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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两大趋势使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虽然不同国家的应对有异，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
政治制度落后
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族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当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权威政治、逐渐进行民主化之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只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诿，或者“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隔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正统，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则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Sharia）。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20世纪中叶时，由军人通过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权。这批军人当政后，在政治上压制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政策上初期照顾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戴。当政若干年后，他们的家人和亲信者都已成为权贵，在政策上逐渐偏向上层，令社会贫富悬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满。最后，这批统治者逐一变成称作“总统”的国王。
也门和索马里隔亚丁湾相望，两国都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经过多年内战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双方之间既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也有历史宿怨。现任总统萨利赫去职后，也门很可能陷入混乱或内战。
索马里19世纪时分别属于英国和意大利，近二十年来不同部族的军阀混战，加上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现在实际上有三个政权。在西部和北部的两个政权还能实行有效统治；面对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义上由占领着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统治，实际上是不同派系军阀各自为政、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三个国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为坚实稳定。自1923年成为共和国后，经过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称凯末尔）积极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1938年阿塔图克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由军人监督文人政府的“训政”时期，最近十年来实现了步入常规的民主选举制度。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激进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执政之后，最近十年来民选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温和伊斯兰政党。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用“长时段”来观察：伊斯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确很坚韧，正如儒家传统在中国不可能轻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短期运动所消灭。
经济缺乏竞争力
经济上，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总人数偏低，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总人口。这些产油国大都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仍属于“单一经济”。然而，迪拜和卡塔尔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绩颇为可观。
非产油国的一般情况很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贪污腐败随处可见，人心极为涣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明显落后于亚洲与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发展也比较理想。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逐渐趋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非产油国，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为一万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两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与伊朗以及业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致相若。
文化传统受挑战
当今世界上，除了经济和文化领域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面对一个挑战：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具有竞争力？
这个挑战对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来说格外严峻，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它们必须要找到国内两种力量都能认同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内耗。
举例来说，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较男性低许多，西化派精英主张提高女权，但是传统派（包括许多女性）的思维还很难改变。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它一半人口的智能开发，又想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极为困难。看似文化冲突的“女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
近半年来，多个大中东国家的人民已经对专权腐败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的统治者发出了怒吼。希望当前的动乱是生育婴儿前的阵痛，而不是宿疾引发的痉挛。
动荡的国际环境
现代人想到“大中东”，脑中的关键词必然是：能源争夺、以色列、伊斯兰复兴、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美国影响，等等。
正是因为大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储量，又有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交通孔道，才会有一百年多来欧美列强对大中东各国的觊觎与侵占。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凌迫使许多穆斯林力图自新自强，因而产生了20世纪初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
英国在一次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犹太人在几乎遭到纳粹种族灭绝后，得以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由于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就和力量，美国政府一向全力支持以色列；同时以色列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强的基地。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许多欧洲人对穆斯林的轻蔑，使得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自1980年之后持续增强。以色列与西方的作为扭曲了大中东地区许多穆斯林的心态，也使本地区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得到了一个借口。这确实是大中东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联军跟以色列四战四败，造成阿拉伯人长期的压抑感，导致少数人非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海湾战争之后，美军进驻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称为“伊斯兰圣地”的阿拉伯半岛，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度不满，恐怖主义因而得以快速发展。“9·11事件”中的十九个恐怖分子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颇能说明恐怖主义猖獗的心理背景。
近日美国射杀本·拉登，重创“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今后虽不会消失，但是从阿拉伯各国最近的变局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阿拉伯人不认同“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圣战”以及建立一个包括全世界穆斯林的“伊斯兰酋长国”的主张。
一百年前由列强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上划定的国界，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意识中固化；阿拉伯世界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复是当初泛阿拉伯主义者所盼望见到的政治实体。
民主之双刃剑
经过近半年的迟疑与反复，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2011年5月宣示了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一如他的前任小布什总统，他要在大中东推行民主，并对实行民主者给以金钱援助。为了散播民主的种子，美军（连同北约几国）早已强行去除了反美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这两株“毒草”，把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的“民主试验田”。
然而，美国和西方无法掌控全局的发展。打垮逊尼派的萨达姆后扶植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权，表面看来是扩大了民主，但是库尔德人（Kurds）和逊尼派加起来又足以杯葛什叶派；伊拉克2010年举行选举后，经过大半年的谈判才勉强组成的政府竟然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可能受到伊朗的影响。另一方面，失去政权保护的逊尼派极端分子不停地发动恐怖袭击，给现任伊拉克政府带来极大的困扰。阿富汗的民主化也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军队的介入，很难想象阿富汗目前的民选政府能够稳定局面，有效施政。
作者摄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建于7世纪末）
奥巴马屡次对伊斯兰世界释放善意，准备集中精力对付伊朗。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倡要学会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充分发挥电视和互联网的作用，以“社交媒体”进行动员。不论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地的群众运动是否有“巧实力”的幕后运作，美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想要比小布什更“巧”地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而另一部分人却又担心民主的到来会波及亲美政权（如巴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从而损及美国的现实利益。
若说到民主，伊朗多年来已经实行有竞争的选举。2009年大选后，反对派大规模示威，受到政府压制。2011年初，正当伊朗政府声称穆巴拉克下台是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时，德黑兰也出现了反政府示威，令伊朗统治集团很难堪。
加沙地区（Gaza Strip）的哈马斯（Hamas）在2006年的民主选举中击败了较温和的法塔赫（Fatah），但一向宣称支持民主的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得到了多数选民支持的哈马斯近几年来在加沙地区主政的成绩可谓乏善可陈，并不比“西岸”地区的法塔赫高明。
浩浩荡荡的民主洪流不可阻挡，但民主之剑有双刃。民主化之后的大中东究竟会挫败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损伤西方国家的利益，目前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不会因为阿拉伯世界的逐渐民主化而变得更为安全。
此外，南高加索地区和非洲之角的国家虽然大都已经采取了议会民主的形式，但在实质上还难以发挥通过议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国家都潜存着极有可能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因素。这是鼓吹民主者不能不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