来大家已经接受了关于他旅行的说法。”

“你没有向他们提到你的怀疑吗？”

“一点都没提。”

“很明智。这件事需要调查，我要跟你一起到图克斯伯里老庄园去一趟。”

“今天？”

不巧的是，当时我正在了结一桩案子，就是我朋友华生叙述过的修道院学校案，格雷明斯特公爵深陷其中 。我还受到土耳其苏丹 的委托办一个案子，如果延误将会产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直到了下周初（根据日记 的记载）我才在詹姆斯·M.多德先生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贝德福德郡 的旅程。在我们驱车经过伊斯顿区的时候，我把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接到车上，这是事先和他约定好的。

“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对多德说，“请他在场或许一点用也没有，但是或许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目前不必细谈这一点，到时候就知道了。”

凡是读过华生写的纪录的读者，应该已经熟悉了我的做法，在侦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我是不多说话、不泄露想法的。多德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也没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一同继续赶路了。在火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并故意让我们的朋友听到。

“你说你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了你朋友的脸，所以能肯定那就是他本人，是这样吗？”

“关于这一点没有问题。他的鼻子贴住玻璃，灯光正照在他的脸上。”

“不会是另一个长得很像的人吗？”

“不可能，肯定是他。”

“但是你又说他的样子变了？”

“只是颜色变了。他的脸色——怎么说呢——是鱼肚白色，他的皮肤变白了。”

“是整张脸都很苍白吗？”

“我想不是。我看得最清楚、最苍白的是他的前额，因为他的额头贴着玻璃。”

“你叫他的名字了吗？”

“我当时又惊又怕，没有叫。后来我试着追他，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追上。”

我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了，只再需要一个小情况就可以全部结束。经过一番旅行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多德描述的这座奇怪而凌乱的庄园。开门的是老管家拉尔夫。我已经把马车全天租下来了，于是就请我的老朋友先坐在车上等着，我们请他时再下车。拉尔夫是一个矮个子、皱纹很多的老人，穿着传统的黑外套和椒盐色裤子，只有一点很特别，他戴着黄皮手套。一看到我们，他就甩下手套放在了门厅的桌子上。正如我的朋友华生所说，我有着出奇灵敏的感官。当时屋子里有一种不明显、但是带有刺激性的气味，似乎就是从门厅桌子上传出来的。我转身把帽子放在桌上，又顺手把它弄到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捡，趁机使我的鼻子挨近手套不到一英尺。没错，这股类似柏油的怪味儿的确是从手套上传出来的。侦查已经完成，于是我进入书房。唉，我自己写记录就这么直白，实在不高明！华生笔下那些引人入胜的文字，不正是靠隐去这些环节吗？

上校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一听拉尔夫的通报立刻就来了。我们听见他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过道传来。他猛一推门就冲进了房间，胡须立起，眉毛眼角都挑了起来，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凶狠老头子。他手里拿着我们的名片，使劲撕碎，扔在地上，抬脚就踩。

“你这个多管闲事的浑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准你登我的门！我绝不允许你再来，如果你胆敢不经我允许再到这里来，我就有权使用暴力，我枪毙了你！我坚决枪毙你！至于你，先生，”他转向我说，“我给你同样的警告。我知道你的可耻职业，你可以到别处去显示你的本事，我这里用不到你。”

“我不能走，”我的委托人坚决地说，“除非戈弗雷亲口告诉我他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

我们这位不情愿的主人按了一下铃。

“拉尔夫，”他命令道，“给本地警察局打电话，叫他们派两个警察来。就说有贼。”

“等一等，”我连忙说，“多德先生，你应该知道，埃姆斯沃斯上校是有权利的，我们无权进入他的住宅。另一方面，他也应该知道你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他儿子的关注。我冒昧地说，如果允许我和上校谈五分钟，我可以让他改变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没那么容易改变，”老上校说，“拉尔夫，执行命令。你还等什么？快打电话 ！”

“不行，”我往门上一靠，“警察一干涉，就恰恰会导致你所惧怕的结局。”我掏出笔记本，在一张撕下的纸页上匆匆写了一个词，然后把纸递给上校说：“这就是我们前来的原因。

他凝视着纸条，脸上除了吃惊之外什么表情都消失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无力地说了一句，沉重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的职业就是把事情弄清楚，这是我的业务。”

他沉思着坐在那里，枯瘦的手摸着蓬乱的胡须。终于，他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好吧，如果你们非要见戈弗雷，就见吧。这件事与我无关，是你们迫使我做的。拉尔夫，去告诉戈弗雷先生和肯特先生，我们五分钟内就到。”

五分钟之后，我们已经走过了花园小径，来到神秘小屋前面。一位蓄胡须的矮个子男人站在门口，脸上露出了十分诧异的表情。

“这太突然了，上校，”他说，“这完全打乱了咱们的计划。”

“我实在无能为力，肯特先生，别人迫使咱们这么做。戈弗雷先生能见我们吗？”

“是的，他在里面，”他转身带领我们走进一间宽敞而陈设简单的屋子，有一个人背朝着壁炉站在那里。一看见那个人，我的主顾立刻跳上去伸出手来。

“嗨！戈弗雷，见到你太好了！”

但是对方挥手让他后退。

“不要碰我，吉米。不要靠近我。是的，你非常惊讶！我已不像那个骑兵中队的棒小伙子、一等兵埃姆斯沃斯了，对不对？”

他的面容的确是异常的。可以看出来，他原本是个五官端正、皮肤被非洲阳光晒黑的漂亮男子，但是如今在黝黑皮肤之间夹杂着一些奇怪的白斑，这使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就是我不见访客的缘故，”他说，“你倒是没关系，但用不着你的同伴。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但这么做对我不利。”

“我只是想确定你是否安全无恙，戈弗雷。那天夜里你往我窗户里瞧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后来我就不放心，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可。”

“老拉尔夫跟我说你来了，我忍不住要看看你。我真希望你没看见我，但后来我听见开窗户的响声，只好跑回小屋。”

“到底是怎么搞的，何必这样？”

“这件事倒不难说清楚，”他点燃一支香烟，“你记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吗，就在比勒陀利亚外面的铁路西线上？你听说我受伤了吗？”

“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三个人被切断了和本部的联系。有辛普森——就是外号叫秃头辛普森的那个人——有安德森，还有我。地势崎岖不平，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但是他们埋伏起来，把我们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类似猎枪的子弹。但是我拼命趴在马上，跑了几英里路才昏过去掉了下来。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挣扎着站起身，感到非常虚弱。使我吃惊的是，不远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有南非式的游廊和许多窗户。天气很冷，你记得那种夜晚袭来的令人麻木的寒冷，那是一种令人厌恶的、难以忍受的致命的冷，和爽利明快的霜冻很不一样。简单说吧，我感到冷彻骨髓，唯一的希望就是设法抵达那座房子。我拼尽全力站了起来，一步一步拖着，几乎已经失去知觉。我只依稀记得自己爬上台阶，走进一扇敞开的门，进入一间摆着几张床位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嘴里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的被子已经摊开，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被子往自己颤抖的身上一拉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我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进入一个健康的世界，反而进入了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非洲的阳光从没有挂窗帘的宽大窗户射进来，使这间刷成白色的宽敞空荡的大房间显得特别明亮。我面前站着一个矮如侏儒的人，脑袋硕大就像鳞茎球，嘴里急切地说着荷兰话 ，挥动着一双海绵般变形而可怕的手。他身后站着的一群人仿佛都觉得眼前这情况很有意思，但我看到他们却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形，每个人不是歪七扭八就是臃肿变形。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什么都难听。

“看起来他们全都不会讲英语，但是情况必须说清楚不可，因为大脑袋越说气越大，后来一边怪叫着一边用他那变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根本不管殷红的鲜血从我的伤口不停地流下来。这个小怪物力大如牛，如果不是有一个年长的负责人听见这间屋子的嘈杂声走了过来，真不知道他会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他用荷兰语责备了几句，揪我的人就躲开了。然后他转向我，睁大了惊讶的眼睛。”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他诧异地问，‘别动！我知道你已经疲惫不堪，你肩上的伤口需要处理。我是医生，我马上找人给你包扎。不过，小伙子，你在这里比在战场上更危险。你是在麻风病院里，你在麻风病人的床上过了一夜。 ’”

“吉米，我还用说别的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病人在前一天都疏散走了。第二天，由于英军开来，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医院。他说，尽管他自认为有免疫力，也绝不敢像我那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他把我安置在一间单独病房里，细心护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你看，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希望能侥幸，但是当我回到家里，脸上出现的这些可怕症状终于宣布了我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该怎么办呢？我住在一座平静无邻的房子里，还有两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仆人。这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保证绝不泄密的条件下他愿意陪我同住。这样处理是十分简单的。而另一条路则是如此可怕——和陌生人一起被终身隔离，永远不得释放。我们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风病院。吉米，就连你都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让步的，”他打开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都告诉他。”

“的确如此，”我回答，“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断过病人。请允许我问一句，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个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道，“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做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专家来提供自己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听到这句话，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简直就像是新晋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罗伯茨勋爵 似的。

“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说。

“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我们可以到你的书房去，我来做些解释。”

在这种关键时刻就能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大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原本只是系统常识的侦察术渲染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如实描写，就像那天在上校书房里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一样，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

“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么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几种解释，如果这样，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排除，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有足够证据来支持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下这个案子。起初，在我面前出现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他可能是因为犯罪而逃避，或是因为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有可能是因为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他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种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

“犯罪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还没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还没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的角度，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我看不出这条思路有什么可能成立的地方。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小屋里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之后反锁上门，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禁闭不可能很严，否则这个青年就不能跑出来去看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记得我曾向你询问过要点，比如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如果是《柳叶刀》 或《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帮助我证实。不过，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精神病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为什么这样拼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想法也不能成立。

“剩下的第三种可能，看起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风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遭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就处在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隔离病院。为了不走漏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支付合适的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理由不让病人在晚上出来。肤色变白是这种病的普遍症状。这个假设的论据十分充足，以致我下定决心把它当作事实来行动。当我初到这里，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就连最后的疑点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一个词，告诉你秘密已被发现，之所以写而没有说出来，就是为了向你证明可以信任我的谨慎。”

我刚刚以这句话结束自己的小小分析时，门开了，那位严肃的著名皮肤病学家被引进来了。但是破例地，他那狮身人面像般的脸今天解冻了，眼中流露出了充满人情味的温暖。他向上校走过去，同他握了手。

“我总是给人带来坏消息，”他说，“但今天的消息不那么坏。不是麻风。”

“什么？”

“典型的类麻风，也就是鱼鳞癣 。这是一种鳞状的皮肤疾病，影响仪容，非常顽固，但有治愈的可能，而且绝无传染性。没错，福尔摩斯先生，的确是非常巧合。但我们能说完全是巧合吗？难道没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吗？也许这位年轻人接触病人之后的恐惧心理产生了一种生理作用，模拟了他所恐惧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职业荣誉来担保——啊！夫人 昏过去了！我建议由肯特先生护理她，直到她从这次惊喜性休克中复原为止。”

福迷笔记

篇名：皮肤变白的军人

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Blanched Soldier

首次发表：英国《海滨杂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美国《自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首次插画：霍华德·埃尔库克（《海滨杂志》），弗瑞德里克·多尔·斯蒂尔（《自由》）。

首次中译：《讳疾记》，周瘦鹃译，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行的《紫罗兰》第二卷第一号。

发生时间：一九○三年一月七日（星期三）至一月十二日（星期一）。

提到已刊案件：修道院学校。

华生：由于有了妻子而离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认为这是华生唯一一次自私行为。

备注：这是福尔摩斯撰写的第一篇故事。文中华生的婚姻问题成为了福学家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P.G.伍德豪斯的《生活一页》发表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的《海滨杂志》和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的《自由》上。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被软禁在一所乡村房屋中。她的爱人不顾其监护人的阻挠找到了她，却原来是因为女孩生了怪病，皮肤出现了花斑，于是将自己囚禁起来。男孩用一种特殊的药治愈了女孩的病，这种神奇的药还让她叔叔的体型变瘦，让管家免去了腰痛之苦。这篇作品发表的时间距离《皮肤变白的军人》发表仅两个月。 VtFMtI7DcoFmg4lQeueoN89JQu0prabu3kOUgADLrlrl91jry8QkGTu9nY2UIv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