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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恩格斯被看作是“一个原创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的源头，并且他在创造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绝不亚于马克思”（注：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36,p-xii.）。研究晚年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作用，需要明确“新世界观”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个概念是学界认同的马克思哲学的别名，由此出发理解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合宜的。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内在蕴含三种要素——辩证法、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它们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成为辩证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西方学者时常使用不同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这一称谓来规定这种“新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因而这种新世界观被称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那么，晚年恩格斯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之有什么实质差异吗？通常的思考逻辑是：（A）晚年恩格斯哲学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思想来源，（B）苏联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哲学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C）所以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这里显然是从正确的前提推导出有问题的结论，也就是说，由（A）和（B）推导出（C）并不完全合理。或许相对合理的推论是：晚年恩格斯哲学与青年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经过40多年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探索，晚年恩格斯对哲学问题的看法与他青年时代的观点有所不同，这时他与青年马克思哲学存在差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顾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论争的初始阶段，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动因，因而对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差异的强调明显有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当这种论争回到学术立场，困扰人们的仍然是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问题，即恩格斯应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承担主要责任。从苏联哲学教科书所涉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看，与其说这个理论与晚年恩格斯哲学具有相似性，莫若说这个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命名者狄慈根的唯物主义理论有更强的相似性。于此简要浏览狄慈根的论述便知：“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思想是脑机能”，“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以相对的现象呈现给我们”，“通过有限去认识无限”，“只有以实践当作……科学前提，这门科学才能指导实践”（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0、82、42、15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可以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观点都可以在狄慈根著述中找到影子。当然，晚年恩格斯对狄慈根的评述以及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强调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由此引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或差异论的讨论不胜枚举。
问题由此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与“新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是，马克思确实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他使用过“新世界观”和“新唯物主义”等概念；恩格斯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也使用过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似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辩证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有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这个名称的问题，但关键是“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关系。如果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为辩证法和新唯物主义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如果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及其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则存在如何理解“人”及其实践的问题。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学家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关注的重点，由此对作为其来源的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批判隐含着质疑苏联哲学教科书（注：需要明确的是，即使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具有明显缺陷，全面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意见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确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科学启蒙的作用，其在东方社会体现的价值是其他任何哲学在当时不能替代的。）的意旨。
问题再次转向恩格斯所言之“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不是否定了青年马克思对作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述，晚年恩格斯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确实与马克思不完全一致，但他这时的哲学文本与青年马克思哲学文本仍有难以割离的关联，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系，晚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关系。此外，《反杜林论》写作过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以及晚年恩格斯为马克思很多再版著作所撰写的“导言”和“跋”，都是值得认真面对的学术事实。另外，也不应忽视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内容的差异，例如，他对“关于社会的科学”（注：臧峰宇：《何谓“哲学科学”——兼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中的“历史科学”概念》，载《江海学刊》，2012（5）。）、哲学基本问题的边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公共权力乃至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论述，包含着大量有关“新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见，可惜都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标记而没有充分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
在这里，不得不言及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关键，即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以晚年恩格斯哲学为主导线索，晚年恩格斯通俗的语言表述及其在阐释马克思哲学方面的权威性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那么，离开晚年恩格斯的解释，重读马克思哲学文本，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必然产生一些不同以往的学术发现。晚年恩格斯曾担心，“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当这种漏洞被夸大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也会因此忽视更重要的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客观情形是：“由经典文本支持政治结论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俄国——促进了经典著作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诸列宁和斯大林的原作远远超过了诉诸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作。”（注：E.J.Hobsbawm,“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in Hobsbawm ed.,The History of Marxism,vol.1,Marxism in Marx's Da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335.）
我们应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勾勒一个客观的思想地图。长年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编辑的格拉尔德·胡布曼所说的这番话值得参考：“恩格斯肯定没有歪曲，他是否全部正确理解了马克思，这一点谁也不能下定论。因为前提是，我们不知道马克思想让人怎么理解。而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一切辩论纯属无稽之谈。”（注：转引自［德］卡雷恩·费斯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在德国——从20年前濒临夭折到重获重视》，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3）。）用恩格斯的话说：《反杜林论》“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当然，晚年恩格斯整理编辑的马克思文本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确实存在差异：“例如，在探讨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的影响时，手稿及其各个方案证明，马克思在这方面还没有最后定稿，而恩格斯的刊印稿则对人们起了引导作用并对解读过程形成了强烈干预。恩格斯订正的计算也影响了人们的解读，于是，再生产模式只以恩格斯修订的叙述而不是以马克思的原始阐述表现出来，结果人们把扩大再生产视为同比例的增长。现在通过手稿与刊印稿的对比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思想是怎样通过恩格斯的编辑安排而得到了强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访问记》，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4）。）这里，实际上凸显的是恩格斯编辑的主体性，当然这种编辑的主体性体现为有所“修改”的过程。
在不明显违背马克思思想主旨的前提下，出于方便读者理解的需要，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文本中适当“修改”，并非引人惊异的篡改之举，只要知道他们共同工作40年彼此深知并有大量合著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有所分辨，确实是深刻理解他们各自思想的有益之举。如果不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困境，我们就应当在理论发展的语境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意义，晚年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句话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适用，即它需要发展的自由，由此理解晚年恩格斯的哲学创见，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恩格斯在德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恩格斯在世时，他的精神生活与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是休戚相关的，马克思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深受着他俩的影响。而现在，他俩都离开我们了。”（注：［德］卡·考茨基：《悼念恩格斯》，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诚如斯言，晚年恩格斯始终力图为马克思代言，他的存在延续着他们两人共同的事业。
事实上，即使我们抛却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大众化笔触所具有的独特学术功能不谈，较之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修改”（注：毋庸置疑，整理编辑《资本论》手稿是十分艰辛的学术工作，恩格斯一接触到第2卷原稿就感到惊讶：“全是草稿，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得出来，但也很费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后来，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的原因，恩格斯找到一位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奥斯卡尔·艾森加尔滕做秘书，支付秘书每周两英镑的酬劳，此后由他口授，秘书整理誊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3卷的“修改”不应排除辨认字迹和秘书记录时可能出现的与原始文稿不一致的地方。）而言，如果没有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对马克思文本语境的回顾与介绍以及对马克思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大众化重释，人们要了解马克思完整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设想，很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这句话就不仅是描述性的，而更多的是论断性的：“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恩格斯的思想遗产中仍有很多“活的”东西，这“或者因为恩格斯对热点问题的争论仍有贡献，或者因为在某些方面他的著作及其影响仍在一些场合引起人们的争论”（注：Christopher J Arthur edited,Engels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96,p.xi.）。为此我们应回到恩格斯哲学的文本语境，解读并阐发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当代性，审视一个拓展马克思哲学精神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