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方1949年,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因此,每逢国庆佳节,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
众星灿烂,群贤毕聚
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歌、国徽方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代表。代表们共聚一堂,共商国是。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与新政协筹备会认真周密的准备是分不开的。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的第一件大事,是接待从国内和海外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国内党政军民各团体已经各自组成代表团,有自己的住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代表,有的已先到达东北解放区,有的在各地解放后陆续抵达,有的从香港、台湾甚至国外几经周折到北平。他们多数住在北京饭店。筹备会的同事们怀着喜悦心情隆重、热情接待每一位代表。特别重要的代表,如宋庆龄、程潜是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张澜、陈嘉庚等人是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到车站迎接的。
大家都想一睹这些举世闻名、景仰已久的名人风采。我在筹备会秘书处,有幸优先享有这些机会。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入口设有签到处,我作为秘书处负责人,同工作人员一起招呼代表签到,这是我经历的最激动的时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中南海,他们来得早。毛泽东第一个在签到簿上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面带笑容,心情愉快,“毛泽东”三个字写得更加庄重和流畅。签字后他还同工作人员微笑示意才进入会场。
接着,十分吸引大家目光的是宋庆龄。她从住处乘车而来,下车后即由罗淑章、沈粹缜(邹韬奋夫人)陪同,踏上怀仁堂的台阶来到签到处。宋庆龄当年已56岁,但步履轻快,庄重和蔼,激动而不外露,令人敬重。也许是参加这样隆重的大会让她很激动,宋庆龄签字时抿着嘴唇,好像有些紧张。先来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挤在门口,争相目睹这位有“国母”之誉的孙中山夫人的风采。
受到人们关注的还有“七君子”中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虽然年长,胡子又长,但走路和上台阶比别人都要轻快,我想可能是他平时打太极拳练功的原因吧。
人们还关注不久前国共和谈破裂后,毅然脱离蒋介石政府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邵力子情绪特别好,不断含笑与朋友打招呼。
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不久前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傅作义,都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
梅兰芳也是最受瞩目的人之一,著名演员周信芳、袁雪芬、白杨、金山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平时爱好文学,特别注意茅盾(沈雁冰)、巴金、丁玲、冰心、曹禺等人。看到鲁迅(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时,发现他的脸型特别是嘴唇上留着的胡须,同他哥哥非常像。
我也见到了梁漱溟和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我当年听过他们的讲演,多年不见,他们依然如故。
我还见到了一位奇特的代表。这位代表60岁左右,身穿深色西服,戴着礼帽和一副深色眼镜,由李克农亲自陪同。他直趋而入,也不签到,看得出是一位有特殊身份的代表。他是谁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国民党原上海警备司令、赫赫有名的杨虎。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曾指挥杀害过多名共产党员。他怎么会出现在政协会议上呢?我好奇打听后才知道,他是安徽人,与李克农同乡。李克农在上海地下党特科工作时,利用同乡关系争取过他,并与他建立过秘密联系,他给共产党提供过情报,特别是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提供了帮助。听说,当时蒋介石对上海控制很严,认为万无一失,却不知道共产党解放军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杨虎家中,他为解放上海立了大功。在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特务十分猖獗,杨虎也对我们打击土匪特务提供了协助。对于杨虎成为政协特邀代表,当时我颇为感慨,中国共产党真是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
另外,我记得还有一位特邀代表杨杰将军,他是国民党著名军事教育家、陆军大学校长,可惜在政协开会前夕在香港被特务暗杀。
精彩开幕,揭开历史新页
政协预备会和正式会的全体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大厅举行。出席政协会议的新疆代表团,由当时新疆的革命武装领导人组成,在乘飞机赴北平出席会议时,飞机失事,全部遇难。重新组织代表团后,由赛福鼎率队出席会议。在会议开幕时,赛福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向毛泽东献上维吾尔族的帽子和袍子,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在台上当场穿上象征民族团结的美丽长袍,戴上绣花帽子,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在1949年6月15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公认的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使我们的伟大祖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最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满怀激情地高声讲道:“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讲到这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同毛泽东一起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宋庆龄在开幕式讲话时用的是上海方言,我们尽量把扩音器的声音放到最大。看着主席台正面悬挂着和毛泽东并列的孙中山的画像,宋庆龄深情地说,孙中山毕生奋斗的理想终于看到曙光,她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正当宋庆龄讲话时,突然停电,把我和会场工作人员都急坏了。那时北平解放不久,各种设备,当然也包括电力设备,陈旧不堪,虽经会前各有关部门同心协力维修以保证会议用电,但还是出了差池,幸亏停电时间不长。停电期间,全场寂静无声,电源恢复,宋庆龄接着从容讲话。她讲完后,大家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我和在场工作人员深为感动。之后,经过各方的努力,停电这类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民主讨论,求得一致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制定并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讨论《共同纲领》的重点是“序言”和“总纲”。“序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共同纲领》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会议事先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征集到各种设计方案数十种,印发代表民主议论。最后选定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讨论国旗说明时,原说明词说一颗大星带四颗小星,邵力子认为中国旧社会把小老婆称作小星,用在国旗的说明词中不妥,建议修改。国旗经民主讨论通过之后,会议秘书处已准备好一面红旗,由4位工作人员各执一角,在台上展示,全场热烈鼓掌。
在讨论国歌时,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选用全国人民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理由是这支歌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动员群众奋勇抗战的号令。讨论中有代表提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打倒,中华民族已经不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了,再唱它有些落后于时代,建议修改歌词。会议工作人员把不同意见反映给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也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革命是胜利了,已经不是过去所处的最危险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前进路上还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保留原来的歌词,教育全国人民永远保持警惕是十分有益的。大家同意这个说明,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徽也征集了许多方案并印刷成册,发给代表审查选定。会议讨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北京;纪年改为公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开始酝酿时,有人提出定名“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经讨论后一致认为名字太长,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很好。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谁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大家早已认定,只有毛泽东能享此最高荣誉。我们按照代表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的面前,代表们认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会议选出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严格监督选举的全过程。投票后,会议短暂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在大会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一票,这大出我们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于是又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可以作为废票,让毛泽东全票当选。但是我们不敢擅自这么做,立即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毛泽东这么说,给我们工作人员解了围,但是我们仍然很不安,觉得太遗憾,把选举结果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天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欢呼声达数分钟之久。毛泽东满面红光,在欢呼声中上台,向大家挥手致意。
会议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高岗做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中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资历、贡献来说,党内比高岗更适合的大有人在,有人说李富春就比高岗更适合。后来,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的候选人是他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正是向陕北人民表示最大的敬意,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选举结束后,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按规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选票。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选举完毕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发致敬电,确定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办法和碑文,并随即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下午6时,当代表就位后,周恩来致辞。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周恩来致辞后,全体代表默哀。默哀完毕,由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带头挥锹向奠基石填土,随后代表们庄重地为奠基石填土。
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出席盛大的庆祝晚宴。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当时,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正在为开国大典精心布置城楼。城楼上一排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城墙上插着几十杆红旗,灯光映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好不气派。我们以为一定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却不料受到一顿批评。周恩来先问大家,明天是哪个国家举行开国大典?搞得大家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看到大家没有理会才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城楼中央为什么挂着越南国旗?大家一看,城楼正面一面大大的红布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五角金星。可不是越南国旗嘛,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这时已是半夜,大家立刻动手,重新装饰,一直忙到10月1日天明。
我从天安门城楼回到中南海,把印好的开国大典的程序单送给周恩来审阅,以为这个单子是经过秘书处仔细研究拟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认真地逐项看过,向我指出,明天开国大典,第一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你们“鸣礼炮”的安排影响了奏国歌的声音,不妥,要改过来。这时已经天亮,我赶紧乘车到印刷厂,请工人们重新印刷。等到印好赶到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即将开始,我和工作人员赶快分头把程序单送到每位代表的手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30万群众手执红旗和鲜花等待着。长安街东头,参加阅兵和游行的队伍已列队待发。此时,天安门城楼站满代表和特邀观礼的贵宾,毛泽东、宋庆龄、刘少奇、朱德一行,正沿着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城楼。举世瞩目、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即将开始。
站在代表们的身后,我近距离地目睹了毛泽东的庄严宣告,目睹了代表们的欢欣鼓舞。我看到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军队;又看到一队队参加阅兵式的队伍通过观礼台时,迈着正步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致敬。当我看到服装整齐、威武雄壮的队伍时十分惊喜,一边拼命鼓掌,一边在心里高喊:同志们,我们终于迎来这一天了!当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高呼口号、载歌载舞通过天安门时,我突然看到一位戴草帽的老年农民,很像我在太行山农村里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大爷。他走到金水桥头,向天安门城楼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我赶快走下城楼,来到金水桥头,想看看他,而他却已被潮水般的人流卷走了。游行队伍过后,成千上万活泼可爱的儿童,一下子拥到金水桥前,手举鲜花尽情地欢呼。我记得好像毛泽东也来到孩子们面前,向他们亲切招手。
难忘筹备会的愉快时光
从1949年4月2日到新政协筹备处,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怀仁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筹备处秘书长李维汉在筹备处开始工作不久,因骨折住进了医院,由副秘书长齐燕铭代理。其他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阎宝航、余心清、沈体兰、连贯、宦乡、孙起孟、周新民、罗淑章等人。秘书处处长梁蔼然负责对外联络,我负责秘书处对内的会务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和愉快。
这些著名人士,年纪都比我大(当时我28岁),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阎宝航是东北人,为人豪爽,是张学良的挚友,长期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逗得大家放声大笑。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的得力助手,冯玉祥一生充满了传奇,余心清谈起他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余心清当时还担任解放后的北京饭店经理,每天从长安街步行到中南海,总是先在小吃店买一大包烧饼夹焦圈的早点分给我们吃。当时我们每天在勤政殿对面的瀛台吃饭,饭菜尽管丰盛,但还是喜欢吃余心清带来的烧饼、果子。
梁蔼然热情和气,十分尊重比他年轻的副处长。我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在山沟里待了12年,随便惯了,从他那里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警卫处长李广祥、总务处长周子健。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难得的相处、愉快的友情,总是十分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