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瑜

吴美潮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您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同志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周世钊不想卷入其中，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想一走了事。上级领导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强安下心来。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的问题，学校工作因而受到影响。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个人面子、威信问题，作为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对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学习。于是，他要求学习、改造。1951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人事作了适当调整，由副校长李迪光暂时代理校长，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于是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他的学习计划。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派车来接他。下午4时，毛泽东的秘书来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这时，毛泽东已从石家庄回来。见面后，毛泽东询问周世钊、蒋竹如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心里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MOlNNfQfIkj8y41DRqOsJ7Aljt06mtuCuYob+//IO1OJ81Ri8WTvL3oJxIT4lo/B

陈用文

建国初期，我国工会工作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其中许多细节，至今仍难以释怀，现记录如下，以供后人研究时参考。

1949年3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并提出在城市工作中，要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中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任命李立三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且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的日常工作。由于全总刚刚成立，缺少干部，李立三向刘少奇提出了配备干部的要求。我原来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时正在彭真领导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进城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要我进城后直接到全总。所以我到北平后，就到全总上了班，先任全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49年7月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创刊后，我又被派往工人日报社帮助开展了几个月工作，1950年1月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工会从无到有，获得了蓬勃发展。广大工人阶级通过全国各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被迅速组织起来，成为党的依靠和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坚强支柱。新形势也带来了新问题。工会作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在新形势下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成为工会工作亟须解决的重大方针问题。

1950年7月，中共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的报告。他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等问题，指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7月29日，邓子恢把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情况和他的这个报告要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7月3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8月4日，《工人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并在编者按语中提出：希望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全国一切工会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报告，改进自己的工作。

当时，全总正在开展整风运动。由于李立三不在北京，我就找到全总秘书长许之祯，向他提议把邓子恢的报告作为全国总工会的整风文件下发。许之祯接受了我的提议。全国总工会随即发出了要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这个报告的通知。

8月4日，刘少奇看到这个报告后，批转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圈阅后下发。

邓子恢的报告在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对邓子恢报告中的观点不同意。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报告中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这篇文章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强调，在公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而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4月22日，高岗写信给毛泽东，要毛泽东审改此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4月29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而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信的最后附言：“此文是否由《东北日报》发表，或由《人民日报》发表较好？亦请斟酌。”

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并于5月16日打电报给高岗，提出：“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当时，东北局正准备召开城工会议。因此，刘少奇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还告诉他：中央准备派廖鲁言、陈用文参加东北城工会议。不久，我和廖鲁言以及李富春的秘书谭立一起参加了东北城工会议。

我们去东北之前，中央曾交代我们：只带耳朵去，光听不说话。到了那里后，由于我们是中央派来的，备受优待，开会让我们坐前排，主席团会议也让我们参加。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大骂刘少奇、李立三。刘少奇当时提倡工厂管理党委制，而高岗学苏联的，提倡一长制。为此，他会议上大骂：什么党委制？并大骂李立三，说什么李立三，你吃饱饭没事干去打弹子好了！你搞什么产业工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廖鲁言给中央写信作了汇报，我也给李立三写了信。李立三将我的信还转给刘少奇、李富春阅。

当时担任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和当时中央分管全总工作的刘少奇在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做法上是完全一致的。1949年11月公布的关于处理劳资问题的三个文件(《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资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以及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都是李立三负责起草的。许之祯、刘子久和我都参加了。起草这三个文件，我们都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并经他最后定稿。然后又经过全总发回各地区城市总工会，提请当地军管会或人民政府予以公布施行。中央原准备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时讨论工会中的问题，但1951年10月事情出现了变化。10月2日，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我当时作为全总办公厅副主任，亲自处理的这个报告。我记得是找了一个小青年，抄好后报送上去的。李立三在报告中反映在工会工作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取得解决。他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他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并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全总党组，改变了拟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工会问题的想法，决定召开全总党组扩大会议解决工会工作的问题。1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总党组书记的职务，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六人组成的中共全总党组干事会，指导全总和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工作。

当时，在全总党组干事会下面，还有一个“九人小组”(李立三发言中称“九人座谈会”)，负责全总和这次会议的日常工作。这个九人小组，成员有李富春，李立三，刘宁一，全总秘书长许之祯，全总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栗再温，全总文教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子久，全总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北京市工会副主席萧明和我。

1951年12月13日，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后来通称为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全总一楼会议室召开。会前，中央批准刘少奇外出海南岛休假，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工会主席彭真因故未出席会议。实际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全总党组干事会成员只有李富春、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四人(赖若愚被临时决定从山西调来任全总秘书长，来得迟，会议未结束，又回山西去交代工作，实际上只参加了几天就走了)，中央指定由李富春负责。

这次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召开。我担任会议记录。李富春在开幕词中，对这次会议的主题作了说明，他说，这次会议要求对两三年来的全国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作一个总结，对全总的领导作一个检查，按照党组干事会决定的“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达到进一步开展全国工人运动，迎接国家的建设任务”。但是，会议并没有对工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而是一开始就集中对主持全总领导工作的李立三进行直接的批判。最后，李富春代表全总党组干事会作了题为《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并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

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全总工作取得的成绩，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于党的正确方针与领导，李立三只有错误，没有成绩。会议认为李立三：第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第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第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等。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这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是我和刘子久根据李富春的意见起草的，然后由他修改、定稿。开始，我们起草的会议文件并没有给李立三扣上“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两顶帽子。李富春也没有提出这两顶帽子。这两顶帽子是怎样最后戴到李立三头上的呢？

原来，随着会议对李立三的批判，刘宁一向陈伯达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据此，陈伯达到会作了一个发言。他从理论上说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上提倡的是分配中心论，即不是以生产为中心，而是以分配为中心，光讲工人的工资、福利、劳动保险等问题。李富春根据陈伯达的发言，并看了我们起草的文件，他认为我们的理论不高，就把陈伯达找来，让他修改文件。陈伯达就在我们起草的稿子上加上分配中心论的内容。后来，李富春又在陈伯达这个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在稿子上加上了“狭隘的经济主义”、“严重的工团主义”两顶帽子，并由他在会议的结论《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中说出。

当时，李立三对给他所作的结论非常有意见。他除了在会上的几次发言都反复申诉自己的不同意见外，最后还给中央写了报告。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后人学习。此后，他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专任劳动部部长，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后来，周总理曾夸奖他，说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仍然在劳动部朝气蓬勃。

1951年12月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赖若愚重回北京，主持全总工作。不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他主持工作后，为贯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精神，曾在全总创刊不久的内部刊物《中国工运》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52年6月发表的《克服工会工作中的工联主义倾向》，一篇是1953年4月发表的《反对经济主义思想倾向》，批判所谓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倾向。

但是，随着赖若愚不断地接触当时工会工作中的实际，他的思想开始转变。1954年12月，他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对待群众？》。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即党执政以后，如何对待群众。他指出，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可是许多工会工作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当前有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工会干部的注意：第一，解放以后，人民执掌了政权，这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最主要的果实，同时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胜利保证。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由于这一事实而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只看到政权的力量，忽视了群众的力量，这是危险的。第二，解放以来，我们的胜利是辉煌的，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具有无限信仰，因而工会工作也一般是顺利的，这是事实。但是有些同志却陶醉在这些辉煌的胜利之中，看不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不注意群众的要求，这是危险的。上述两点，是目前滋长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后来他曾对我说，他的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刘少奇的赞同。

1956年9月，赖若愚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稿是经全总党组多次讨论确定的。我也参加了讨论。他发言的中心意思是说工会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不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指出，工会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工会怎样才能联系群众呢？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认真地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在工会与党的关系上，他提出，党必须加强对工会的领导。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必须积极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党对工会的领导，应当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工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都必须根据党的指示来决定，而工会的各种具体活动，却必须根据群众自己的意见、习惯、爱好……来进行。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赖若愚在工会问题上的一些思想已经和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的精神相背离，他已经和他的前任李立三走到了一起。

中共八大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1956年秋冬，一些城市出现了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闹退社和工人罢工请愿事件。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概括。随后，广大工会工作者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发挥工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

1957年3月至4月，赖若愚赴山西、陕西、甘肃三省调查研究工会工作。我作为工人日报社社长随行。通过调查研究，赖若愚发现，工会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这实际上涉及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地位问题，更直接地说，是涉及工会和党、工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赖若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5月7日，赖若愚在《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答〈工人日报〉记者问》中明确提出，工会要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以及和党的关系问题。在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强调了一致的一面，看不到差别的一面，因此，遇事总是和领导站在一头，不能代表群众意见。对人民内部的问题和这种简单化看法，常常使工会方法生硬、僵化，不能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这是应该改变的。在和党的关系方面，过去解决了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充分注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工会在党的政策思想领导下还必须开展它自己的独立活动。只有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才能显示它自己的作用。

1957年11月，赖若愚写了题为《关于工会的作用与地位》的文章，对工会和党、工会和行政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澄清。文章指出，工会和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包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而工会却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对工会的正确路线。同时，工会也必须积极地、灵活地开展各种活动。工会和行政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办好企业、发展生产，因而一致性是根本的。但差别还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往往会有些差异。另一方面是工作方法的差别，就是说在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方法来进行工作。

可以说，赖若愚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思路继续下去，工会工作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可惜的是，这时，党内“左”倾错误泛滥起来，“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兴起。“大跃进”期间，工会在“左”倾错误的冲击下遭到了严重挫折。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让赖若愚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提出：“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可以考虑改为省、市、自治区总工会。产业工会的组织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适当合并；有的可以保留名义，实际上成为各级工会的一个部门；有的可以取消。建议全国总工会党组根据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审批。”

4月，为传达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的精神，全总召开了八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工会体制问题，提出产业工会调整的初步意见。当时，我作为全总主席团成员出席了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受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拔白旗、插红旗、辨风向、识旗帜精神的影响，开着开着开不下去了。中央提出不行，要扩大规模，这样，就把全国总工会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各省、市、自治区工会以及少数基层工会和专、县工会的负责人都调来，会议扩大成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是1958年5月26日在中国工运学院召开的。当时，全总主席赖若愚刚刚因病去世(1957年3—4月间，我随他到西北考察，并相约去西南考察。他对我说，他先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最多一个星期。但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于1958年5月去世。他去世时中央对他评价很高)。会议实际上是由全总副主席刘宁一和中央办公厅第四办公室副主任李颉伯主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曾到会发言。这次会议直到8月5日闭幕，共开了71天。

这次会议原本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精神，研究解决工会体制问题，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将会议内容改为开展工会工作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插红旗、拔白旗；检查总结几年来的工会工作，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彻底解决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

这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全国建筑工会主席张进，他的罪名是“坏分子”，他被贴了大字报，就拔掉了。接着开始批判我。首先是批判我于1957年11月底、12月初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介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文章《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1957年9月，全总派我到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工人经济教育会议。去之前，赖若愚交代我考察一下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会议期间，我向南斯拉夫工会的同志了解了他们企业管理的情况，并参观了他们的工厂。我看到他们工人自己管理制度搞得很好，就询问他们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个办法还是跟我们学的，是从我们搞的群众路线、民主管理中学得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工人自治制度。在俄语中，自治即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当时翻译给我译为“自己管理”。所以，回国后，我写的一篇反映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情况的文章，题目就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并于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日那天开始在《工人日报》登载，连续登了两天。登报之前，赖若愚看过这篇文章。这次会议批判了我的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在我们中国也有它的会员，我就是第一号修正主义分子，公开写文章宣传它的工人自治制度。

接着，会议又批判我在1957年五六月以《工人日报》记者的名义在《工人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介绍赖若愚在西北的调研活动及其讲话的文章《西行纪要》，说我是别有用心的，这篇文章就是我的反党纲领。当时批判我虽然是把我和赖若愚分开，说赖若愚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也为批判赖若愚埋下了伏笔。

这次会议开始批判我时，我曾去李颉伯家里找过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思想问题，好好检讨”。当我正在他家的时候，刘澜涛打来电话，问他批我是怎么回事，他还说，我正在他家，说是思想问题。我也找过时任全总秘书长许之祯，他也说是“思想问题，好好检讨”，并教训我说，你就是好写文章，你是写文章闯的祸。我了解了这个情况，在会上就照此检讨。但是批着批着，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说，我们跟你是敌我矛盾；有人说，我这么多年瞎眼了，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他们还把我过去的好朋友都找来，开我的座谈会，做我的工作，要我好好交代问题。他们说，你手里还拿着刀子，实际上要我承认是敌我矛盾。我不承认，他们就不让我参加会议了，把我放到《工人日报》批斗。随后，宣布撤销我的工人日报社社长职务。

这次会议把我批判完以后，接着又批判了已经去世的全总主席赖若愚，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全总办公厅副主任李修仁，全总主席团委员兼工资部部长王榕以及全总秘书处处长秦达远等，并把他们和我一起污蔑为“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我们“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刘澜涛同志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三个文件。《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叙述了赖若愚、董昕我们几个人的所谓“错误”，要求全国工会干部必须“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影响，正确解决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把工会完全放在党的领导之下”。要求“工会组织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进行到底，高举红旗、拔掉白旗”，全体工会干部必须“克服行会思想和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思想”。

这次会议结束后，接着召开了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改组了全总领导机构。会议撤销了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了我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委员职务，撤销了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补选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增选李颉伯为全总副主席、全总书记处书记，补选刘宁一、李颉伯为全总主席团委员。

总之，经过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和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我被污蔑为“隐藏在工会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全总“白旗”被拔掉。1959年3月，我戴着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宁夏贺兰山畜牧实验场(原军马场)。董昕下放到吉林政策研究室。李修仁下放到山西省介休县任工业部长。王榕下放到北京重型机器厂。秦达远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全总的一些司局级干部和许多省、市、自治区工会的负责人也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

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产生了严重后果，使工会工作遭到了严重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立了专案组，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复查。1979年6月，全总党组作出了《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及《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报告》，指出：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董昕等人根据一些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污蔑不实之词所作的结论，应当给予彻底平反。1979年9月，中共中央69号文件批转全党，下发了全总党组的复查结论和复查报告，并撤销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等三个文件。至此，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全国工会的大错案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我又重新回到全总的工作岗位上，先后任全总常委、全总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及全总顾问等职。全国广大工会干部也从压在头上多年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大帽子下彻底解放出来，昂首阔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MOlNNfQfIkj8y41DRqOsJ7Aljt06mtuCuYob+//IO1OJ81Ri8WTvL3oJxIT4l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