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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专门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城镇化的建设与推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实现的一个不可违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经过多年的倡导践行，城镇化已经卓有成效。按2013年年底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常住人口为基准，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则仅为35.3%。也即在城镇化过程中，滞后的户籍制度使得已经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占全国人口总数17.3%的人是“半市民化”。这些“半市民”无法分享市民的红利。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面则是，在地方政绩、GDP驱动下的“拉进城”、“被落户”、“被城镇化”、“被上楼”等诸多乱象。
显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及其公报是在城镇化建设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城乡巨变的理性总结，是对问题的正视，是对未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期许。但是，在充分肯定城镇化对于国计民生不可替代的工具理性的同时，这里更需要前瞻性质疑的是：城镇化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发展，尤其是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好的发展？人类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原本是多样的。在强调城镇化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还可以兼提多样、多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天地、日月、神鬼为伍的乡野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落后，是否一定要被发展掉？不愿意城镇化的人、将来希望从城镇回到乡村的人是否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是否还有选择的机会与可能？
今天大行其道的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石、以科技为手段的，也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身不由己地努力仿效西方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沙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甘地之后的印度，大抵都未逃离这一怪圈。不能否认的是，工业文明是剥离土地的文明，是将天、地、人、神分割的文明，是强调人定胜天，远离乡土、乡愁、乡音，继而支配也破坏自然、生态的文明，更是人在肯定自我、彰显个性同时也迷失、忧思弥漫，荒诞感倍增的文明。集团化的工业生产、骤然聚集的人口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都市。与此不同，传统的城与堡多因政治（如王公贵族所在地）、交通（如驿站、港口）、军事（如屯、堡）和商贸等原因而生，并常有宽深的护城河和高大厚实的城墙萦绕、护佑。这在东、西莫不如是，并无多少差别。
伴随工业革命而生的快速的交通，使得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可是，与此相左的是，各自为政的心理距离却日显遥远。尤其是独裁专制的强权政治土崩瓦解时，涣散也使异质的人心、人性更显隔膜与冷漠。信息时代倍增的异地交流、沟通方式与信息获取手段不但未能有效地加强心与心的理解、交融，反而使得近在咫尺的人都形同陌路。父子反目、兄弟相煎、夫妻情断、师徒破门、同行倾轧、上下灌水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前卫的观念和运动，都是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大行其道之后的亡羊补牢术或掩耳盗铃术，多少都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虽然有形的道道城墙使农耕文明主导的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外在形态迥然有别，但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其城乡的底色都是费孝通所言的“乡土性”的。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以来，古旧城墙的灰飞烟灭在促使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迅猛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空前地拉大着城乡之间的距离。在观念层面上首先定格为发展与美好的城市、城市群、大小城镇成为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医疗等与个体日常生活基本关联的社会资源被有意地不均衡配置。“重工轻农”的政治强权时代如此，“重城轻乡”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前，“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的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不公和阶序，培育了数代乡下人对城市的憧憬，至少激发了乡下人对城市的窥视欲望和在可能的情况下“入主”的心性。这直接生发了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巨大人流，导致城镇一窝蜂地斩断历史线性链条盲目拆迁，进行整齐划一的摊煎饼式扩建。对于多数个体而言，无论城镇真实的工作、生活境况有多糟，挤进城市、拥有城市户口仍是基本的梦想。拥有京、沪、广这些代表当代中国荣耀的一线城市的户口更是千千万万人的理想。没有乡愁的背井离乡、抛妻（夫、父母）弃子的都市化是如此急不可耐，蓬蓬勃勃，红红火火！长此以往，这种单一、趋同的价值认同势必会造成文化的贫瘠和精神的枯竭。因此，城乡并重，而不仅仅是在城市中融入或者有限度地保留乡土的元素，应该才是可持续发展应有的理性基础。
二
在机械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艺术创作的方式、人们的生活形态与观念的年代，行吟诗人般的瓦尔特·本雅明对前工业文明的“光晕”表现出了让人感伤的眷恋。如大抵同期的中国文学中美丽的乡土小说，无论是废名的“竹林”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多少有些凄楚，断人魂肠。同样，20多年前，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曾用“房舍”和“大都市”来分别喻指前工业文明的素朴和后工业文明的繁杂，多少有些怀旧、感伤和浪漫的思考与批判。当下，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房舍的居民对自己享有的生活已经有着与利奥塔不同的体认，多了发自内心的喜爱。都市——好、乡村——不好的界限已经模糊，甚至颠倒过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不再是人们坚守的唯一信条。
2006年7月，我有机会前往日本进行短期的访问研究。在神奈川县真鹤町的一个面朝大海的百余人小村，村口路边公交站牌上，清楚地写着每班次车停靠、离开的时间，精准到了几点几分。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标牌。我乘坐的公交车正如站牌上标示的时间那样，准点到达，准点离开。村中，除了小型的超市间杂于民居之间，不时还能碰到正常运行的自动售货机。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村子神社围聚了不少喝茶闲聊的村民。我问及身旁80后的年轻人：“横滨、东京好，还是这里好？”这个小伙子很诧异我有这样的问题，反问道：“这里很好，城市有啥好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一个原本出生在城市的人，要想长期定居乡村实际上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2013年5月，在剑桥寓居的我曾数次专程前往纽马克（Newmarket）小镇一个散居着300余人的小村，并有幸到迈克和西娜夫妇家做客。迈克夫妇都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了村里安居乐业，育有三子一女。他们水、电、气等设施一应俱全的房屋背后是通往村外、连接邻里的平坦马路。房前的花园、养殖场和手工作坊渐次排列开来。花园中有苹果、李子、草莓、无花果等水果，蹦蹦床、秋千、梭梭板、羽毛球场等间杂其间。夫妻俩都有宣传自己产品的网站。在收到订货单后，迈克在他的手工作坊给客户制作水箱、车斗等大型机械的零部件。
西娜经营着紧邻花园的养殖场。除了种类繁多的鸡，养殖场还有兔、羊、猪等动物。禽畜的圈舍、喂养都是高度科技化的。每次收拣鸡蛋时，西娜都会在鸡蛋上标明时间、类别。没有帮工，数百只动物的喂养、产品的营销都是西娜一人。但是，繁忙的西娜歇息下来时，还会拿着她的油画笔，画出与她朝夕相处的这些动物。在初进她的家门时，我还误以为那些跃入眼帘、栩栩如生的大小镜框中的油画是买来的。
我多次问过迈克夫妻俩对自己生活现状、对这个小村的看法。在不同场合，他们夫妻的回答基本一样：“确实辛苦些，但很好。没想过要去剑桥、伦敦！为什么要去呢？”
三
相对上述两幅图景，当下中国乡村空间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的衣着举止言行的城镇化快于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城镇化。以此观之，“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意义非凡。唯愿城镇化的践行者能将城镇根植于乡土，而非斩断乡土之脐，从而多少实现些“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愿景！
当然，绝对还应该在“记得住乡愁”后郑重其事地加上“听得见乡音”。因为乡音承载着在乡野中如风般传衍的故事、传说、歌谣，令人开怀大笑或会心一笑的段子，家长里短的粗言俚语；承载着在节庆、庙会、红白喜事等场合演唱的野台子戏、曲艺；承载着浓浓的乡情，邻里、村社之间的纷争、理解、关爱与依依不舍。没有了乡音，哪怕共为邻的青山绿水历历在目，乡愁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是无迹可求的水中月、镜中花！
但我更愿意说，乡土本身就丝毫不逊色于城镇！愿我们子孙后代的中国不是“一个”苍白无趣的城镇，而是一个个有着自己乡音、乡情、乡韵，有着自己个性、历史、记忆、温馨与乡愁的“村落”城镇！或者会有那么一天，相比“村落城镇化”，人们会更喜欢“城镇村落化”，也有更多的人愿意自得其乐而又胸怀世界地生活在乡下，生活在村里。
其实，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不妄自菲薄的、不卑不亢的自尊、自信与自豪！
岳永逸
2014年4月8日夜写定于吉隆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