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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
党的十八大高度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一个遭受外敌入侵、饱受一个多世纪耻辱的文明古国从沉睡中觉醒，朝着伟大复兴迈出坚定步伐。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朝着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因为有着这样深刻的历史背景，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面临着毫无现成经验可循的全新环境，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是艰辛曲折的，是可歌可泣的，是壮丽辉煌的。有多少奋斗，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凝聚在党和国家的历史画卷中，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是值得永远纪念、永远珍惜的。
我们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国史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和最好的老师的作用，要求广大干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着重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更好地发挥党史国史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起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历史进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这部书的作者，都是我们党重要历史决策的见证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新中国历史的“活字典”、“活资料”。他们的亲历亲闻、所感所悟，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充满深情和尊重，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遭遇的挫折进行实事求是、深刻透彻的反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担当精神。他们通过思往追昔，以亲身经历、生动事例，形象阐明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都是由昨天走到今天、再由今天走向明天的道理，深刻阐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也无法人为割裂的真理。他们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来不易，值得格外珍惜、坚定继承和不断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得到实践充分证明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自信、开放、进取的态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好，写得更精彩。
历史是纷繁芜杂的，是绚丽多姿的。历史交给历史工作者两个重任：一个是透过现象探求本质，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求历史规律，以启迪后人，鉴往知来；一个是将历史的绚丽多姿多维度呈现出来，让人有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之感。如果历史只是冰冷抽象的条文，脱离了历史环境、历史背景，失去了历史视野、历史关怀，是难以引起共鸣，是无法令人记忆深刻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正好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其形象、生动、鲜活的特性，和文献资料互为补充、互动互证，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人在历史追思中感悟得失、升华经验。革命导师恩格斯为支持贝克尔撰写回忆录多次专门致信伯恩施坦等人，成为重视和珍惜口述史料的典范。恩格斯认为回忆录“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也将是“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恩格斯三言两语凝练地概括了口述史料提供历史细节、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增强党史知识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真实性和现实感、感染力和吸引力，有利于掌握话语主导权、服务大局等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十分重视回忆录和口述史料的征集工作，始终将抢救“活资料”作为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工作来抓。经过艰辛努力和不断积累，已采访了几百位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整理了逾千万字的珍贵口述史料。《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精心选编而成。如今，这部书的不少作者已经逝去，但他们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书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是他们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回顾和思考真实、生动、深刻，所以读到动情处，让人潸然泪下；读到精彩处，让人拍案叫绝；读到深刻处，让人掩卷深思。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也热忱欢迎、殷切期盼有更多的老同志参与到回顾总结历史、启迪襄助后人的事业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我们党成立已经90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壮丽事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坚定党的历史自信，科学总结党的历史，自觉运用党的历史，帮助人们牢记过去、把握现在、开辟未来，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更好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历史责任。
王仲方1949年,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因此,每逢国庆佳节,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
众星灿烂,群贤毕聚
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歌、国徽方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代表。代表们共聚一堂,共商国是。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与新政协筹备会认真周密的准备是分不开的。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的第一件大事,是接待从国内和海外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国内党政军民各团体已经各自组成代表团,有自己的住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代表,有的已先到达东北解放区,有的在各地解放后陆续抵达,有的从香港、台湾甚至国外几经周折到北平。他们多数住在北京饭店。筹备会的同事们怀着喜悦心情隆重、热情接待每一位代表。特别重要的代表,如宋庆龄、程潜是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张澜、陈嘉庚等人是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到车站迎接的。
大家都想一睹这些举世闻名、景仰已久的名人风采。我在筹备会秘书处,有幸优先享有这些机会。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入口设有签到处,我作为秘书处负责人,同工作人员一起招呼代表签到,这是我经历的最激动的时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中南海,他们来得早。毛泽东第一个在签到簿上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面带笑容,心情愉快,“毛泽东”三个字写得更加庄重和流畅。签字后他还同工作人员微笑示意才进入会场。
接着,十分吸引大家目光的是宋庆龄。她从住处乘车而来,下车后即由罗淑章、沈粹缜(邹韬奋夫人)陪同,踏上怀仁堂的台阶来到签到处。宋庆龄当年已56岁,但步履轻快,庄重和蔼,激动而不外露,令人敬重。也许是参加这样隆重的大会让她很激动,宋庆龄签字时抿着嘴唇,好像有些紧张。先来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挤在门口,争相目睹这位有“国母”之誉的孙中山夫人的风采。
受到人们关注的还有“七君子”中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虽然年长,胡子又长,但走路和上台阶比别人都要轻快,我想可能是他平时打太极拳练功的原因吧。
人们还关注不久前国共和谈破裂后,毅然脱离蒋介石政府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邵力子情绪特别好,不断含笑与朋友打招呼。
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不久前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傅作义,都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
梅兰芳也是最受瞩目的人之一,著名演员周信芳、袁雪芬、白杨、金山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平时爱好文学,特别注意茅盾(沈雁冰)、巴金、丁玲、冰心、曹禺等人。看到鲁迅(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时,发现他的脸型特别是嘴唇上留着的胡须,同他哥哥非常像。
我也见到了梁漱溟和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我当年听过他们的讲演,多年不见,他们依然如故。
我还见到了一位奇特的代表。这位代表60岁左右,身穿深色西服,戴着礼帽和一副深色眼镜,由李克农亲自陪同。他直趋而入,也不签到,看得出是一位有特殊身份的代表。他是谁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国民党原上海警备司令、赫赫有名的杨虎。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曾指挥杀害过多名共产党员。他怎么会出现在政协会议上呢?我好奇打听后才知道,他是安徽人,与李克农同乡。李克农在上海地下党特科工作时,利用同乡关系争取过他,并与他建立过秘密联系,他给共产党提供过情报,特别是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提供了帮助。听说,当时蒋介石对上海控制很严,认为万无一失,却不知道共产党解放军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杨虎家中,他为解放上海立了大功。在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特务十分猖獗,杨虎也对我们打击土匪特务提供了协助。对于杨虎成为政协特邀代表,当时我颇为感慨,中国共产党真是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
另外,我记得还有一位特邀代表杨杰将军,他是国民党著名军事教育家、陆军大学校长,可惜在政协开会前夕在香港被特务暗杀。
精彩开幕,揭开历史新页
政协预备会和正式会的全体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大厅举行。出席政协会议的新疆代表团,由当时新疆的革命武装领导人组成,在乘飞机赴北平出席会议时,飞机失事,全部遇难。重新组织代表团后,由赛福鼎率队出席会议。在会议开幕时,赛福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向毛泽东献上维吾尔族的帽子和袍子,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在台上当场穿上象征民族团结的美丽长袍,戴上绣花帽子,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在1949年6月15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公认的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使我们的伟大祖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最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满怀激情地高声讲道:“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讲到这里,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同毛泽东一起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宋庆龄在开幕式讲话时用的是上海方言,我们尽量把扩音器的声音放到最大。看着主席台正面悬挂着和毛泽东并列的孙中山的画像,宋庆龄深情地说,孙中山毕生奋斗的理想终于看到曙光,她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正当宋庆龄讲话时,突然停电,把我和会场工作人员都急坏了。那时北平解放不久,各种设备,当然也包括电力设备,陈旧不堪,虽经会前各有关部门同心协力维修以保证会议用电,但还是出了差池,幸亏停电时间不长。停电期间,全场寂静无声,电源恢复,宋庆龄接着从容讲话。她讲完后,大家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我和在场工作人员深为感动。之后,经过各方的努力,停电这类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民主讨论,求得一致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制定并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讨论《共同纲领》的重点是“序言”和“总纲”。“序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共同纲领》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会议事先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征集到各种设计方案数十种,印发代表民主议论。最后选定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讨论国旗说明时,原说明词说一颗大星带四颗小星,邵力子认为中国旧社会把小老婆称作小星,用在国旗的说明词中不妥,建议修改。国旗经民主讨论通过之后,会议秘书处已准备好一面红旗,由4位工作人员各执一角,在台上展示,全场热烈鼓掌。
在讨论国歌时,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选用全国人民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理由是这支歌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动员群众奋勇抗战的号令。讨论中有代表提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打倒,中华民族已经不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了,再唱它有些落后于时代,建议修改歌词。会议工作人员把不同意见反映给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也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革命是胜利了,已经不是过去所处的最危险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前进路上还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保留原来的歌词,教育全国人民永远保持警惕是十分有益的。大家同意这个说明,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徽也征集了许多方案并印刷成册,发给代表审查选定。会议讨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北京;纪年改为公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开始酝酿时,有人提出定名“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经讨论后一致认为名字太长,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很好。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谁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大家早已认定,只有毛泽东能享此最高荣誉。我们按照代表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的面前,代表们认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会议选出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严格监督选举的全过程。投票后,会议短暂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在大会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一票,这大出我们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于是又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可以作为废票,让毛泽东全票当选。但是我们不敢擅自这么做,立即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毛泽东这么说,给我们工作人员解了围,但是我们仍然很不安,觉得太遗憾,把选举结果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天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欢呼声达数分钟之久。毛泽东满面红光,在欢呼声中上台,向大家挥手致意。
会议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高岗做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中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资历、贡献来说,党内比高岗更适合的大有人在,有人说李富春就比高岗更适合。后来,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的候选人是他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正是向陕北人民表示最大的敬意,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选举结束后,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按规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选票。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选举完毕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发致敬电,确定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办法和碑文,并随即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下午6时,当代表就位后,周恩来致辞。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周恩来致辞后,全体代表默哀。默哀完毕,由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带头挥锹向奠基石填土,随后代表们庄重地为奠基石填土。
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出席盛大的庆祝晚宴。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当时,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正在为开国大典精心布置城楼。城楼上一排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城墙上插着几十杆红旗,灯光映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好不气派。我们以为一定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却不料受到一顿批评。周恩来先问大家,明天是哪个国家举行开国大典?搞得大家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看到大家没有理会才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城楼中央为什么挂着越南国旗?大家一看,城楼正面一面大大的红布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五角金星。可不是越南国旗嘛,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这时已是半夜,大家立刻动手,重新装饰,一直忙到10月1日天明。
我从天安门城楼回到中南海,把印好的开国大典的程序单送给周恩来审阅,以为这个单子是经过秘书处仔细研究拟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认真地逐项看过,向我指出，明天开国大典,第一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你们“鸣礼炮”的安排影响了奏国歌的声音,不妥,要改过来。这时已经天亮,我赶紧乘车到印刷厂,请工人们重新印刷。等到印好赶到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即将开始,我和工作人员赶快分头把程序单送到每位代表的手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30万群众手执红旗和鲜花等待着。长安街东头,参加阅兵和游行的队伍已列队待发。此时,天安门城楼站满代表和特邀观礼的贵宾,毛泽东、宋庆龄、刘少奇、朱德一行,正沿着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城楼。举世瞩目、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即将开始。
站在代表们的身后,我近距离地目睹了毛泽东的庄严宣告,目睹了代表们的欢欣鼓舞。我看到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军队；又看到一队队参加阅兵式的队伍通过观礼台时,迈着正步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致敬。当我看到服装整齐、威武雄壮的队伍时十分惊喜,一边拼命鼓掌,一边在心里高喊:同志们,我们终于迎来这一天了!当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高呼口号、载歌载舞通过天安门时,我突然看到一位戴草帽的老年农民,很像我在太行山农村里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大爷。他走到金水桥头,向天安门城楼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我赶快走下城楼,来到金水桥头,想看看他,而他却已被潮水般的人流卷走了。游行队伍过后,成千上万活泼可爱的儿童,一下子拥到金水桥前,手举鲜花尽情地欢呼。我记得好像毛泽东也来到孩子们面前,向他们亲切招手。
难忘筹备会的愉快时光
从1949年4月2日到新政协筹备处,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怀仁堂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筹备处秘书长李维汉在筹备处开始工作不久,因骨折住进了医院,由副秘书长齐燕铭代理。其他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阎宝航、余心清、沈体兰、连贯、宦乡、孙起孟、周新民、罗淑章等人。秘书处处长梁蔼然负责对外联络,我负责秘书处对内的会务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和愉快。
这些著名人士,年纪都比我大(当时我28岁),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阎宝航是东北人,为人豪爽,是张学良的挚友,长期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逗得大家放声大笑。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的得力助手,冯玉祥一生充满了传奇,余心清谈起他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余心清当时还担任解放后的北京饭店经理,每天从长安街步行到中南海,总是先在小吃店买一大包烧饼夹焦圈的早点分给我们吃。当时我们每天在勤政殿对面的瀛台吃饭,饭菜尽管丰盛,但还是喜欢吃余心清带来的烧饼、果子。
梁蔼然热情和气,十分尊重比他年轻的副处长。我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在山沟里待了12年,随便惯了,从他那里学到了为人处世之道。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警卫处长李广祥、总务处长周子健。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难得的相处、愉快的友情,总是十分怀念。
陈宝瑞
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共和国尚未建立、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
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曾亲耳聆听刘少奇作报告，并随从参观。因此，对上述问题，我有着深切的感受。
亲耳聆听刘少奇讲话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工商业中心，陆海交通发达，有4万多家工商企业户，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产业工人近20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在这一形势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指示精神，总结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全国城市工作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风尘仆仆地到达天津，主要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前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天津的这段时间，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兼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开展调研。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听取意见。
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的比例占80%，由于战争刚结束，大部分私营企业还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企业主顾虑重重，还在徘徊观望。黄克诚和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这个问题时说：“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为解除私营企业主的顾虑，使他们相信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刘少奇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说法。在与著名工商界人士宋棐卿、李烛尘、资耀华等座谈时，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
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出席正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并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我作为工会干部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针对干部和工人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强调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怕城市资本主义。他说：“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地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因为现在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工厂还办不好……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今天私营企业中，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这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降低生产……‘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视察和讲话，在天津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有力地扭转了“左”的倾向。
陪同刘少奇视察天津造纸一厂
1949年4月15日，刘少奇来到天津造纸一厂参观。当时该厂是全国最大的造纸厂，王文化(解放前夕任天津地下党企业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总工会生产部部长)和我是该厂仅有的两名地下党员，对厂里职工和生产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党组织派我们两人，主要是王文化，向刘少奇介绍厂史、生产及职工队伍情况。
天津造纸一厂系日本人创办，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天津解放后厂里还有不少国民党留用人员。刘少奇十分重视做这类人员的工作。他在视察时曾说：“国民党留用人员包括经理、厂长、高层职员，留下的，只要他们坚守岗位，就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三原政策’——原职、原薪、原待遇不变，团结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天津造纸公司总经理聂汤谷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大员，其子聂璧初是南开大学的地下党员，20世纪80年代曾任天津市市长。厂长羌逢戍也是资源委员会任命的要员。我于1948年3月受天津地下党委派进入天津造纸一厂隐蔽开展工作。解放前夕，天津地下党党员甄建民(原名刘增祚，解放后曾任天津市科协党组书记、中国创造学会副理事长)将印有林彪、罗荣桓署名的《告国民党党政及企业人员书》(内容是要他们坚守岗位，解放后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待遇不变)交给我，要我设法送到聂汤谷和羌逢戍手中，并做他们留下护厂的工作。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聂汤谷和羌逢戍最后选择了留下，没有南逃。事后，羌逢戍常对我说：“你传递的那封信，坚定了我留下的决心。”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解放后一段时间，仍保留了聂汤谷和羌逢戍的原职位，他们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那天，刘少奇身着灰色粗布制服，清瘦、灰白鬓，但精神矍铄。因刚解放，治安不稳，为确保安全，保卫人员给刘少奇戴上大白口罩。后来，刘少奇要和值班工人交谈，就把口罩摘掉了。当时认识刘少奇的人不多，所以刘少奇没有被认出来。5月，毛泽东来厂视察，虽也戴上大白口罩，但在参观炒纸车间时，有一个工人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工人们立即拥上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弄得保卫人员十分紧张。
参观前，先由王文化在休息室向刘少奇照图详细地讲解了生产流程。刘少奇认真倾听，不时提出问题了解情况。参观制浆车间时，刘少奇看到工人操作时与纸浆接触却没有戴手套，就问陪同人员：“为什么工人不戴手套工作？没有吗？”随从的总公司军代表杨介人没有回应，我在他身后插了一句：“有，只是没有及时发。”刘少奇说：“应当按时给工人发。”
刘少奇在厂逗留大约两个多小时，时间虽不长，但在休息和座谈时，向厂干部和陪同人员阐述了党的政策。具体内容已不能全部记起，据我记忆所及，刘少奇谈的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要狠抓恢复生产和正常秩序，学习和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工会，取缔黄色工会，培养工会干部，开展职工生产竞赛。
刘少奇视察完毕，离厂时与陪同人员一一握手惜别。
参加刘少奇倡议建立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试点
在天津考察期间，刘少奇与市党政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做出两项重要决定：(1)组织以解决劳动纠纷为主要任务的劳动局，调解私营工商企业中的劳资纠纷。天津市劳动局当时实际上成了“劳资纠纷局”。刘少奇说：“工人可以到劳动局告资方的状，资方也可以到劳动局申诉和提意见。劳动局要认真听取双方意见，坚定地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偏袒一方。”(2)倡议在大型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任务是使劳资双方代表能坐在一起，协商和协调有关工厂的生产、生活、工资、福利待遇、裁员、劳动保护等需要达成共识和协议的事宜，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
1950年下半年，当时我是天津化学工会生产部长，有幸参加了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第一批试点工作，具体工作单位是塘沽永利碱厂。该厂工会属天津化学工会领导。为了便于我做试点工作，市总工会与塘沽区工会主席张阁商定，补选我为永利碱厂工会主席。
塘沽永利碱厂1913年由中国早期的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创办，有2000多名职工，总经理是享誉国际的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侯德榜。用侯氏制碱法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制品，1926年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侯德榜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后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选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大型民族工业企业作为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试点单位之一，当时曾呈报给刘少奇。
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建立和筹备就绪，我和厂党总支书记何庆岐、工会干部史振江、袁尔卓在厂长佟翕然的陪同下，先行到总经理侯德榜家中拜访，向他讲述根据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的指示和上级精神，在碱厂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经过，并详述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职责和内容。侯老听后欣然同意——“拥护刘少奇的指示”，并当场委派佟翕然厂长及行政业务负责人等五人作为资方代表。实际上，侯德榜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而非资本家，资方的五位代表也都是领薪受聘的高级职员。真正的大股东和资本家在幕后，他们并不上班，也不出头露面。但是，这五位领薪金的高级职员、资方代表，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维护资方的利益，有时寸步不让。例如，在一次劳资协商会议上，资方代表提出一个裁员方案，裁员名单中包括一名工会干部、一名党员和几名工会积极分子。劳方代表不同意裁减这几名职工，并提出将裁减人员减少一半、其余缓裁的建议。双方经多次协商未达成协议。劳方代表提出报送天津劳动局裁决，资方同意。劳动局经调解仍无结果，于是做出裁决：劳方提出的八名不应裁减的人员不再裁减，其余资方代表提出的裁减名单有效。劳动局的裁决双方都认可并执行。
此外，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动提出在他领导的公司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并报劳动局和市总工会备案。劳方代表负责人是何正义(公司工会主席)，资方代表负责人是一位副总经理。我曾多次参加该公司的劳资协商会议。周叔弢在协商重要议题时，有时也参加并积极发言，表现十分开明，拥护政府的政策。有一次散会后他对我说：“请你转告黄主席，欢迎他来指导。”我表示一定转达，并很快同黄火青的秘书蔡文龙联系，请他将周的话转达给黄火青。后来黄火青果然派市委的一位同志列席了启新洋灰公司的劳资协商会议。
实践证明，根据刘少奇提议组建的劳动局和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为解决当时繁杂的劳资纠纷、恢复生产、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之后，有的城市也效仿天津的做法，建立起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提前消灭私有制”的喜报，北京各界人士20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之后，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天津市劳动局的职责和任务也同时转型。随着时光的流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细节了。所幸的是，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参加塘沽永利碱厂劳资协商会议的照片，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距刘少奇天津讲话近30年后的1978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作为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倍感欢欣鼓舞。同时，我也不禁反思，如果我们仍抱住1956年在天安门广场前“敲锣打鼓”庆祝“消灭资本主义，提前消灭私有制”的思路不放，不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不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在经济上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