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战争——林德曼的功劳——雷达的发展——德国的射束——琼斯先生的汇报——分裂射束也就是“科尼克拜恩”的科学原理——让射束扭曲——愚昧又固执的戈林——X设备——11月14日、15日夜的考文垂——引诱敌军的光束——我们使尚未问世的Y设备丧失作用——德国空军失败——英国科技获胜——我们对将来的规划——火箭炮队——派尔将军的指挥与不列颠防空队——高空布雷网——近炸引信——反攻有多大胜算——完善防空举措

当英德两国的空军、驾驶员、高射炮、飞机，以及激烈的轰炸与英国民众的意志力展开殊死搏斗时，还有一场战争在逐步进行中。大家根本不会知道战争的结果如何，它是秘密进行的。就算到了现在，普通人也很难了解这场战争，仅有的例外是几名水准颇高的科学家。这种类型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先例。普通人不会明白对于这场战争的文字或语言描述，可我们不能让空军的拼搏、民众的牺牲白白浪费，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匆忙浏览一下相关术语，而不深入了解其奥秘，并加以运用。我们原本可能会失败，并被彻底消灭，幸而我国的科技比德国更先进，幸而我们将科技奇妙的手段很好地应用到了这场事关生死的战争中。

有位智者在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思想领域中的领导者已经拥有了人类最高极限的理智，但是他们跟我们交流时，却只能采用难以理解的讯号，因为所有有线通讯都失效了。”可是，对于这类讯号的理解，对于就已知印象准确而及时地采取行动，却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生死以及除此之外的很多事。我完全不了解科学，却了解一些科学家的事，而且我有丰富的经历，作为一名大臣对自己不了解的事做出处理。我对军事方面的事十分敏感，一样东西是好是坏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了四年，跟雷达有关的问题我都大致有所了解。于是，我开始竭尽所能对这场巫术战展开研究，而且我尽可能保证，至少在行动将要开始时，不会有什么阻挠那些有价值的成果的应用，或者至少它们不会被忽略。人们敬重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因为他的才识，他取得的荣耀，可是还有科学家比他的水准更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我而言，有两个最关键的条件。第一，他跟我有二十年的交情，我很信任他，这一点前面曾提到过。我们共同留意、观察过全球灾难的爆发与进展，共同尽最大努力发过警报。如今我们已身陷这场灾难，我又手握军队的指挥大权，为了得到这种知识，我该做些什么？

说到这里，就该说他的第二个条件了。面对专家从很远的地方发来的讯号，林德曼不仅可以辨识，还可以用简洁、易懂的话语解释给我听。一天有二十四小时，睡觉最少要用掉七个小时，用餐、休息还要用掉三小时。一个人若站在我的位置上，除非他想疲倦到死，否则是不会深入研究这类问题的，因为就算耗尽一生精力，也不可能将其研究透彻。实际研究结果才是我要钻研的对象，我会在林德曼告知我这方面研究的新进展时马上行动起来，至少要确保将其中那些很重要又很不好理解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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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各部分技术的发展在1939年之后从未间断过，即便是这样，1940年7月至9月的不列颠之战依靠的主要还是人眼和人耳，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几个月的最开始，我自我安慰：冬天，英国上空时常有雾和云，它们会遮掩我们的岛，像一件披风一样，特别是在夜里，就算是白天，它们也会让敌方的炸弹难以对准我们，从而给我们很大的保护。

德国的轰炸机有段时间主要依靠无线电定向信标来导航。这种定向信标外形好像灯塔，有数十座这样的灯塔树立在大陆很多地方，每一座的呼叫信号都不一样，借助一般的定向无线电台，德国人可以依照任意两束呼叫信号的角度找出其地理位置。没过多久，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名为“玫康”的电台对付他们。这些电台将德国电台的信号截断、放大之后，再从英国某个地区发出去。敌方那些想借助定向信标导航的飞机时常被误导，它们的很多损失就是这样造成的。曾经有架德国轰炸机误将德文郡当成法国，主动在那里降落。

不过，6月份发生了一件让我相当惊讶的事。林德曼教授汇报说，他推测德国人正在研制一种新仪器，利用它，他们可以不分白昼黑夜与天气优劣，对我们发动空袭。眼下，德国人好像已经研究出了一种无线电射束，可以帮轰炸机准确指示目标，就像隐形的探照灯一样。定向信标能指引驾驶员，无线电射束却能指示目标。要它们准确指示某个工厂可能会有难度，但要它们准确指示某个城市一定没问题。于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要担惊受怕——这样的夜晚，德国的驾驶员能看得一清二楚，我方的驾驶员也是一样——在满天云雾的日子里，我们也要防备敌方飞机对我们发动猛烈空袭。

林德曼还说，我们可以找到方法让射束扭曲，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而且我还要见一见几位科学家，R.V.琼斯博士是我的重点接见对象，他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林德曼教授，目前在空军部情报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鉴于此，6月21日，我很忐忑地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包括亨利·蒂扎德爵士及数位空军司令官在内的大约十五人参与了这场会议。有位青年在几分钟后入场——之后，有人告诉我，他觉得肯定是人家在作弄他，才会忽然叫他到内阁会议室来——他进来时步履匆匆，在最后一个位子上落座。我让他第一个发言，这是事先规划好的。

他说，这几个月从欧洲大陆各方传过来的消息都证实了一点，德国人已经掌握了一种新办法，在夜晚发动空袭，对于这种新办法，他们抱有很大期望。我方情报人员数次提及一个密码“科尼克拜恩”，这种新办法好像与这个字眼有些关联，可是他们解释不了。一开始，他们认为敌方派出了间谍来到我们的城市，想在这里安装定向信标台，借助信标台让他们的飞机得以返回，但之后有证据表明这种猜测不成立。几周以前，在敌人那边接近海岸的几个偏僻的地方，拍到了三两张照片，照片上是低矮、古怪的塔。它们跟我们见过的所有无线电或是雷达都没有相像之处。它们身处的地方同样不能证实我们的猜测。近日，我们击落了一架德国轰炸机，上面安装的降落设备，好像比洛兰兹射束夜晚降落时所用的设备更先进，但根据我们目前所知，夜晚降落好像是这种设备仅有的作用。综合这一原因及其余很多原因，他一步步得出结论：德国人有可能正计划着利用某个定向射束系统导航，投掷炸弹。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在几天之前对被击落的那架德国轰炸机上的一名驾驶员展开多次盘问，他被迫承认，他确实有所耳闻，他们正在钻研这类东西。琼斯博士主要就说了这些。

在二十分钟或者比这稍长一些的时间里，他平静地说出这些话。依照现在已知的情况，他层次分明地导出了结论，简直比福尔摩斯或是勒科克先生 的故事还让人信服。听他发言时，我不由得联想到了《英格耳斯比传奇》里的几句诗：

眼下有位琼斯先生过来了，他立下誓言，要做出证明，

他十五年前去过斯通亨奇（为已故的约翰·索尼爵士在书里描绘的石头做实地考察），

途中听见呻吟声，

循着那悲苦的声音，他找过去，

看见一名少年鼓手的尸骸，正被一只乌鸦啄食！

众人听完琼斯博士的发言，都有些不相信。有个级别很高、很有权威的人问，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射束，但是德国人为什么要用它呢，他们不是拥有很多种一般导航设施了吗？在两万英尺以上的高空中往往能看到星星。我方的驾驶员全都觉得自己是寻找航行方向和目标的好手，因为他们曾接受过很严格的专业训练。这件事好像吸引了其余在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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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射束是怎样使用的，我方将怎样改变它的方向，我将用我能理解的词语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跟探照灯的光束一样，无线电射束也无法高度集中，一定会发散开；但要得到极准确的结果也不是不可能的，只要用“分裂射束”法就可以。假设有两道探照灯光束，它们彼此平行，一个亮着的时候，另一个必定熄灭。若是一架飞机前来进攻时，刚好飞到二者之间，那么光束就会不间断地照亮整个航程；举个例子，飞机若偏向右侧的光束中心，右侧的光束就会变亮，光束不停闪烁，就会提醒驾驶员飞机没有按照正确的航向飞行。除非飞机一直在两道光束的正中央飞行，两道光束的亮度相同，否则光束就会闪烁。在这条位于正中央的航线指引下，驾驶员可以找到他的目标。如此一来，可以让两个电台发射出的两道射束交叉于英格兰中部或南部任意一座城镇上空。德国驾驶员要做的就是循着一道射束往前飞，到第二道射束出现时，就把炸弹投放下去。这是我的解释！

上面这些就是分裂射束及著名的“科尼克拜恩”设施的原理，这个设施承载着戈林的期望，他还成功说服了德国空军：他们再空袭英国城市时，可以不必理会阴云、雾霾或是夜晚，同时还能避开高射炮和战斗机的攻击。在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看来，这个新发明可以跟磁性水雷一样击败我们，他们井井有条的大脑和对这个大计划的再三权衡，让他们有了信心，将这个新发明视为决定空战成败的最大筹码。正因为这样，当我们煞费苦心培训普通轰炸机驾驶员学习高难度的飞行技巧时，他们却停了下来。这个方法迎合了他们的观念与性格，因为它相当简单，且值得信任，对大批量培训很有裨益，能借助所向无敌的科技在战场上获得重大成果。德国的驾驶员就像德国民众追逐其元首一样，追逐着射束。他们也就只能追逐这个了。

但性格简单的英国人却因迅速收到提醒、马上展开行动，找到了对策。我们可以尽快在国内建造合适的电台，这样就能对德国人的射束造成干扰。敌方差不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这种干扰。还有一个法子比这更好。我们可以在某处安装重复发射器，只对分裂射束信号中的一束做出加强。如此一来，敌方飞行员就必须从准确的航线上偏离出去，以此实现两边信号的对等。这会导致大批量的炸弹被投放到距离城市十五或是二十英里的野外去，而这些炸弹原本能将城市严重毁损甚至彻底毁灭。作为首相，我在了解了这场神奇、可怕的竞争的原理后，用不着再细究什么，马上发布了所有必要指令，假设这样的射束已经出现，其余工作立即搁置一旁，先研究怎样抵御这种射束，若有任何人在执行该决定时有任何犹疑或是失误，都要跟我汇报。这项工作量很大，但我并未劳烦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我会跟那些友好机构详述我遭遇的一切重大障碍，前提是真的有这种障碍。可是这小范围、那时简直可以说是神秘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在短时间内选择了服从，障碍极少，很容易扫清，所以根本没必要劳烦旁人。

德国人在迪埃普、瑟堡周围刚刚建立了多处“科尼克拜恩”电台，差不多是在8月23日这天，这些电台发出了指向伯明翰的射束，大型夜晚空袭随之展开。“初始阶段的难题”，我们自然要解决；然而，“科尼克拜恩”电台的射束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扭曲或是遭到干扰，在此后最危险的9月和10月两个月份，德国轰炸机在英格兰空中兜圈子，漫无目的地投放炸弹——他们确实被误导了。

不经意间，我想起了一件事。在伦敦遭遇空袭期间，我掌管的国防部中有位军官，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乡间，那里跟所有城镇都有十英里的距离。他们惊讶地看见三片农田外的地方接连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他们数了数那些重型炸弹，超过一百枚。他们很疑惑德国人竟会空袭这里，不过他们没有被炸到，他们为此而感激上帝。第二天，这名军官谈及此事，尽管他的职位距离机密很近，但是没有人能解答他的疑问，因为那件事要百分百保密，严禁对外泄露任何消息，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了解内情。而这些人除了心领神会地笑一笑，没有更多表示。

很快，德国飞行员开始怀疑射束遭到干扰。听人说，这两个月内，没人有勇气将射束被扭曲或是遭到干扰的事告诉戈林。愚蠢的戈林坚信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他向德国空军发表了特别演讲及警告，承诺射束百分百安全，任何人不得质疑，否则马上开除。我们曾在闪电战中损失惨重，可以说，无论敌方使用哪一种飞机，以哪一种方式进攻伦敦，都能取得成功，这一点上文已经说过了。空袭极少正中目标，这是自然的，只有少于百分之二十的炸弹被投放到了目标范围之内，这一来是因为我方的反抗举措严重干扰了敌机，二来也是因为敌机普遍的误差。敌机的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却严重干扰了我方的生活、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承认，敌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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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内斗过后，最终改变了策略。他们很庆幸，有一支名为“第一百战斗小组”的队伍，用的射束是该队独有的，名叫“X设备”。起初，我方的情报人员对这个神秘的名字深感疑惑。我们对这种设备有足够多的了解，并有能力设计与之抗衡的装置，是在9月中旬。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第一百战斗小组”还可以继续准确投掷炸弹，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造出抗衡装置来。德国人急忙让这支队伍做向导，往目标处投放烧夷弹，引发严重的火灾，然后那些脱离了“科尼克拜恩”信号指引的德国轰炸机，就可以对这些发生火灾的地区展开空袭了。

德国人利用这种新策略攻击的首个目标是考文垂，时间是11月14日到15日。我们的新抗衡装置当时已开始制造，但要真正投入使用，还要好几个月，因为在技术方面还有个误差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掌握的跟射束相关的知识，依旧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参照敌方射束的方向与发射时间，预测出空袭的目标、时间、线路和高度。可惜那时候，我们的夜间战斗机受数目和设备所限，无法让这些情报发挥最大效用。不过，消防队和其余民间防空队却因这些情报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好处。他们时常在即将遭遇轰炸的地方集合，提前发警报给当地百姓。我们的抗衡举措很快得到改善，完全能够应对敌方的进攻了。同一时期，为了误导大批前来进犯的敌方飞机，我们会在恰当的时间，选择恰当的空地，点燃很多堆大火（用暗语说，就是“海盘车”），这样做往往成效不俗。

我们能够掌握“X设备”是在1941年初。然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德国人在认真研究过后，又开始运用一种名为“Y设备”的新型设备。先前的两种系统都是将交叉射束发射到目标上空，这种新的系统却只有一条射束，另外为了让驾驶员了解自己在射束指引下飞了多长的距离，他们还引入了一种特别的法子，可用无线电测量距离。在飞到正确的距离后，飞机便开始投放炸弹。在敌方将“Y设备”应用到实战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已经把它的准确操纵方法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他们打算用该设备为轰炸机引路时，我们已经找到能使其失效的对策了，这一来是因为我们很走运，二来也是因为我方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很聪明、很勤奋。我方的新干扰设备在德国人使用“Y设备”的首日晚上就开始起作用。通过收音器，我们听见敌方的引路飞机与地面指挥站恶言相向，显然，我们的设备生效了。正因为这样，德国空军从最开始就对这个新设备完全失去了信心，之后他们又失败了很多次，以至于彻底放弃。我们在干扰Y射束时根本没想到，这会导致都柏林在1941年5月30日晚上遭遇空袭。

德国的这项工程指挥人是马迪尼将军，战争结束后，他承认了两件事：第一，这场“高频率战役”开始后，他未能及时发现；第二，他轻视了英国情报机构及研究抗衡举措的机构。在射束战争中，他在战略方面的失误为我们所用，成功将他们的大批炸弹从我们的城市上空引开，当时，我们其余的各种抵御措施要么失败，要么还不成熟。他发动的这些空袭随时可能毁灭我们，我们因此倍感压力，但要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善抵御措施。我们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开始努力研究一种名叫“A.I.”的雷达，可以装在飞机上。防空研究委员会从1938年开始研究这种雷达，期望能用它来探测、追踪敌方飞机，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收获颇丰。然而，这种雷达体积过大，结构过于复杂，驾驶员很难独立操纵，于是它先是被安装到了有两个座位的“伯伦翰”式战斗机上，之后又被安装到了“勇士”式轰炸机上，操纵工作交由观测员来做，驾驶员听其指挥做事，当遇上敌方飞机时——晚间双方的距离约为一百码——就向其发起进攻。我一开始用“嗅感器”命名这种雷达，盼着它能尽快投入使用，但这是急不来的。然而，终究还是开始了。我们建立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地面操纵截击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英国的驾驶员开着安装了八支重机枪的战斗机——很快又安装了加农炮——追击基本没有任何防御的德国轰炸机，先前追击只靠运气，现在却开始借助截击系统。

眼下，敌方对射束的利用反倒帮了我们。我们从他们那里收到关于空袭时间与方位的十分清晰的警报，我们在相应地区的夜晚战斗机中队和所有设备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发挥作用，让当地的高射炮部队可以做出缜密安排，在指挥作战时可以将自身的整套复杂科技系统付诸应用，接下来我还会说到这些情况。德国的轰炸机损失率在3月和4月不断攀升，他们的军事首脑为此深感担忧。他们意识到，希特勒低估了将英国城市“炸成废墟”的难度。到了5月，德国空军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收到命令，放弃在夜晚空袭不列颠，转而为进攻另一个战场做准备。

如此一来，我们便成功击败或击退了德国人在攻陷法国后，为使不列颠臣服做出的三大努力。第一大努力是在7月、8月和9月，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惨败。虽然他们的总人数远多于我们，但他们却遭遇了重大损失，想要毁掉我们的空军、机场、飞机工厂，从而毁掉我们命脉与前程的计划更成为空想。紧随其后的是我们取得的第二大胜利。由于没能获得制空权，德国人横渡海峡、侵犯不列颠的计划宣告失败。我方的战斗机驾驶员十分勇敢，而他们的组织也相当先进，这更增强了他们的勇气。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建立了跟三百五十年前德雷克及其统率的英勇的小舰和海员建立的一模一样的丰功伟绩——二者的背景条件很不一样，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那时候，帕尔玛公爵在西班牙无敌舰队落败后，同样率领着强大的陆军停留在低地国，等船过来帮他们横渡海峡，除此之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趁夜对我国的城市展开狂轰滥炸，是德国人做出的第三大努力。他们又一次失败了，这要感谢我方战斗机驾驶员的忠诚不二与高超技术，还有民众无比强大的意志力，特别是站在最前面的伦敦市民及给他们援助的民间防空组织。然而，驾驶员和民众在空中和燃烧着大火的街道上做出再多的努力，若是没有这一章描述的英国科学与科学家发挥的永不磨灭的关键性作用，我们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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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再高，不会比天高。”这是德国的一句谚语。但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德国对我国的轰炸不会停止，而且会越来越强。我们没有任何依据预测空袭会慢慢变弱，直至终止，除非希特勒对俄国发起真正意义上的入侵。鉴于此，对于截止到现在一直在保障我们生存的举措与方法，我们要尽可能地予以改善，同时发掘出新的举措与方法。要将各类对雷达的研究与应用放在最高位。要大力招揽并组织科学家和技术员。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都要给他们最大的方便。除了这些，还要竭尽全力寻找新办法，击落敌方轰炸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因为德国人对我国的港口、城市发动的激烈空袭，一直没有间断过。我要说说三个方面的发展（这些还会在本书附录中多次提及），我之所以对这三方面有特殊兴趣，同时借助自己的职权努力推进，一来是因为林德曼的鼓舞，二来也是因为这是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一起研究出来的成果。首先是发射密度很高的火箭，我方的防空炮威力可借助它得到增强；其次是设置高空布雷网，具体说来就是将炸弹用很长的铁丝挂在降落伞上，安放到敌方飞机过来的航线上；第三是研制一种极敏感的引信，一旦靠近飞机就能引爆，甚至用不着直接命中目标。在这三方面，我们花费了很多财力、人力和物力，一定要简单描绘一下它们。

1940年，这三种办法都还没有生效，此时距离它们生效至少还有一年。敌方在我们正准备将这些新设备和新办法投入到战争中时，忽然中止了空袭（我们就是为应对他们的空袭，才研制了这些新设备和新办法）。不仅如此，在此后近三年间，空袭几乎销声匿迹，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的价值，被大部分评论家看轻，而要证明这种价值，除非严峻的考验真的到来。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从来没有对相同领域内的其余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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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改变射束。只要德国轰炸机准确击中了目标，就能轻而易举找到前一晚它们利用炸弹纵火的地点，唯一的例外是受我方“海盘车”的影响，他们已经分不清目标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击落它们，我们为此研制出了火箭与空中布雷两种新型武器。安装了雷达后，我方的防空炮能在敌方飞机沿直线匀速飞行时，准确找到其位置。当然，飞行员只要不是新手，基本不会飞直线的。它们的飞行路线会呈“Z”形，也可以说是“闪闪缩缩”地飞行，意思就是，它们会在炮弹从发出到爆炸之间的二三十秒钟内从射击地点飞离差不多半英里。

在事先预测好的命中地点四周布置大片高密度火网，便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能制造大批量高射炮，同时为其配备足够的人手，一百门高射炮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一起开炮。只可惜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可以用简单又实惠的火箭（就叫它“不旋转投射弹”吧，真名不能对外公布）取代高射炮。克劳博士在防空委员会期间，就曾研究出一种两英寸与三英寸的火箭，射击高度跟我们的高射炮基本持平，当时战争还没开始。相较于三英寸的高射炮，三英寸火箭的弹头威力要大很多，只是若论命中率，后者比不上前者。火箭还有一项难以估量的优势：它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这是很简单的事，不会对繁忙的兵工厂造成任何负担。我们曾生产出上千支火箭以及数百万炮弹。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方的地面防空炮一直由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负责指挥，他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将军；他不像大多数职业军人那样，对新发明心存反感，他很喜欢这种能使他火力增强的新发明。他把这种新武器编制成炮队，每一队有九十六枚火箭，规模很大，炮队的大部分人手都来自国民自卫军，相较于高射跑，炮队的密集火力威力要大得多。

随着战争的不断演变，我跟派尔将军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密切。他的反应相当快，让我觉得可以将那些重要任务分配给他做。他在指挥火箭炮队之余，还指挥别的军队，兵力最多时超过三十万，其中有男有女，还有两千四百门高射炮。扩充兵力的这段日子，他表现得非常优秀，我们击退了德国的空袭后，他的表现依旧如此。他在这段时期的任务，是从高射炮队的静态防御中尽可能抽调人手，尽量不用正规军和专业技术人员，而用女人和国民自卫军取代他们，以确保维持炮队的火力。我会再找个恰如其分的时机，描绘相关的具体情况。

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派尔将军的指挥工作帮助很大，后来在战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举措都要依赖这种帮助。高射炮队在不列颠之战的白日空袭阶段，击落了两百九十六架敌方飞机，而击毁或击损的飞机约为七十四架。然而，夜间空袭开始后，他们又遭遇了困难，只靠他们现在掌握的探照灯和声波定位器，根本不可能战胜这些困难。从10月1日开始，他们在四个月间击落的敌机约莫只有七十架。这一局势因雷达的出现被扭转。10月份，首批指挥炮火的雷达投入使用，为了解它们发挥的作用，我跟贝文先生观察了大半个晚上。探照灯射束到12月才开始安装。这种设备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操纵它的人员要接受严格训练，积攒大量经验。在如此大范围内做出如许众多的努力，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成果，这时已到了1941年春季。

德国在5月的前两个星期，对伦敦发动了最后几次空袭。期间，他们有超过七十架飞机被我方击落，这个数目超过了冬天那四个月击落的敌方飞机总数。当然了，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更多的高射炮。12月，我们总共拥有一千四百门重型高射炮，六百五十门轻型高射炮；到了5月，前者增加到一千六百八十七门，后者增加到七百九十门，除此之外，我们还成立了火箭炮队，总数约为四十支。 科学家将大量新发明和技术改善提供给士兵，我方的防空炮因此威力大涨，而士兵们对这些新发明和技术改善的应用，使它们的价值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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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炮队在1941年过了一半时才开始广泛应用于战场上，可惜能证明其效用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当时空袭的次数已经锐减。不过，要在实战中击落一架敌方飞机，火箭炮需要的弹药只比高射炮多少许，而高射炮的弹药不仅稀缺，并且要贵很多。火箭能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可以补足我方其余防空举措的不足。

我们还是要加紧生产空中布雷，把它们用很长的铁丝系在降落伞上，投放到德国空军必经的航道上，因为炮弹和火箭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投放到对的地方，然后在对的时间引爆才行。将空中布雷放到弹壳里是不可行的。而火箭外壳内部的空间相对很大，外壳也不厚。我们可以布置一片空中布雷区，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上，用七百英尺的铁丝悬挂三英寸火箭。为了抵御伦敦可能遭遇的大型空袭，我们生产了很多这类三英寸火箭。这样的布雷区能在长达一分钟的时间内保持威力，这使得它比高射炮更具优势。布雷不用像普通炮弹一样装备精准的信管，因为机翼的任意部位触碰到铁丝，都会将布雷拉上来，之后触碰到飞机，发生爆炸。

在空中布雷时，也可以借助飞机运载的火箭，或是直接利用小型气球使其升空，操作很简便。海军部对第二种方法很是支持。但在实战中，我们从来没使用过大批量的火箭。大规模空袭在我们大批量生产火箭时已宣告终止。战争最后三年，德国人竟未对这种方法做出改进，以抵御我方的大规模轰炸，这让我们很惊讶，也很庆幸。他们本可以在本国任意选择一个城市，在空中布置布雷区，这只需用到很少的布雷飞机，然后便可以将我方的部分轰炸机击落，他们若能布置更多的布雷区，便可击落我方更多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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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很重要。1940年，对我方的船舶和主要工厂而言，俯冲轰炸机好像是个很大的威胁。当飞机向船舶俯冲轰炸时，炮手可以忽略其移动距离，直接向其瞄准，有人据此推断击落这种飞机是很简单的事。然而，飞机若直接冲向下方，形成的目标是相当小的，而炮弹必须直接击中飞机才能触发信管，可惜直接击中的概率太低。我们不大可能借助定时信管，让炮弹刚好在与敌机擦身而过时引爆。0.1秒的时间误差就能造成数百英尺的距离误差，鉴于此，我们好像很应该研制一种新信管，不管炮弹有没有直接击中目标，只要抵达距离目标很近的地方就会自动引爆。

因为炮弹弹头的容积很小，大家开始留意三英寸火箭，它的弹头容积偏大。海军部曾于1940年极力推荐使用三英寸火箭，当时我也在海军部。应用光电管，光线变化的瞬间会产生波动，比如敌方飞机投下阴影。我们在1940年2月份制造出一个模型，我将模型带去内阁，趁内阁会议结束后，向大家展示。在信管旁边丢一只火柴盒，其指示灯便开始闪烁。首相及内阁所有大臣都兴致浓厚。但在做出这个模型后，我们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完善地大批量生产无线电信号机。在生产光电信管这件事上，我们同样付出了很多，但是同样的，当我们可以大批量生产时，敌方已暂时失去优势地位，对我们的威胁已不那么厉害了。

1941年，我们再度尝试制造近炸信管，跟此前那种很相似，当火箭飞到飞机近处时，就利用一架很小的雷达引爆弹头。初级阶段的试验曾在英国取得成功。美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这种知识，最终研制出成品，体积大大缩小，所有装置都能安放在火箭甚至是炮弹头部。在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研制出的“近炸信管”获得广泛应用，有效抵挡了1944年德国空袭我国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V1），以及太平洋上的日本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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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并改进我国反攻德国时要用到的雷达，构成了“巫术战”的最后一个阶段。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研制与改进都源自我方的经验和为防守付出的努力。在稍后几卷中，我会描述它们所发挥的作用。1940年9月之后，我们继续在空袭中艰难度日，近九个月后，情况方被扭转。我们在卓有成效地对抗现有威胁的同时，时刻关注着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转机，这就是我们那段时期的状态。 O35fsWEmaI20CTVsCg7v0Fvn92jLQJuxNQYFoCZ+g4xtHwW6idLTS1IPPz59S7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