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晚年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前者被西方马克思学界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因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一致性而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不同于马克思历史观的一种强调似自然性的社会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当然，后者的名称后来也被用于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一概念通常仅在晚年恩格斯哲学语境中与唯物主义自然观融为一体的时候遭到质疑，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或曰“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西方学界诟病的关键。尽管恩格斯并非“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创者，但因其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为此要在马克思之外独自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这种看法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观念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的“常识”。
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确乎与马克思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在恩格斯看来，有三种科学体现了新时代的重大发现且具有内在关联——“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28、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关注自然科学及其在历史领域的作用并非晚年偏好，实则是自早年在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以来一以贯之的思路。因为从那时起，恩格斯就与肖莱马等科学家长期交往并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进步。例如，他在1867年为《资本论》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此时，马克思并未对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提出不同意见。
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一致性的阐释在其晚年达至顶峰，支撑他这种理论自信的最重要的根据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飞速发展——人类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对自然科学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如何运用的研究可谓生逢其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毋庸置疑，强调自然科学与依赖自然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思路主要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哲学家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唯物主义方式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深刻影响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19世纪欧洲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与18世纪理论的链接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启蒙运动的背景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他们的共同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注：［美］凯瑟琳·韦尔森：《唯物主义—动物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载《社会科学辑刊》，2013（6）。）。
当然，恩格斯并未完全接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他明确称其为“机械唯物主义”，并指出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晚年恩格斯认为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历史成因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唯物主义，或曰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外部的自然规律决定历史的轨迹，而且他只以辩证思路解读这些自然规律。通过将物理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自然控制社会的进化。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外在于人的，而它处于自然界内部。这就是恩格斯主义”（注：［美］莱文、臧峰宇：《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文本语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莱文认为，在继承启蒙思想方面，恩格斯遵循的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思路，而马克思遵循的是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的路径。当然，莱文是在批判语境中说这番话的，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学家的意见。例如，吕贝尔认为，恩格斯在70岁诞辰时所说的话应验了：“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马克思在世时对恩格斯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保持沉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从而获得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可疑荣誉。虽然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注：［法］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50~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同样，费彻尔认为，“恩格斯也试图实现这样一种在世界观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假说）的占有吸收。但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与自然科学本身及其方法毫不相干。消除这一裂缝、把善于吸收一切科学成果的‘辩证世界观’本身视为是科学的，这是自恩格斯以来反复尝试的事情，尽管是枉然的”（注：［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186~1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在费彻尔看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续。
相比而言，麦克莱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评价是公允的，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装和性情等方面的差异，论述了晚年恩格斯阐述哲学问题的历史语境：“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产所作的贡献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巨大的增长数字，还是作为把握人类进步的关键的自然科学日益增长的声望，都促进了这个过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增长，需要一个系统的学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科学观念的威望增加，意味着它必须以这样的学说来指导，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恩格斯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和表述清晰的作家——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注：David McLellan,.Engels,Stanford Terrace:Harvester Press,1977,p-72.）问题似乎已经得到清楚的说明，但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学术争论从未停息，因而有必要思考构成这些学术问题长期争论的动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重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深度与限度，正视恩格斯与马克思理解辩证法与历史科学的合理差异，厘清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还原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