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瑞

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共和国尚未建立、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

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曾亲耳聆听刘少奇作报告，并随从参观。因此，对上述问题，我有着深切的感受。

亲耳聆听刘少奇讲话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工商业中心，陆海交通发达，有4万多家工商企业户，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产业工人近20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在这一形势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指示精神，总结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全国城市工作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风尘仆仆地到达天津，主要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前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天津的这段时间，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兼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开展调研。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听取意见。

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的比例占80%，由于战争刚结束，大部分私营企业还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企业主顾虑重重，还在徘徊观望。黄克诚和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这个问题时说：“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为解除私营企业主的顾虑，使他们相信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刘少奇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说法。在与著名工商界人士宋棐卿、李烛尘、资耀华等座谈时，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

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出席正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并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我作为工会干部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针对干部和工人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强调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怕城市资本主义。他说：“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地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因为现在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工厂还办不好……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今天私营企业中，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这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降低生产……‘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视察和讲话，在天津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有力地扭转了“左”的倾向。

陪同刘少奇视察天津造纸一厂

1949年4月15日，刘少奇来到天津造纸一厂参观。当时该厂是全国最大的造纸厂，王文化(解放前夕任天津地下党企业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总工会生产部部长)和我是该厂仅有的两名地下党员，对厂里职工和生产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党组织派我们两人，主要是王文化，向刘少奇介绍厂史、生产及职工队伍情况。

天津造纸一厂系日本人创办，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天津解放后厂里还有不少国民党留用人员。刘少奇十分重视做这类人员的工作。他在视察时曾说：“国民党留用人员包括经理、厂长、高层职员，留下的，只要他们坚守岗位，就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三原政策’——原职、原薪、原待遇不变，团结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天津造纸公司总经理聂汤谷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大员，其子聂璧初是南开大学的地下党员，20世纪80年代曾任天津市市长。厂长羌逢戍也是资源委员会任命的要员。我于1948年3月受天津地下党委派进入天津造纸一厂隐蔽开展工作。解放前夕，天津地下党党员甄建民(原名刘增祚，解放后曾任天津市科协党组书记、中国创造学会副理事长)将印有林彪、罗荣桓署名的《告国民党党政及企业人员书》(内容是要他们坚守岗位，解放后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待遇不变)交给我，要我设法送到聂汤谷和羌逢戍手中，并做他们留下护厂的工作。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聂汤谷和羌逢戍最后选择了留下，没有南逃。事后，羌逢戍常对我说：“你传递的那封信，坚定了我留下的决心。”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解放后一段时间，仍保留了聂汤谷和羌逢戍的原职位，他们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那天，刘少奇身着灰色粗布制服，清瘦、灰白鬓，但精神矍铄。因刚解放，治安不稳，为确保安全，保卫人员给刘少奇戴上大白口罩。后来，刘少奇要和值班工人交谈，就把口罩摘掉了。当时认识刘少奇的人不多，所以刘少奇没有被认出来。5月，毛泽东来厂视察，虽也戴上大白口罩，但在参观炒纸车间时，有一个工人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工人们立即拥上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弄得保卫人员十分紧张。

参观前，先由王文化在休息室向刘少奇照图详细地讲解了生产流程。刘少奇认真倾听，不时提出问题了解情况。参观制浆车间时，刘少奇看到工人操作时与纸浆接触却没有戴手套，就问陪同人员：“为什么工人不戴手套工作？没有吗？”随从的总公司军代表杨介人没有回应，我在他身后插了一句：“有，只是没有及时发。”刘少奇说：“应当按时给工人发。”

刘少奇在厂逗留大约两个多小时，时间虽不长，但在休息和座谈时，向厂干部和陪同人员阐述了党的政策。具体内容已不能全部记起，据我记忆所及，刘少奇谈的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要狠抓恢复生产和正常秩序，学习和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工会，取缔黄色工会，培养工会干部，开展职工生产竞赛。

刘少奇视察完毕，离厂时与陪同人员一一握手惜别。

参加刘少奇倡议建立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试点

在天津考察期间，刘少奇与市党政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做出两项重要决定：(1)组织以解决劳动纠纷为主要任务的劳动局，调解私营工商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天津市劳动局当时实际上成了“劳资纠纷局”。刘少奇说：“工人可以到劳动局告资方的状，资方也可以到劳动局申诉和提意见。劳动局要认真听取双方意见，坚定地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偏袒一方。”(2)倡议在大型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任务是使劳资双方代表能坐在一起，协商和协调有关工厂的生产、生活、工资、福利待遇、裁员、劳动保护等需要达成共识和协议的事宜，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

1950年下半年，当时我是天津化学工会生产部长，有幸参加了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第一批试点工作，具体工作单位是塘沽永利碱厂。该厂工会属天津化学工会领导。为了便于我做试点工作，市总工会与塘沽区工会主席张阁商定，补选我为永利碱厂工会主席。

塘沽永利碱厂1913年由中国早期的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创办，有2000多名职工，总经理是享誉国际的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侯德榜。用侯氏制碱法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制品，1926年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侯德榜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后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选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大型民族工业企业作为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试点单位之一，当时曾呈报给刘少奇。

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建立和筹备就绪，我和厂党总支书记何庆岐、工会干部史振江、袁尔卓在厂长佟翕然的陪同下，先行到总经理侯德榜家中拜访，向他讲述根据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的指示和上级精神，在碱厂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经过，并详述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职责和内容。侯老听后欣然同意——“拥护刘少奇的指示”，并当场委派佟翕然厂长及行政业务负责人等五人作为资方代表。实际上，侯德榜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而非资本家，资方的五位代表也都是领薪受聘的高级职员。真正的大股东和资本家在幕后，他们并不上班，也不出头露面。但是，这五位领薪金的高级职员、资方代表，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维护资方的利益，有时寸步不让。例如，在一次劳资协商会议上，资方代表提出一个裁员方案，裁员名单中包括一名工会干部、一名党员和几名工会积极分子。劳方代表不同意裁减这几名职工，并提出将裁减人员减少一半、其余缓裁的建议。双方经多次协商未达成协议。劳方代表提出报送天津劳动局裁决，资方同意。劳动局经调解仍无结果，于是做出裁决：劳方提出的八名不应裁减的人员不再裁减，其余资方代表提出的裁减名单有效。劳动局的裁决双方都认可并执行。

此外，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动提出在他领导的公司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并报劳动局和市总工会备案。劳方代表负责人是何正义(公司工会主席)，资方代表负责人是一位副总经理。我曾多次参加该公司的劳资协商会议。周叔弢在协商重要议题时，有时也参加并积极发言，表现十分开明，拥护政府的政策。有一次散会后他对我说：“请你转告黄主席，欢迎他来指导。”我表示一定转达，并很快同黄火青的秘书蔡文龙联系，请他将周的话转达给黄火青。后来黄火青果然派市委的一位同志列席了启新洋灰公司的劳资协商会议。

实践证明，根据刘少奇提议组建的劳动局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为解决当时繁杂的劳资纠纷、恢复生产、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之后，有的城市也效仿天津的做法，建立起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提前消灭私有制”的喜报，北京各界人士20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之后，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天津市劳动局的职责和任务也同时转型。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细节了。所幸的是，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参加塘沽永利碱厂劳资协商会议的照片，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距刘少奇天津讲话近30年后的1978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作为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倍感欢欣鼓舞。同时，我也不禁反思，如果我们仍抱住1956年在天安门广场前“敲锣打鼓”庆祝“消灭资本主义，提前消灭私有制”的思路不放，不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不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在经济上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ocZ6sngN7BWXteKvVwG7nUWutnjyWIFId9U9HWqynyHD0iNXBaO44YAcLuMFa/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