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道路·两个选择·一点看法

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政权变动的国家一定会经过一段调整期，贫穷、落后、贪污等现象也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改变的时机毕竟出现了。最近的政治动荡既反映各国的内部矛盾，也有大国博弈的因素，更表现出各地单纯的百姓冀求通过变革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许多人已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中做出了抉择。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未来几年里选择何种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将是影响本世纪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两个困难的选择

对所有大中东国家来说，它们的领土和人口组成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大国角力所决定的，本地区的人民没有机会参与。

今天，不少国家的人民正在用游行、呐喊和石块表达自己的意志。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现实问题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国家应否世俗化？对不同国家来说，可供选择的空间很不相同。

先说政治民主化。民主的真谛是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目的是寻求幸福生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民，即使有选举的程序，也不会达至平等而有效的参与，因此选民也难以通过投票得到幸福生活。此外，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和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很难以投票解决。否则，英国何至于长期遭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不幸的是，大中东地区的国家多数都有民族和宗教冲突，因而，它们民主化的选择空间就颇受限制。

譬如说，库尔德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有固定的居住区域。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使库尔德人的居住区域分别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数的库尔德人想要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无法靠投票达成这个目的。而土耳其和伊朗等国也不可能以推行民主来解决它们的“库尔德”问题。

在波斯湾西部的岛国巴林素有“中东香港”之称。巴林的王室是18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移到岛上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赶走了属于什叶派的波斯卡加（Qajar）王朝，垄断了收入丰厚的珍珠业。19世纪，巴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32年，巴林打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口油井，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地位。巴林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什叶派，十年前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一切大权仍然在国王家庭手中。最近巴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死伤不少；示威平定后，政府解雇了许多人，进行“秋后算账”，然而这不但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反而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强力支持。就现实力量的对比来看，只要西方不把对付卡扎菲的办法用来对付巴林王室，巴林人民的实际选择就非常有限。

再说国家世俗化。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国家不可遵奉任何宗教。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分离是一个极难解决的课题。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不少伊斯兰学者认为，国家世俗化等于是背弃伊斯兰传统。

奥斯曼帝国末期，帝国内部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地区（如希腊）纷纷在列强支持下独立。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奥斯曼上层借苏丹兼任哈里发的理由，鼓吹“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企图以宗教来维系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英、法鼓动下日益离心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共和国废除苏丹制度，解散苏非教团，由政府管理宗教寺院和财产，以世俗法律替代伊斯兰教法。八十多年来，世俗主义在很大比例的土耳其人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们虽然与伊斯兰主义者经常宣辩，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都是世俗化政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国内都有大量基督教徒；而它们早期的领导人也都提倡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

同样是世俗化，埃及与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世俗主义，而埃及现行的宪法规定国家法律不可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隐含地承认伊斯兰是埃及的国教。在2011年初埃及的动乱中，副总统苏莱曼和最高军事会议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都依照穆斯林的惯例，发言的第一句是赞颂至仁至慈的真主。这个情况在土耳其绝不可能发生。

在今日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倒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三条发展道路

自从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剧变之后，全世界许多媒体都在猜测将来中东各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在大中东三十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

伊朗是由什叶派教士控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相信他们早期的领袖第十二位伊玛目并未死去，只是选择隐遁，日后将会重返人间。在此之前，他的职位由为数极少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暂代，因此阿亚图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确。这个信仰很类似于天主教认为教宗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会犯错的信条。虽然目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但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Ijma）”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人几乎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回归营房。毕竟，埃及历史上的马木留克王朝（13-16世纪）是由非世袭的军事将领出任苏丹。近六十年来的埃及政府实际上就是军事集团推选代表担任总统。今后埃及的军事集团如何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支持民选政府疗治社会创伤，团结基督教徒，促成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将是本世纪内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可观。但是它的内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库尔德人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内很难与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世俗化的原则下，伊斯兰政党已经依法当政近十年，2011年6月又赢得了国民议会大选，引起一些世俗派的惶恐，认为社会安宁不会持久。但是，一股既要伊斯兰也要现代化的新力量已经在土耳其出现；在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传统上许多穆斯林所倾向的宿命论的新价值观正在悄然兴起。这可能是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摸索之后，对大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魅力之所在。

一点个人看法

2004、2006和2009年，我三次在土耳其两所大学做学术访问，几次听当地人说起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既然伊斯兰力量无法消灭，一个“浅绿”的穆斯林国家的“身教”要比西方政府和传媒的“言传”更有影响力。根据这个说法，西方战略专家情愿土耳其由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它背后的逻辑的确代表一种思维的突破，而它的预见已经被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土耳其政府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大中东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土耳其电视剧也得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追捧。

伊朗的革命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非常反对当代西方文明，曾称美国、英国为“撒旦”（Satan，即“魔鬼”）。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里，撒旦是上帝的敌人、地狱的主人，邪恶无比。但是上帝（真主）也承认撒旦的本领是能诱惑人。在这一点上，霍梅尼的比喻可能比他的原意更加恰当。

西方现代文明的确有诱人之处：生活富裕、选择自由、公民权利等，都具有强烈的普适性。假如大多数人民想要与魔鬼共舞，当权者大加挞伐也未必能够奏效。那些由于意识形态而拒斥和扬弃西方近代文明的政府，不论是在外交上亲美的沙特阿拉伯，还是反美的伊朗，都有可能在大中东的新格局中被自己的人民摒弃。

埃及19世纪末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他反对西方的侵略和封建君主制；认为宗教可以和科学合作，信仰可以与理性互补。他主张逊尼派法学家应该改变12世纪以来认为“创制之门”已闭的保守传统，使用早期伊斯兰教法学者所拥有的“独立判断”之权，重启“关闭”了的“教法大门”。

依我看，“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而这一途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兰+民主+科学”。 RRm+bXUng9zdo9eAq/KoNkp1hDyIPZLrtYBi0RDRxAuodnAJ3o2DohGhTpK4Gn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