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永逸兄的大作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他的书稿，在我读来就像是文学作品，有情感，有文采，有掌故，并将思考融入细腻的描述之中。

其实，优秀的社会学人类学著述几乎都是文学作品，像《金枝》、《蒙泰尤》等等，如果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将历史还原成叙事和叙事话语，那么社会学人类学当之无愧地集叙事学和叙事话语之大成，是有关日常生活的最久远的叙事话语。当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10多年前读《林村的故事》的情景，在候机厅消磨时光，我将黄树民的这本书当成通俗小说和消遣读物，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访谈，很是引人入胜，读着读着有点肃然起敬：这是一本既生动又严肃的学术著作啊！若干年后才知道，这就是所谓民族志的写作方法，我想永逸的这部书稿，就是继承和实践着这样一个久远的叙事传统。

永逸的著作，虽然分四个板块，却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都市人的乡愁，或者如题目所言，是“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当年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时，中国是农业大国，虽然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但是当时的乡土中国仍呈现某种凝固的状态。待到永逸入这个门的90年代后期，乡土中国正在瓦解，逐渐演变为都市中国，90年代末至今是都市进程最快的20年，对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最大的挑战和考验，莫过于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变动的迷局，因为人类学民俗学最讲究田野作业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所描述的对象应该是静态，就如画家写生，应该选取相对固定的景物，然而，今天的中国，一切都在飞速变化，都市急剧扩张，乡土的范围日渐缩小，许多古老而淳厚的民风民俗正在迅速消失，能将它们记录在案，与“抢救国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时，永逸本人也在变动之中，20年间，从“剑阁峥嵘”的那个剑阁县，到天府之国的成都，再到北京，我不禁好奇，永逸是怎样在两端的变动中保持着观察者的冷静的平衡，并伴之以巨大的学术热情的。

都市中国的标志是高楼林立，人头攒动。都市里的人，成分复杂，原先的工农兵学商的划分远远不能涵盖都市各阶层，近20年起码有了一个庞大的新群体产生，即农民工群体。许多名义上的都市人，实际上还是刚刚放下锄把的乡下人，记录下这一生态和情状，需要敏锐的捕捉能力和拥有这一捕捉能力的旺盛精力和强健体魄，而永逸正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

我们能看到，都市断章中的若干篇什，如《裂变中的口头传统》、《不是味儿的年味儿》、《遭忽悠的老鬼与新鬼》等，均是对当下社会民俗的动态性的素描。说是素描，因为一切新民俗均未定型，这对记录者、描述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好在永逸不惧艰难，有开拓者的气魄。作者关注民间口头文学的抢救，细察新年礼俗的种种变化，并对校园鬼故事和影视娱乐片中鬼故事与民间习俗中的迷信和鬼神敬畏作了比较研究。这些随着时代演进而出现的都市新民俗，往往不为人所重视，却都成为作者的关注对象。

当然，最体现永逸功力的是《被消费的身体》、《草根相声的知识考古学》等诸篇。《被消费的身体》，看题目以为是写当今的文化娱乐产业或广告业，其实是通过对民国初年以来老北京的人力车夫的文献和档案研究，勾勒出社会底层某一群体的悲苦情状。民初的文化人如胡适、鲁迅、老舍等在其创作中均写到过人力车夫，我想是他们给了永逸灵感，使他开辟了独特的“苦力政治学”研究。

《草根相声的知识考古学》为我们梳理了相声从草根文艺演变为曲艺之大宗的历程，大致是：旗人子弟自娱自乐的说唱艺术八角鼓同治年间天桥的撂地相声自由职业并讲究师门传承的民间艺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政治化相声的出现老天桥民俗的“再生产”商品化相声的兴起。作者从文献资料的爬罗剔抉到对道听途说的真伪甄别，前前后后花了5年时间，体现了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扎实认真的学风和钻研问题的韧劲。一部优秀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应该是行文简洁明快，表述细致准确，在修辞手法使用上比较隐晦的，和同作为叙事作品的小说相比，其少了虚构的自由。当然，从读者的角度讲，虚构与否并不重要，只要读起来引人入胜，并能使读者对作者产生信任感即可。与社会学人类学者相比，小说家们知道自己有虚构的权力，有时往往滥用这种权力，在情节的设置和修辞的运用上也十分夸张，一上来就摆明自己在搞创作，弄得十分嚣张。而学者们知道自己没有这种权力，他们在观察和调查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还要翻阅陈年古董的档案，故内容坚实，又有厚度，真可谓十年磨一剑。永逸的这部书稿显然属于后者。

永逸兄嘱我这个门外汉写序，是在吉隆坡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漫长的旅途给我机会。读了其手稿的部分内容。这次出差有点共患难的意味，距“马航失联”事件不到一个月，因此飞机的随气流波动也会使人格外警觉。然而，读着这部书稿，心情立即沉静下来，四周皆空，待我从书中缓过神来，飞机已经平稳地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真好！

蒋原伦

201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