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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罪”与“罚”
人们常道，真实的世界纷繁复杂，远不是诗歌所描述的“宜人佳境”那般缥缈超脱。殊不知“真实”亦有真实的趣味、真实的风情，有着变幻莫测的景致。世事沧桑、斗转星移之后，“佳境”也许真的尽收眼底了。
在这样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真实世界里，各国之间充斥着激烈的竞争，不断进行着利益的分配、地位的转换、格局的调整……盟友与敌人也许只有一步之遥。这些看似复杂的各国关系变化，被一条线牢牢牵引着，这条线就是“国家利益”。正如著名的德国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直言不讳所表达的那样：“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这句话也许过于冷漠，但它足够真实。“真实”看似总是冷冰冰的，缺少温情。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演变为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如惊涛骇浪一般冲击各国经济的同时，也冲击着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的国内经济形势令人担忧，强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欧洲强国也笼罩在危机的阴影里，欧元区多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与二者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凭借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蓬勃的经济活力，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2009年，俄罗斯与南非取代英国与加拿大，进入了全球经济实力排名榜的前十名。2012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在2013年的全球经济体排名中，尽管南非的排名大幅落后，但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仍保留在前十名的位置上，分别名列第七、第八和第十位(见表1—1)。
表1—12013年全球经济实力排名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Data, the United Nations.
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有底气。后危机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纷争、权力角逐、经济搏杀、联盟的分解与重构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上演过的“好戏”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被重新演绎，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调整、转变将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之一。
治理机制：能不能“变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世界不会是轻松的“伊甸园”，只能是混乱黑暗的“中世纪”。为了确保全球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国际社会各成员建立起一整套制度、规则和行为规范，从而使各国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协调，共同防范和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问题。这样一整套制度、规则和行为规范就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规则的制定者必然是规则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主导的，它有利于维护主导者的利益。这一治理机制一直沿用至今，主要包括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以及为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而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协调，而主要国家首脑的定期会晤则搭建起一个协调各国政策、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点的平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为解决经济危机、重振西方经济而发起形成的西方七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G7峰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这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行事，不得不让渡自身的国家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大凡掌握了全球资源流向和全球经济产出流向的国家，都拥有了掌握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只有这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真正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强国榜”上一直只有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名字。
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美元与石油挂钩掌握了石油资源的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控制了粮食、矿产资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流向。
以石油定价机制来说，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石油的定价权一直掌握在西方的“石油七姊妹”手中，之后石油定价权主要掌握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的手中。自从纽约、伦敦两大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的定价中逐渐扮演了主要角色后，石油定价权重新转移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一些金融机构和英美石油公司掌控了国际石油的定价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以留学生作为其人才后备力量，并不断修订移民法，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才。此外，美国还通过提供多种形式的奖学金，接受各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交流。美国的全民教育投资每年的增加额都在几百亿美元以上。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通过提供优厚的助学金、奖学金及优惠贷款，吸引国外留学生在此就读，数量占全球留学生的近三分之一。其中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中，外来人士占22%；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35%出生在国外，例如1971年和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就都是美籍俄裔的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1997年、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都是美籍华人。
进入21世纪，美国更是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引导着世界范围内的高智力人才与资金的流向，掌握着高科技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决定着未来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美国的人才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9年，全球共有796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美籍得主就有315人，占总数的39.57%。
通过控制战略性商品的定价权并掌握人才、资金的流向，发达国家牢牢控制着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占领了国际经济竞争的“高地”，在瞬息万变的经济风云中获得了毋庸置疑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场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遭到削弱，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制衡发达国家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利益提供了条件。
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退去，发展中国家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就已经响起。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面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断暴露出的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呼之欲出。
作为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协商全球经济治理事务的一个重要平台，20国集团(G20)由八国集团(G8)、11个重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欧盟组成。其中八国集团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11个重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G20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仅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0%。因此，一直以来这8个国家在20国集团内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自1999年9月25日在柏林成立以来，G20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协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常规场所。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在提振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更是被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变量，它们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商经济要务的新平台。在此背景下，G20领导人峰会应运而生，并在2009—2010年每年举行两次峰会。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等机制相同，它正在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曾是美国工业重镇，2009年9月24—25日举行了G20匹兹堡峰会。此次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与会各国共同决定，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同时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特别是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和加强金融监管等进一步达成共识。具体来说，就是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至少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提高至少3%，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到2013年9月，G20已经举办了8次峰会(如表1—2所示)。历次峰会围绕着应对金融危机、改革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抵制保护主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些共识更多地反映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对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立更加反映时代需求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表1—220国集团历次峰会
续前表
贸易机制：要不要“壁垒”？
自从发生了国际贸易，人类的生活便被彻底改变了。
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盛产的丝、绸、绫、缎、绢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诸国，同时也成为古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三大主要文明交汇的桥梁。经由地中海转运至欧洲的各色香料，刺激了当地人的味蕾，也坚定了欧洲人绕开奥斯曼帝国的阻挠，开辟运输香料新航道的决心。
到了近代，国际贸易的发展，更是使得世界各国通过互通有无，加强了联系，提高了效率，以更为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或服务，提高了更多人的福利。火车、飞机、高铁等新交通工具，以及电话、电报、电脑、卫星、光纤电缆、互联网等新通信手段的快速涌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使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流动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难怪托马斯·弗里德曼会高呼：“世界是平的！”
作为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世界传统的制造业大国的英国，其国内制造业三十年来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有些制造行业甚至在英国消失了。斯托克市曾经是英国著名的瓷都，因盛产一种昂贵的骨瓷而闻名。而如今，却只剩下破败灰暗的厂房，骨瓷早已难觅踪迹。与制瓷业类似，近三十年来英国制造业减少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英国的制造业并非“衰落”了，而是将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部门和工作岗位，都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充分利用这些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将本国制造业未来的竞争重心锁定在知识与技能等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英国机械设备和精密食品制造业近年来迅猛增长，替代能源和低碳生产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而这一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藩篱不断被降低。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搅乱了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无法重新点燃世界经济未来的希望，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只有加强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走向繁荣。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扭转日益盛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贸易政策而建立起的多边贸易体制，最终目的是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正式开始运转。
世界贸易组织(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全球性的贸易治理机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谈判和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各成员国可以共同协调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协商降低贸易壁垒，从而达到“双赢”甚至是“多赢”。
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也是其忠实的拥趸者。正是抓住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好时机，中国才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被形象地称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企业，承接着来自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订单，成功解决了近2亿名农民工的就业，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中国制造”不仅为美国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也使美国消费者享受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从服装到鞋类，从家用电器到日杂用品，“中国制造”在美国无处不在。拒绝中国产品，直接意味着生活水平及便利度的降低。据估计，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这些产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多支出700亿美元。
如今，全球性的贸易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国际贸易数额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额的90%。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平均关税从1948年的36%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4.5%，同期发展中缔约方的平均关税降低到13%。1950—2009年，世界农产品的贸易量年均增长3.5%，燃料和矿产品的贸易量年均增长4.0%，制成品的贸易量年均增长7.1%(见表1—3)。
表1—31950—2009年世界主要商品贸易量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曾表示，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一套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规则，另一套则是某些国家默默奉行的重商主义。这些国家利用WTO的正式规则中含混不清的地方钻空子，或者是根本无视这些规则。这些做法被多数人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被另一些人称为“防御性措施”。
历次世界经济面临危机、出现衰退的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都趋于抬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2013年12月1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2013年5月中旬至11月中旬《20国集团贸易措施报告》说，自2008年10月以来仍在生效的贸易限制性措施已经涵盖全球货物贸易的3%和G20国家贸易额的4%。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G20国家实行的802项限制性措施中，只有18%得以取消。与此同时，20国集团经济体在其所进行统计的6个月里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性措施有所增加。报告显示，在这6个月里，20国集团成员采取了116项新的贸易限制性措施，主要表现为贸易救济，尤其是发起反倾销调查、提高关税以及更为严厉的海关程序；与之相比，上一份报告监测的2012年10月中旬至2013年5月中旬的7个月中，20国集团成员共有109项贸易限制性措施出台。报告还显示，20国集团成员在这半年里采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有所减少，这种措施主要表现为终止贸易救济措施和降低关税。期间，20国集团成员采取的所有贸易措施中，约33%可被视为便利化措施；与之相比，上一份报告监测的7个月里，这一数字为40%。
面对这种情况，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全球性贸易治理机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改变现行的、刻板的、拘泥于法律条文的争端解决程序，打破两套游戏规则并驾齐驱的现状，建立起一套清晰的标准，使WTO的所有成员国和国际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在更加公正、合理的规则框架内解决争议，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
金融机制：信不信“老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冲击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震荡着全球实体经济，也充分暴露出现有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诸多弊端。
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垄断性的一家独大地位与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经济运行以及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显然缺乏足够的资源与有效的手段，来应对大规模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挑战。
现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执行机构。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它也是由美国和欧洲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主导的发达国家把这一机制当作贯彻自由经济理论和价值观的工具，同时也把它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平台。自成立近70年以来，世界银行的行长一直是由美国人担任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大多是由欧洲人把持的。这一“传统”从这两个机构“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见表1—4)。
表1—4IMF的“掌柜”名录：IMF历任总裁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投票权过度集中更是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不公平”的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通过行使投票权参与全球金融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
按照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组成。基本投票权是每个成员所拥有的固定投票权，它反映了主权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是强国还是弱国，都享有基本投票权。加权投票权类似股份公司机制，根据成员国对基金的贡献度，随着所占份额的增加而增加。哪个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度大，占基金的份额大，哪个国家的加权投票权就大，就能够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1958年到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从68个增加到184个，但基本投票权的比重却由15.6%下降到2.1%。其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投票权在基金中所占比重只有44%，而少数发达国家的投票权比重却占到了56%(其中，占比最大的几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6.77%，日本7.85%，德国4.48%，法国4.30%，英国4.3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除非有特别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决议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投票权才能通过，重大决议需要获得85%以上投票权。这一规定导致了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之间的比率严重失调，享有约17%投票权的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一家独大”，对所有重大决议享有一票否决权，以“一国一票”为代表的主权平等原则最终让位于“美元”决定投票权原则。
投票权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全球金融治理决议的实际否决权。这偏离了纠正和补充市场失灵的全球公共职能的作用，造成世界经济严重的失衡和无序状态：一方面表现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表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汇率体系缺乏全球层面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大幅度变动，国际资本无序流动，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出现自循环，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大。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之前由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也正在经受着冲击。虽然尚未形成恢弘之势，但也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改革方面的不懈“耕耘”终于在2010年结出了“果实”。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该组织成立65年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转移方案。根据这一改革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将从3.72%上升到6.39%，投票权也将从3.65%上升至6.07%，超过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轮改革完成后，美国、日本、“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前十位的经济体。这一改革方案无疑会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但直至2014年年中美国国会依然没有批准这一方案，使之处于搁浅状态。
虽然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取得了进展，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有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仍然独享绝对否决权，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进程，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发生的新变化，必然要求原有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倡导继续发挥G20、联合国等现有多边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金融框架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从而保证世界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新世纪的钟声还在耳畔回荡，眼前却只见世界金融海啸后的“满目疮痍”。断壁残垣中，各国尚未挣脱金融危机的“余震”，又面临世界经济格局新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美国和中国尤其引人关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两个国家构成G2来代替原有的G8的构想。一个是冉冉升起的经济发展新星，一个是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国，二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的结果令人期待。
美国：仍是“火车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政府预算安排和新的刺激经济方案屡屡受挫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9月向国会提出了向富人增税的建议，以确保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缴纳的税率不低于中产阶级。由于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此前曾多次抱怨美国国会“溺爱”超级富豪，主动要求美国政府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富人增税，因此“富人税”又被命名为“巴菲特税”。
2012年，美国经济复苏较为缓慢，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由于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杠杆大多已经用尽，美国政府不仅在运用经济刺激政策时感到力不从心，而且已经推出的经济措施，如出口翻番战略、创造就业岗位政策、支持美国企业政策等，效果也不明显。其二，美国国内失业率节节攀升，储蓄率呈上升态势，却一定程度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其三，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这种低迷拖累了制造业重振，进而减慢了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的步伐。其四，欧洲债务危机迟迟无法解决，这不仅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且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美股震荡。
尽管美国经济面临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债务问题等而困难重重，尽管关于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预测“络绎不绝”，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仍然是领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68%，印度占6.02%，日本占5.43%，德国占3.73%，俄罗斯占3.04%，而美国则占到18.59%，虽然相对于2009年的24.6%有所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用“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就感冒”这句话来形容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经济地位是比较形象的。回首美国次贷危机刚开始时的情况，仅仅是美国几十万户家庭还不上住房贷款，就把世界经济一波接一波地拖到了衰退的低谷，美国的兴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前面说过，全球约73亿人，中国和印度总共约26亿，消费6万多亿美元(其中中国约13亿人口，消费近4.7万亿美元)，而美国虽然只有3亿多人，消费却达到了约11万亿美元，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同样一目了然。如果说消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那么创新和生产则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也是根本动力。
美国创新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主体。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耐克公司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20世纪90年代耐克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达到100多亿美元，成为一家傲视群雄的世界级企业。人们钟爱耐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不断更新的样式和独特性质。秉承创新的精神，耐克的设计人员不仅设计出耐克air和shox等气垫运动鞋，还受到非洲运动员赤脚长跑的启发，设计出了用两条宽大的皮带取代常规鞋带的Free款运动鞋。耐克公司不仅注重产品创新，而且注重经营策略的创新，采取了一种向外部借力的虚拟化策略，这也是它“虚拟生产”的实质所在。耐克不投资建设生产场地，不装配生产线，而是通过整合外部资源，将全部订单外包给其他生产厂家进行加工，从而在与其他品牌的竞争中获得低成本优势。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所制定的创新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设定的六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以新能源为重点；欧洲的创新战略侧重于生命科学；亚太新兴经济体的创新重点则在信息工业。虽然世界经济的新一轮消费需求和创新(新动力)尚未明朗，但未来的创新依然要依赖于美国。新能源或许将是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和最有前途的方向。未来能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明创造很可能出现在美国，而中国将或仍然是大规模生产的所在地。
奥巴马在金融危机的艰难时期接过了美国权力的接力棒。在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他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表示将在未来十年投入1 500亿美元用于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以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以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承诺通过新立法，到2050年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并提出未来十年内，美国所减少的石油消费量要超过目前从中东和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的总和。同时，政府还降低税额，鼓励广大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据分析，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能够为美国节约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气用量，以及四分之三的电能。
可以说，新能源战略对此时的美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011年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为66%(中国为56.5%)。如果新能源战略取得突破，首先意味着美国将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其次，美国实现新能源和环保技术的重大突破，可以有力地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动本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启动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意在率先掌握在能源环保领域的关键技术，从而在新能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先入为主，占据支配地位，以使其他国家在未来形成对美国的技术依赖，进而保持美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虽然身陷困境，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尚存、新兴经济体实力大增并“跃跃欲试”地要求改革全球治理的情况下，美国一直在为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制定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
一是维护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随着美国经济爬出经济周期的谷底，美国进入“印钞经济时代”。通过大量印刷钞票，造成美元贬值，不仅稀释了本国所欠巨额债务，而且弥补了国际贸易赤字，向世界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国此举的隐含目的更在于维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恐慌。结果是各国被迫放弃了金本位货币制度，转而建立起以美元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特殊“权力”——实质上是毫无制约地发行货币的权力。2007年次贷危机刚刚在美国爆发时，美国国债总额只有8.9万亿美元，负债率为65%，但是到了2013年底，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16万亿美元，负债率也超过了100%。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直接相关。美联储负责发行货币，美国财政部负责发行政府债券。美联储用自己发行的货币(美元)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财政部则以政府债券作为抵押向美联储融资用于财政支出。换句话说，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的基准是美国政府债券。因此，美国超额发行国债就意味着美元的超额投放。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在没有约束情况下的超额投放，必定会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接下来的影响便是世界大宗商品和一般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最终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生产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加剧和生活水平下降。为了避免流动性冲击，大多数国家都会通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规避风险，而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必然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一方面通过美元的超额发行获得了“铸币税”；另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刺激了本国进口需求的增长，同时以别国国民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美国居民福利的提高得到了支撑(见图1—4)。
图1—4 美国货币发行“背后”的秘密
同样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竭力维护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2010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治理与份额改革方案，内容包括将约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改革方案”)，并决定改组执行董事会，欧洲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让出两个席位，以促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由选举产生的执行董事会(“执行董事会改革方案”)。这项改革虽然不是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的全部，但也是该组织实施改革的重要举措。
改革方案将涉及修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并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投票权约占17%的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导致这项改革至今仍然搁浅。2014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否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的新增出资份额，令这项一拖再拖的改革不得不再度推迟到2015年等待美国国会再度审批。方案否决意味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份额国的希望近期无法达成。
由于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改革决定的一票否决权，不少人士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已经被西方政治“绑架”。美国对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基本观点是：同意改革，但要维持并稳固本国在这一机制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在它的心目中，未来美元由美国发行，但应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对美元负责，支持美元，使之成为世界的公共财货，这才是最为理想的体制。
二是实施贸易保护，重振本国经济。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回归制造业”成为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这是美国各界对本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后得出的结论。美国政府希望以“重新回归制造业”为突破口，重振美国经济。通过“重新回归制造业”，一方面抢占新一轮科学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在带动国内厂商扩大再生产、提高国内一直低迷的就业率的同时，打破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所造成的“有经济增长却无就业相应增长”的困局，进而缓解因国内经济低迷、就业率低下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
遵循“重新回归制造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美国政府从2009年起开始酝酿并实施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2009年初，处于经济衰退中的美国推出了8 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附加了部分救援资金只能“购买美国货”的规定。这一举措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前奏”。
2010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进口产品的管理制度。由美国总统签署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提高了对进口产品的要求——进口食品需要实现食品安全全程控制，进而提高了食品进口的门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高了对能耗标准和标签标志的要求，包括要求电视机和电灯必须加贴能耗标志等等。此外，美国对贸易法(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实施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态度。
美国将此轮贸易保护主义对准了自己最大的对外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中美贸易摩擦因此升温。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后，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外，当时也还有2012年是大选年的政治利益背景。除总统外，美国国会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在2012年也面临换届，因此，从白宫到国会当时都在竭力打造公众利益捍卫者的形象。在美国部分政界人士眼中，以创造就业为由举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是争取选民的有效手段。2012年11月，奥巴马成功征服了选民的心，以较为明显的优势战胜了共和党竞选人的罗姆尼，连任美国总统。
三是试图引领全球贸易新方式。
除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外，美国还试图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版图，孤立中国，引领全球贸易的新方式。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就是一个突破口。
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茂物会议，探讨了在太平洋地区实现自由贸易与投资的可能性，确定了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FTAAP)的目标。2002年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开始TPP谈判，这是向FTAAP目标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2008年美国加入到TPP的谈判当中，使这个地区内的自由贸易小框架有了新的意义和起点。迄今，已经有美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共12个国家先后参与到TPP的谈判之中，这12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比欧盟27国还要大。自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TPP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TISA(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为代表的“中枢”，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的份额来衡量，TPP、TTIP和TISA分别高达40%、50%和65%，其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
TPP框架内的核心问题包括三个：一是提高人权和劳工标准，二是提高环境保护标准，三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这三个标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这是发达国家的标准。美国在这些标准上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优势。美国要利用TPP创造一个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亚太地区，也可以应用到全世界的高水准的贸易协定。如果TPP成功，等于美国缔造了第二个WTO，为世界经济制定了新的游戏场所及规则。
2005年9月，时任美国《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扎卡利亚发表了《未来属于中国吗？》一文。文章分析了“美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心理状态：“中国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人的自信心。美国人崇尚美好的事物，但实际上吸引他们眼球的是一些庞然大物，诸如大峡谷、加州红杉、壮观的中央终端机、迪士尼世界、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军队、GE、双倍大汉堡(加乳酪)和星巴克超大杯。美国人喜欢规模，尤其是超大规模。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在规模上使美国自惭形秽的国家：13亿人口(4倍于美国)。中国非常大，而且有大量人口还非常贫穷，但所有这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看来十分迷人的庞大规模，现在看起来正在变得令人恐惧不安。而且美国人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否会噩梦成真。”
众所周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大体包括东盟“10＋3”、东盟“10＋6”和APEC。其中，除了APEC以外的两个自由贸易区都没有美国的参与。TPP可以被看作是由美国主导的对华进行全球制衡的手段之一。美国发展TPP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中国排除在外，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个包括所有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在内的综合性、高水平自由贸易协议。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充分说明美国已经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而TPP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奥巴马反复重申，抑制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政策，但美国积极加入并主导TPP谈判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从“与中国合作”转向“制衡中国”。
长期中，建立公正、合理、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历史的必然。短期内，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军优势仍然无法被超越，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无法被动摇。这是由美国全球第一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创新力、军事实力和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共同支撑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然无法被取代；美国经济结构的重构与调整，将对世界经济格局、全球产业格局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愿做“稳压器”
作为“经济增长新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一方面，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日渐稳固。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中国粗钢、水泥、电解铝、精炼铜和煤炭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44.3%、60%、65%、24%和45%；化肥、塑料、化纤、玻璃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35%、20%、42.6%和50%；汽车、船舶、工程机械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25%、41.9%和43%；计算机、彩电、冰箱、空调、手机和数码相机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68%、50%、65%、80%、70%和65%。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更深地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和做法有所不同。美国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上，为世界经济再行制定出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从而引导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恢复或修复到原有的以美国金融创新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而中国则站在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立场上，反对用地区贸易自由化规则对抗、取代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主张建立能够惠及更多国家和更广泛人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中美两国的“博弈”已经开始。目前来看，这场博弈的最优结果则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包容性增长。
2001年12月11日“入世”，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坐标。十年后的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的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一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余年的进口额，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 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7 59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十年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20亿美元，年均增长3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聘用的当地员工接近80万人，每年在投资地纳税额超过100亿美元。
2013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总额达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进口1.95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和投资机会。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于2014年9月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2013年全年FDI的流入量达1 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连续第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14年7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80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艰难但却坚定。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9月9日联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创下1 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7.6%和2 .5%，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较2013年增加5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6 604.8亿美元，较2013年的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据估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很有可能在2014年或2015年反超中国吸收的外资。与之前投资海外基建、制造业等低端国际分工行业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金融、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格局下的国际分工。
伴随着参与全球化的脚步，中国成长起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收购了沃尔沃集团的汽车业务；张瑞敏的海尔集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道第34街的古老建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柳传志的联想集团整合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2014年10月发布的YOGA系列新产品向世界展示了联想不同凡响的创新精神；任正非的华为科技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华为手机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节节攀升；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100%的股权，从而晋升为世界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马云的阿里巴巴于2014年9月成功登陆美国纽约交易所，15年缔造的商业帝国书写了互联网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辉煌篇章……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年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企业共有95家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其中中国大陆企业达85家，这一数字在1995年仅为3家。
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主动承担起与自身水平相称的国际经济责任：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20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等。
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履行了当初“入世”的承诺，不断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不断降低进口产品关税税率，取消所有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大幅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
为了确保“入世”承诺的顺利履行，中国政府大规模地清理修订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十余年里，中国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 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约19万件。
美国高盛的研究报告称，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超过20%，高于美国。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中国进口量增长2.8%，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进口增长的国家。在全球贸易额当年下降12.9%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值仍然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过去，世界贸易组织只有一个由美国、日本、欧盟和加拿大所组成的“四方”决策机制。中国“入世”后，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形成了由中国、印度、美国、巴西、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七方”决策机制。新兴发展中国家走进了主导谈判的核心层，集体谈判权大幅增强。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提交了逾百项提案，主动协调各方立场，为建设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积极斡旋。
其次，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仍在继续，但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复苏之路充满坎坷。为保证全球贸易的持续发展和资本的有序流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加快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步伐。2009年伦敦G20峰会是世界经济旧秩序走向终结、新秩序开始萌芽的历史性象征。21世纪的第一场危机再一次说明，由西方七大工业国主宰全球经济事宜的历史已经无法延续。伦敦G20峰会正是在全球层面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法。在此次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直言不讳：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周小川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的观点。
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为突破口，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主张进一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20国集团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基础性作用，并以此为前提，积极探索有效的机制和途径，加强对美元发行的监管和控制，建立一个币值稳定、供给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人民币互换协议促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从2000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开始，到2012年3月，中国已经先后与新西兰、新加坡、冰岛、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马来西亚、中国香港、韩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货币互换关系，累计金额达16 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无序”的状况下，搭建起一个区域性的货币互换网络，也体现了中国发挥大国责任、维护地区货币稳定的决心和贡献。同时，自2012年6月开始中日之间直接进行货币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美元的依赖，在规避美元贬值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最后，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2000年，全世界1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纽约，出席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敦促世界各国积极行动起来，力争在2015年以前帮助10亿人摆脱贫困。但是，千年首脑会议的承诺并没有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开花结果”。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4年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排行榜上，卡塔尔、列支敦士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以107 721美元、83 717美元和59 993美元分列前三名，而这三个最富裕国家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最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85倍、299倍和214倍。这个差距恰好反映了最富裕的发达国家集团与最落后的贫穷国家之间的贫富鸿沟。201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评估了31项全球性风险的严重性、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力，认为长期的贫富差距扩大将是未来十年最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日益分化的贫富结构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曾有慈善机构利用福布斯富豪榜的数据计算得出报告指出，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1.7万亿美元财富，相当于世界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之和。根据这份报告，2013年全球有210人加入十亿美元俱乐部，全球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达到1 426人，合计净资产为5.4万亿美元。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了110万亿美元的财富，是35亿最贫困人口总资产的65倍。
千年首脑会议以后，中国一直严格履行自己的承诺，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近十年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共计1 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了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六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还非常注重构建南南合作机制，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对话机制。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至今，已经走过了10余年的风雨历程，举行了五次部长级会议。目前论坛成员国已经扩展到50个。成员国彼此之间开展了贸易、投资、金融、农业、资源、旅游、教科文卫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号召，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着眼于未来，为消除南北失衡而切实努力。
未来：实现“共享性”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彼此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前，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但在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重新复兴。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企业竞争将继续让位于政府间的博弈与角逐。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针对工业在国内各产业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某些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下降的情况，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使工业投资“回归”国内，促进本国制造业高速增长。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振本国工业制造业，使美国转向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同年，德国政府提出“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力求振兴传统制造业。
面对西方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位于国际工业产业分工链条低端的、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却堪忧。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欧贸易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对欧盟的轻工业产品出口大幅下降。欧洲在增加“贸易防御工事”，帮助欧洲企业与中国对手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适时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利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对世界经济而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调整是主导，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主流，摩擦则将成为常态。世界经济将缓慢复苏，新的增长战略正在调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将持续上演。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将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博弈之上。
2009年，在伦敦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很多人将拯救全球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中美之间的合作。一时间，很多媒体、专家、学者甚至政府人士都在谈论G2的概念。在笔者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不了G2这个“头衔”所“赋予”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问题需要集世界各国力量一同解决。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两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虽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工厂”模式遭遇困境，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被称为“世界鞋都”的东莞2011年以来面临着困境。欧洲和美国市场的鞋类和服装订单逐步下降。即使是在2011年欧美的圣诞旺季期间，欧洲市场的装船率大多仍然只在50%左右徘徊，美洲市场的装船率也低于80%。尽管来自中东、拉美和非洲市场的订单略有增加，但远不能弥补欧美订单的减少。
因此，此番博弈的最优结果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共享性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革，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享性增长”的核心是“共享”，目的是在一个发展不平衡、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会，为世界上更为广泛的人们创造平等发展的环境、公平竞争的舞台。这也是世界193个国家在联合国曾经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一直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