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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界言及的“恩格斯晚期著作”并非以恩格斯的自然年龄为根据，而通常从马克思逝世这一天算起，前后时间跨度为12年。这种看法固然强化了恩格斯独立从事理论著述的意义，却也难以说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关键文本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关联，因而不乏学者从《反杜林论》准备草稿的写作开始计算“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岁月，这种做法得到了列宁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划分前后两个世界历史时期这一观点的支持，却过早地将恩格斯引入晚年，把刚到50岁正值壮年的恩格斯勾勒为晚年的形象可能是漫画式的。较为理智的做法是，既不摒弃《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文献之于晚年恩格斯学术写作的基础意义，也不将晚年恩格斯的岁月单向度扩大，而是以马克思逝世为界标，充分重视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写作与之前文本的学术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晚年恩格斯所做的序、跋或按语等文字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揭示。
重读晚年恩格斯重要哲学文本，可以看到他对哲学的合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的强调，对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对“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理解，都呈现为未完成的视域。晚年恩格斯开拓的学术视域印证了他的理论成就，作为马克思文本最权威的解释者，恩格斯将马克思开辟的学术传统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创见。他所阐释的“合力论”“应该是对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最恰当的表达”（注：［德］阿·施米特：《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2）。）。与此同时，晚年恩格斯用大量精力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不是本名，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1889年7月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简称“新的国际”，而国际工人协会被称为“旧的国际”，上世纪初，学界才将这两个国际分别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而列宁于1919年创立的共产国际被称为第三国际。）的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极有威望。例如，当《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摘录发表时，恩格斯被称为“老先锋战士”和“老大师”。因而，在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之前，应首先确认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次要的合作者，但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普及，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其实比他的主要合作者更大”（注：Terrell Carver,.Engel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指责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而否定晚年恩格斯论著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有问题的，须知进一步深思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当代性仍是富有价值的学术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喜闻乐见和活学活用，应当借鉴晚年恩格斯的书写风格，从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晚年恩格斯哲学具有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他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进展，谋求基于新唯物主义的综合创新，提出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论断，尽管这些论断随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为后世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评价，但他在当时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是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能替代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既要注重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精深的理论拓展，在超越现存的理性反思中绽放哲学的思想花朵，又要在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中引领大众的精神世界。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品格，不是以摒弃哲学品性的方式通俗化，而是应在深入理解现实的过程中超越现实。“马克思主义要变成大众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成为大众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理论武器。……否则，不仅不能与维护大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相结合，甚至与维护民生权力和权利的‘武器性’渐行渐远。即使天天‘讲故事’，甚至使之‘娱乐化’、‘讲座化’乃至‘小品化’，搞不好，最终会使马克思主义‘戏剧化’。”（注：杨俊一：《特殊矛盾优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经验的路线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3）。）为此，需要在大众化的实践诉求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全球问题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哲学诊断，呈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哲学力作。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解释史的演进逻辑，深刻认识恩格斯哲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及其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条件。东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俄国和中国等东方国家最初选择晚年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因为当时社会需要启蒙和科学理性，“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注：［德］卡·考茨基：《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而英美和欧洲国家强调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因为社会需要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不同理论主题的转换和演化都出于实践需要，都是社会发展必然选择的结果。各执一端，以偏概全，难免陷入类似于盲人摸象的理解境遇，而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无疑既要看到启蒙以来的唯物主义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关联，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社会发挥作用的不同条件，由此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方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学术规范的公允结论。
综上所述，百年来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的学术论争蔚为大观，焦点是马克思哲学被恩格斯化所形成的学术问题，审视国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诸般差异，需要重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理解恩格斯与18世纪启蒙时代自然观的学术关系，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新世界观”和“新唯物主义”的异同。探究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的百年论争，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实质，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关键问题的必要环节，但更重要的在于发掘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合理内涵，从恩格斯哲学的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中探求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功能的可能性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答社会现实问题，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