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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而活泼——美国的愤怒——伦敦排水系统——可能出现瘟疫——窗户玻璃被震碎——定时炸弹——相关备忘录——拆弹队——排除了正在处理的威胁——配有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关于复仇——对比德国之后遭遇的空袭和我们遭遇的空袭——要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演习如何搬到“围场”——约翰·安德森离职后，赫伯特·莫里森代替他担当内政大臣——敌军开始利用烧夷弹进攻——国家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第四支皇家军队——伦敦对灾难的承受能力——以长期部署确保战争指挥机关的安全——为保障我的人身安全，安排我入住匹卡迪里街地下防空室——重返“新楼”——德国的计划再度发生改变——内陆城市——考文垂——伯明翰——空袭港口——1940年12月29日伦敦大火——英国国王身在白金汉宫——国王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一个跟将来有关的念头
这段时期，英国人尤其是地位很高的伦敦人展现出最大的勇气。他们庄重而活泼，工作起来十分勤奋，自信敌人绝对不能让他们臣服，眼前的生活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充斥着恐惧、动荡与形形色色的打击，他们却适应过来了。有天黄昏，我到东海岸金斯克罗斯考察的途中遇上了警报，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人在等最后一班公交车，他们精疲力竭，脸色惨白，排成了好几支长长的队伍。秋季的雾气弥漫在周围，还下着毛毛雨，又湿又冷。暗夜将至，敌军也将来袭。我心中一阵悲怆，对这一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正在承受的痛苦有了深刻的体会。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还有多少苦难要降临到民众头上？他们的精力是不是有限的？若他们的精力耗光了，会对我们强大的战斗力造成何种影响？
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非常同情伦敦和之后其余城市及港口遭遇的持续轰炸，这种同情的程度之强，在英语国家中从未有过先例。美国民众都愤怒不已，罗斯福总统更是如此。在美国，这样的情绪愈演愈烈。无数美国人，有男有女，都怀着极大的热忱，热切盼望能跟我们同舟共济，迫不及待想跟我们一起跟敌军开战，这一点我能感知到。非常令人振奋的是，所有来到英国的美国人，过来时都竭尽所能带来了礼物、尊敬、真挚的友谊以及休戚与共的情谊。不过这才到9月，接下来的好多个月，我们还要依照这种奇怪的方式生活下去。
防空洞与防御设备因为空袭持续增加。我很担心三件事。首先是排水。这片面积庞大、建筑密集的区域，居民总数高达六七百万，这里的排水管道和供水设备被炸毁是相当危险的，这是我的意见。排水管道系统能不能维持畅通，有没有可能出现瘟疫蔓延的情况？要是污水进入了供水系统会怎样？其实10月伊始，排水管道的干道排水口就被毁坏了，我们只能让污水全都进入了泰晤士河。河里的污水先是发出浓烈的臭味，后来又出现了一股我们倒进河里的化学品气味，不过这些情况并未超出我们的掌控。第二件事是，夜里好几百万人长时间挤在那种只可以抵挡弹片的街道防空洞里，我怕会引发各种传染病，比如流感、白喉、伤风等等。不过，大自然好像已经考虑到了这种危险。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呼出来的病菌很明显可以相互吞噬、抵消，不会危及人们的健康。这个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尽管不够科学。这个危难不断的冬天，伦敦市民的身体的确比平日里更健康。另外，一个国家的百姓若都能振作起来，那么无论面对多少痛苦，他们好像都能承受。
第三件事是玻璃可能会供不应求。一枚炸弹就有可能把一条街上所有的玻璃窗都震碎。在备忘录中，我曾针对此事心急地问了一次又一次，还提议马上停止对外出口玻璃，不过我担心的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现实和统计数字都证实我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 * *
敌方在9月中旬改变了空袭的方式，新方式相当有破坏力。他们在各地投放了很多延时炸弹，非常难处理。很多铁路线、重要交通枢纽、连接重要的工厂及飞机场的道路、街道主干道被迫关闭了好多次，影响了正常使用。这些炸弹一定要挖出来，或是爆破，或是拆除。这项工作危险系数极高，最开始尤其危险，怎样把炸弹挖出来，需要我们冒险自行探索。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我描绘过拆除磁性水雷的过程，十分曲折，尽管眼下很多人都能这样勇于牺牲，但此举依然是非常高尚的。我一直对延时炸弹兴致浓厚，我首次留意到它是在1918年，德军为阻挠我们借助铁路进攻德国，使用了很多这样的炸弹。我曾经极力主张将这种炸弹应用到挪威和基尔运河两地。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能比得上它，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能制造长久的恐慌。眼下，我们深受其害。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处理这些定时炸弹。由才能出众的金将军担任组织负责人，我曾在契克斯接见过他。没过多久，他又让泰勒将军取代了自己的位置。为加快这一工作的进程，我在备忘录中做了一系列记录。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怎样处理伦敦市区，尤其是铁路上那些还没爆炸的炸弹，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这一点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时已经谈到了。要不是这些炸弹，列车编组场也不会变得越来越挤迫。让北部与西部同时派出拆弹部队，另外让金将军的组织尽可能迅速地扩大，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可能用不了多久，这件事就会变得更难以解决了，因此在处理这件事时，务必要制定极为缜密的计划。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好尚未爆炸的炸弹，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便有可能严重影响飞机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为了方便拆弹队工作，应向他们供应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设施。现在正在做的实验、正在研制的设施，在陆军大臣送过来的文件中都有详尽的描述。目前他们需要的设施要尽快开始生产，以后他们若需要其他设施，也都要满足。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据说美国人研制出一种全新的钻子，人要两三天才能钻出的洞，这种钻子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钻出来了。
我觉得拆弹部队应该用得着这种工具，你权衡一下是否要预定一批。在第一时间将炸弹挖出来，处理掉，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这种工具的价格应该很高，不过借助它们可以挽救价值是前者很多倍的生命、财产。不仅如此，我也觉得我们有责任为这些勇士提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我听说用钻孔法
处理延时炸弹效果甚佳，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想大规模推广这种方法，以解决这些炸弹给我们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困扰。请提交一份报告给我，告诉我这种方法的最新应用程度。
所有城市、乡镇、地区都成立了专门的拆弹队。这项工作可能会危及生命，但人们仍积极主动地想要参与。专门的拆弹队成立了，队员们终日徘徊在生死边缘。这一关过去后，有的人活下来了，有的人却在经历了数十次虎口脱险后永远离开了。我出去考察工作，每到一处都能见到当地的拆弹队。跟普通人相比，队员们的面色好像有点不一样，不过看上去十分英勇，忠心不二。他们的面庞瘦削，面容疲惫，面色有点发青，可是双眼相当有神，嘴唇紧抿，动作坦然。我们在描绘艰苦岁月时，时常滥用一个词汇“肃穆”，用这个词汇来形容拆弹队恰如其分。
我对其中一支拆弹队印象深刻，它可以代表其余很多拆弹队。队伍中有三名成员：萨福克伯爵及其女秘书和司机，那名司机已经很老了。他们说他们是“三个人一条心”。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表现英勇，从没出过意外。他们从容微笑着挖到了第三十四枚炸弹，却在挖第三十五枚炸弹时遭遇不测，三个人全都上了天堂。不过，天堂那边一定会“为他们吹响所有号角”，就跟那位勇敢追求真理的先生上天堂时一样
。
忠心耿耿的拆弹队帮我们迅速清除了危险，很多最值得尊敬的人都因此献出了生命。我在不到一个月后写了一封信，如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9月伊始，延时炸弹好像要给我们制造大麻烦，但是近来关于它们的消息已经很少了。我感觉情况变好了。我需要一份报告，了解德国近来向我们投掷延时炸弹的数目，以及成功清除和尚未清除的数目。
到底是因为敌方放弃投掷炸弹才让情况变好的，还是因为我方找到了更好的处理炸弹的方法？
伊斯梅将军又给出了一个让我欣慰的答复。
* * *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敌军利用降落伞投掷了大量水雷，跟先前用飞机投掷的炸弹相比，这种水雷更重，威力也更大，由此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爆炸。要抵御这种水雷，唯一的办法是以牙还牙。同样导致以牙还牙的，还有德国人已经撕掉假面，不再把军事目标视为空袭的唯一目标。对德国人以牙还牙，我是支持的，但我的良心却非常不安。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的意见是，现在我们若能在一个月内选取两三个夜晚，对部分德国小城市的大片区域展开力度较弱的空中突袭，便能有效震慑德国人。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说可以不理会我们的纲领政策，任意采取行动。你一定要知道，德国所有未受过我方空袭的地方，当地人都有可能被我们的敌人告知，没有国家能突破德国在空中的防御，而真相是什么，当地人从来都不知道。务必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技术性因素并不是全部。鉴于此，希望你可以根据我的目标给出提议，等机会到来时，便可以付诸实践。
包括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浦斯海军上将在内的一些人，都不赞成这件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呈参谋长委员会
（送交菲利浦斯海军上将参阅）
1940年10月9日
1.道德不允许，并非我们不赞成对德国以牙还牙的唯一理由。对我方而言，集中兵力进攻最主要的军事目标更有好处。还有，敌方在狂轰滥炸之下，在导航等方面表现出糟糕的技术水准，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落了下风。
2.不过，敌方改用降落伞投掷大的水雷，证明他们已彻底抛弃了先前的假面，不再佯装只进攻军事目标了。敌军在高达五千英尺的空中，不可能看清楚轰炸目标。很明显，他们是想对平民百姓实施“恐怖手段”。这样的轰炸，不会影响我方的斗志，但对敌方的斗志有没有影响呢？我们要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毫不复杂的作战观念。
3.我希望，德国人每次利用降落伞向我们投掷一枚大水雷，我们就以牙还牙，同样投掷一枚到他们的城市里；有个很好的提议，列一张清单，把我们打算空袭的德国城市全写在上面。我认为他们承受不起，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神经紧绷呢？
4.要从政治方面思考、确定公开此事的时间与方法。我迫切想了解，准备工作何时能够做好。这件事公开后要马上付诸行动，这一点还请留意。请诸位军官尽可能迅速地找出最佳方法，使该计划得以在大范围内执行。在之前从未遭遇过空袭的德国城镇投放带有降落伞的水雷，是最佳选择，不过若是为了节约时间，被迫采用已有的一千磅规格的空投炸弹，请附加说明。
5.恰如其分的以牙还牙，也就是敌人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原样返还，关于此事底限的计划书，希望能在周六晚上交给我。德国人利用带有降落伞的水雷袭击我们，作为回应，我们就去袭击德国的城市。有报告说德国人今天向我们投掷了三十六枚水雷，明天应该会增加到一百枚。既然这样，那就以每天一百枚作为标准，确定最佳行动计划，限期是一周到十天。如有需要，稍作延期也可以，不过绝对不能反对。
6.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要再抱怨、争吵了，等上面的计划对外公开时再说。请找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提议，周六晚上告诉我。
过了一个月，我还在呼吁对德国人以牙还牙，然而，不停有人表示反对，从中作梗，理由是道德和技术不允许。
首相致空军大臣、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16日
有报告称，昨天晚上，敌人在此处投掷了很多地雷弹，有不少现在还没爆炸，十分危险。
请将如何有效向德国复仇的计划，马上呈交给我。
以我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将一模一样的地雷或是重型炸弹运送到德国，轰炸机中队也迫切想用这样的炸弹，可是空军部一直不批准，这一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觉得空军部应该好好权衡一下我的想法和期望。我们应该用德国人对付我们的方法对付德国的军事目标。这件事我已催了三周，什么人在阻挠？
1940年至1941年冬，伦敦民众遭遇的苦难，跟战争最后三年德国人遭遇的苦难很难作比较。战争进行到最后，炸弹的威力和空袭的强度都大了很多。不过，从另一角度说，一个完备、安全的防空系统，已经因长时间的准备和德国人的严谨建立起来了，而且强制要求所有人都进去避难。最终，我们抵达德国时，看到很多城市在遭到毁灭性破坏后，还有牢固的建筑矗立在地面上，开阔的隧道隐藏在地底下。房子、财物在轰炸中被毁后，人们还可以每天在隧道里过夜。很多地方都被炸成了废墟。伦敦遭遇的空袭不及德国猛烈，可是跟德国的安全设施比起来，伦敦的实在差得很远。唯一安全的是地铁。若是被炸弹打个正着，绝大多数地下室或地窖都不会安全。空袭期间，所有伦敦居民在辛苦工作一天后，都在自己家或是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中休息，他们听天由命，带着英国人的淡漠态度。防御爆炸弹片的设施差不多可算是唯一的掩护，然而，相较于传染病，心理方面的胆怯，威力并不算大。不过，若是对1940年的伦敦投放1943年的炸弹，那么伦敦必将遭到毁灭，换成其他任何人类组织都是一样。可是所有事情的发展，依照的都是自身的顺序与关联，尽管伦敦并未被征服，但是没有人有权断定它是可以被征服的。
在战争开始之前和消极反抗阶段，从未或是极少建造坚固到能抵挡炸弹的据点，让中央政府能够在其中正常工作。我们一度制定过缜密的计划，想把政府从伦敦搬走。很多部门早早地搬到了其他地方，如哈洛基特、巴思、基尔特纳姆等。如果政府真要从伦敦搬走，我们需要为内阁大臣和主要官员准备住处，为此我们曾大范围征用过民居。然而，眼下政府和议会已经下定决心留在伦敦，不惧敌方的空袭。我跟他们一样。先前，我们高估了轰炸的威力，觉得一定要全体撤出或是疏散。可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我们又有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首相致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伊斯梅将军或是雅各布上校，以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让黑色和黄色文员
一次性全部撤出伦敦，这种想法我从未有过。除非伦敦中央政府确实不能再逗留，否则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太危险了。而且用不了多久，敌方就会找到文员的新办公室，展开轰炸，大家要藏身，没有比伦敦更方便的了。
2.将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从白厅搬到“围场”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必须要能井然有序、积极地运作。要在基本不间断的空袭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眼下务必要开始规划，如何分批将战时内阁及其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搬到“围场”去，有些不那么重要的搬迁，不妨现在就开始做。战时内阁大臣应该到“围场”参观一下他们的新办公室，准备好一旦收到命令，便可立即动身。他们夜里要是想静一点，最好整夜待在那里。一定要下令禁止向民众谈及此事，虽然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
白厅-威斯敏斯特地区在任何时间遭遇激烈空袭，都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德国首先一定会击溃我们的中央政府机构，然后大肆进攻我们的国家。在其余所有地方，德国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一定会空袭白厅-威斯敏斯特地区，因为这里的景致特点太突出了，泰晤士河与河两岸雄伟的建筑白天黑夜都那么明显。我们务必要做好准备，以防中央政府被击溃。
3.海军部有很好的防空设施，目前还没必要搬迁。空军部却要开始搬了。陆军部和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务必准备好随时搬迁。
4.要将总人数在两三百以下的重要官员及其直接助手搬到新办公室，哪些安排是必不可少的，怎样才能一步步做好这些安排，请马上为此展开商讨。我打算周一拿出一个经过深入考量的方案给内阁，所以这份报告请在周日晚上交到我手中。依照先前的规定，周一内阁开会的地点要么是内阁会议室，要么是中央作战指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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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地下、地上建造各种牢固的据点，让政府行政机关和几千名官员在其中正常办公，我们才能继续坚守伦敦。我们曾为战时内阁设立了一处据点，称为“围场”，它靠近汉普斯特德，其中有办公室，有卧室，还有能接收、发送电报的设施，以及装有防护的电话。为了让大家了解如何应对太过猛烈的轰炸，9月29日，我发布命令，展开实地演习。“在我看来，到‘围场’去是相当重要的。鉴于此，内阁下周四的会议应该在那里召开。另外，政府其余各部门的主要成员也应演习一次如何转移到那里。应该为战时内阁大臣及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员准备午餐，当然前提是这样方便的话。”黎明之前，我们在“围场”召开了内阁会议，还让大臣们参观了他们的卧室和办公室，他们都很满意。为庆祝此事，我们一起吃了午餐，吃得十分开心，之后我们返回白厅。这是内阁大臣唯一一次使用“围场”。在“新楼”地下的作战指挥室与办公室顶上，我们浇筑了钢筋混凝土，厚度达六尺，我们还悉心安装了通风设施和供水设施，不过最完备的当属通话设施。这些地下办公室比泰晤士河的水位低很多，且与泰晤士河只有两百码的距离，为了避免河水进入办公室，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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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份，风雨不断，天气既潮湿又寒冷，不过这种处于生死边缘的特别新环境，伦敦好像已经习以为常，有时甚至有些怡然自得。往返白厅的交通变得很不方便，因为白天空袭不断，上下班高峰期人流又多，铁路故障连连。我得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我怕文员一周工作四天这件事一旦公开，会影响到工厂，因此差不多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下令不要再议论此事。不过，眼下我提议一周工作五天，有四个夜里睡在办公室（最好就餐也在办公室进行），三个夜里、两个白天吃住在家里。这只针对那些家在郊外却在伦敦工作的人。在公交站台，我看见很多人在排队等候，快速往返伦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各个政府部门都应制定一个计划，兼顾工作和员工的便利。务必要在五天内完成所有工作。应该将每天的车流均匀化，错开上下班时间，尽可能让大家在上下班高峰期到来前回家。
对于此事，你有何建议，在发到政府各部门的文件中，你又会提出何种对策，请告诉我。
这个计划在认真研究过后，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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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因张伯伦先生病重退出，人员变动很大。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作为军需大臣，做事大胆、强势，约翰·安德森爵士在应对伦敦遭遇的闪电轰炸时态度坚决，处理妥当。10月伊始，这座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连续的激烈空袭，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将内政部（目前也是国家安全部）交由议会中一名经受过长时间磨炼的成员掌管，是相当有利的。敌方进攻的首要目标是伦敦。作为伦敦居民，赫伯特·莫里森对伦敦的行政了如指掌。他曾在伦敦郡议会中担当过领导，主持过郡议会中的很多事务，在伦敦行政管理方面，他拥有无人能及的经验。而约翰·安德森在内政部表现得极为优秀，我想让他在同一时间担任枢密院长，掌管权限更广的内政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分担内阁的很多工作。我个人的负担也会因此减轻，这会使我在指挥作战时精力更集中，同僚们希望我在这件事上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倾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我请这两位高级内阁成员调换了彼此的职位。赫伯特·莫里森做的这份工作很不好做。我很难在这本书中描绘出伦敦行政管理的各种难题，有时候，一两万居民在一夜间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有时候，火势蔓延难以控制，只能靠居民站在房顶上像消防员一样不停岸望来预防；有时候，敌方会对医院展开空袭，全然不理那里满是断手断脚的居民；有时候，不够安全也不够卫生的防空洞会挤上数千甚至上万筋疲力尽的居民；有时候，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问题不断；有时候，空袭炸毁了排水管道，照明、动力、煤气全都停止供应；即便是这样，全伦敦还要继续作战、工作、生活，为了让近百万伦敦人准时上班，每天早上要将他们送进来，到了晚上再将他们送出去。这样的情况何时才是尽头，我们不清楚。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莫里森在我的要求下出任内政大臣时，完全明白做好这份工作很不容易。他说自己需要几小时，把这件事想清楚，但没过多久，他就过来见我，说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并为此感到自豪。他是这样的有担当，让我十分欣赏。
内阁民防委员会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期间就已成立了。那段时期，委员会每天早上为全面分析形势召开例会。我也每个星期（一般是星期五）组织一次会议，一切相关部门都要参与，以确保新的内政大臣能行使国家给他的所有权力。通常在会议中要讨论一些让人十分不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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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我们的内阁人员变动没多久之后，开始采用新的方法展开空袭，这对我们的总方针造成了影响。此前，德国人基本只用烈性炸药炸弹空袭我们；可到了10月15日晚上，他们动用了四百八十架飞机，投放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和七万枚烧夷弹，这是我们在10月遭遇的最激烈的一次空袭。先前，我们曾催促伦敦市民躲起来，还对防护设施做出了尽可能的改善。然而，眼下我们被逼无奈，将“去地下室”改成了“去屋顶”。相应方法的制定，要由刚上任的国家安全大臣负责。
没过多久，一个将伦敦完全囊括在内（不包括内陆各个城市实施的举措）的大型防火岸望哨和消防队建立起来了。防火岸望哨一开始只有志愿者，但这很快就变成了一项义务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的人实在太多了，并且所有人都深感应该轮班负责这项工作。该工作鼓舞了各个阶层的人。女士们也都争相想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办了很多培训班，教防火岸望哨对敌方的各类烧夷弹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少人都变得相当专业，大火在数千枚烧夷弹烧起来之前就被扑灭了。大家冒着被德国人轰炸的危险逗留在屋顶上，唯一的防护就是头上的钢盔，这样过了一夜又一夜，很快便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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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先生没过多久就做出决定，将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成国家消防总队，除此之外，还有一支大型消防队，成员全是普通百姓，他们利用空余时间接受训练、工作。跟房顶岸望哨类似，这支民间消防队一开始也是大家自愿组成的，到了后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把这项工作视为共同的义务。机动，训练标准、器械标准都是统一的，有正规级别，这些都是国家消防总队的优势。其余民防队都组建了地区分队，收到指令后，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任何地方。战前的“防空大队”现在变成了“民间防空队”。队员们大部分都发到了质量上乘的制服，他们感觉自己是皇家的第四支部队。赫伯特·莫里森在做这些工作时，从一位名叫艾伦·威尔金森的勇敢的女士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近日，这位女士去世了，我们为此很伤心。每天不分白天黑夜，防空壕中总有她的身影，在民间消防队的组建方面，她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女性防空志愿队在莉丁夫人积极的引导下，同样功绩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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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空袭不可避免，我情愿让伦敦遭遇空袭。伦敦可以承受巨创，即使身受重伤，也能存活、工作，俨然一头史前巨兽。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在工人所住的两层楼房住宅区内随处可见，我们曾做出一切可能的尝试，让它们适宜居住，让雨水能排出来。其后，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出现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外形像一张厨房用的大桌子，材质是钢铁的，相当沉重，周围用坚硬的铁丝圈起来，一座小屋塌下来都不会压垮它，依靠这种掩体，很多人得以存活。“伦敦毫不在乎”其余的损失。这些打击，伦敦人都承受住了，如果还有更严重的，他们也能承受。那时候，我们确实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首都被彻底摧毁。更何况，摧毁一座大城市的“收益递减”，这条规律我已在下院说过了。很快，在大片区域内基本找不到能烧、能炸的地方了，很多炸弹只能落在断壁残垣上，将那些破砖烂瓦炸得更烂而已。伦敦人居无定所，坚持工作，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伦敦人都为自己感到骄傲。国内各地都很敬佩伦敦，国内其余大城市都振作起来，打算在空袭到来时竭尽所能，绝对不能表现得比伦敦逊色。很多人好像对伦敦的声名感到艳羡，不少人从乡间赶到伦敦，在这里过一两夜，“开眼界”之余，跟伦敦人同舟共济。我们只能禁止人们这样做，否则会影响城市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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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安置中央政府，确保其安全时，眼光要放长远，因为德国对伦敦的空袭可能将持续到战争结束时。
首相致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
1940年10月22日
1.敌军轰炸伦敦的大致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轰炸很激烈，并将持续很久。对白厅和政府中央地带的轰炸，实际上有可能到全部历史悠久或是不够牢固的建筑全被毁掉时才能宣告结束。所以要尽可能迅速地为行政机关的大量主要职员、官员，还有作为战斗指挥者的重要大臣和主要部门，在那些很牢固或是可以加固的民居和建筑内准备居所。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能被德国人赶出伦敦，也因为我们要让陆军部及其余部门取代我们，住到英格兰西部地区为“暗自搬迁”而保留的房屋中去。我们一定要做出决定，到底是走还是不走，然后毫不犹豫地执行到底。
2.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搬到“围场”的房屋中去。自己接连数周待在“围场”生活、工作，却让绝大多数下属待在条件不如白厅的地方，战时内阁成员怎么可能这样做？目前唯一适合的住处或是防空掩体，就是“围场”的房屋。当“杰姆乌鸦”拉响警报时，尼维尔厅的工作人员只能跑来跑去避难。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要避到“围场”去，在那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有些不必待在伦敦市中心的部门，可以搬去“围场”。
3.差不多所有政府机构建筑及其地下室都相当危险，或者只要被一枚炸弹直接击中，它们就会崩溃。那些建造得比较早的建筑都被炸塌了，以财政部为例，我们亲眼见证了它的倒塌，它的地下室也随之变得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查尔斯国王大街两侧的外交部和贸易部的两座高楼都相当牢固，地下室也十分安全。我已下令，将一层非常牢固的屋顶保护设施安装到作战指挥室、中央作战指挥室办公室、贸易部大楼中的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的屋顶上。工期只需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前提是施工不能中断。务必要确保这项工程尽快完成。这样的保护设施并不能百分百确保安全。受目前条件所限，利奇蒙台的防护工程还有欠缺。贸易部已收到搬迁命令，在总的搬迁计划中，这一部门的搬迁不可避免，其后该部的大多数职员应搬到伦敦以外去住，这是自然的。
4.伦敦有几栋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建造时就考虑到了可能会发生空袭，十分牢固。战时内阁及其秘书处可以搬到这里办公，重要内阁大臣可以住到这里，为此应该马上把这几栋大楼空出来，做好准备。对这种地方的需要，一定会不断增加，因此我们用不着害怕这种地方准备得太多了。务必要让政府的主要工作持续进行，同时确保其工作效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5.我已提出要求，准备别的开会地点给议会。上下两院的会议室迟早会被空袭摧毁，议员在其中开会是非常危险的。但愿会议室被炸毁时，没有议员待在里面。若有一枚炸弹直接打过来，两院的地下室根本承受不起。敌方飞机来袭时，一个很明显的大目标就是威斯敏斯特宫和白厅，已有超过五十枚重型炸弹落在这周围了。内阁已经批准，两院可以尝试到别的地方开会。我的意见是，从下周四开始的两周，议会停止开会，但愿议会能利用这段时间，找到办法解决他们开会的问题。
6.我觉得应该确定一位战时内阁大臣，负责密切联络财政大臣，统一指挥、监督那些紧急的、重要的、涉及面很广的工作。里斯勋爵及其掌管的部门，应该以此作为他们的工作目标，同时接受内阁监督。我想让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主管此事，当然前提是大家没有异议的话。
随后，我委托比弗布鲁克勋爵建造了大量抵御炸弹的据点，其空间足以供很多国家部门的所有主要成员藏身，这些据点中有十余个（有几个据点之间连着地道）保存至今。等到空袭结束后，部分据点还在建造中。1944年、1945年两年，敌军利用无人驾驶飞机和火箭再度前来空袭，也只有少数几个据点派上了用场。虽然这些据点被利用得极少，却让我们感觉有了保障。在近卫骑兵队操场对面，海军部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建筑，其墙壁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厚度达到了二十英尺。等日后社会安定下来时，再由我们的后人去头痛如何拆掉它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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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快要到来时，乔赛亚·韦奇伍德在议会大吵大闹，原因是我没有百分百安全的防空设备，以抵御夜晚的空袭。乔赛亚跟我是老朋友了，在达达尼尔海峡战争中，他曾身受重伤。他一直支持单一税制，后来他转变了观念，还加入了工党。他有个兄弟，担任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在匹卡迪里街上修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办公室，颇有先见之明。曾有一枚炸弹在潮湿的土地中深入八十英尺，但地下办公室的深度及其地面上的建筑，足以确保办公室内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可以在这地方休息，大家都向我这样提议。最终，我应承下来，10月中旬到年底的这段时间，只要有空袭，我晚上就会到这里工作、休息，我休息得很好。若其余大部分人都身处危险之中，只有一个人相对安全，那这个人良心上就会很不安，这是自然的；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多人都要求我这样做。差不多四十晚过后，我又搬回去了，此时“新楼”已被加固。在这里，我跟我太太一直住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住得很舒服。这座楼房用石块建造而成，很是牢固，我们住得很安心，只去过底下的防空室寥寥几回。我觉得起居室的墙上最好不要挂东西，但我太太却想把我们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挂在上面。最终，她获胜了，照片挂到了起居室，结果证实这是很好的。天气清朗的晚上，能从“新楼”圆形房顶旁边的房顶上看见伦敦的风光，很漂亮。为了让我可以在月光下漫步，在空袭到来时观望火势，大家帮我在房顶上安装了能够抵挡弹片的顶栅。1941年，晚饭过后，我经常带着美国客人去那里，他们的兴致往往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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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晚间，伦敦没有拉响警报，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两个月没发生过了。对于这样的宁静，很多人心生疑惑，认为出了意外。第二天晚上，敌方对我们的岛屿各处发起空袭，并持续了一段时期。德国人再度改变了空袭的方法，将英国的工业中心当成重点空袭对象，同时不放弃伦敦这个关键目标。为了轰炸特定的重要地区，德国人特意培训了独一无二的轰炸机中队，并为其配备了新式导航设备。例如，他们为炸毁格拉斯哥市希林顿地区的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培训了一支编队。这种计策是用来过渡的，只能在短时间内实行。德国人暂时搁置了侵略不列颠的计划，却没有开始入侵俄国，这种念头只有希特勒的亲信才会有。正因为这样，德国空军将利用冬季余下的时间做两个试验：一是试验夜晚轰炸技术设备，二是试验用空袭破坏英国的海上贸易、军用和民用生产。他们要是一次只做一件事，坚持到底，结果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确定自己想做什么。
11月14日晚间，德国人对考文垂实施了闪电轰炸，这些全新的轰炸技术的应用就始于这一天。戈林期待着能毁灭各座地方城市或是军工厂，因为以伦敦作为进攻目标，范围好像太广了，要取得关键性进展相当困难。14日傍晚，空袭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德国共出动了近五百架飞机，投放了六百吨烈性炸药炸弹，以及数千枚烧夷弹。在我们遭遇的所有空袭中，这一次的破坏力度最强。考文垂的中央地带被完全炸毁，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四百人在轰炸中死亡，更多的人身受重伤。“考文垂遭遇的轰炸”将会在我国的其余城市上演，德国的广播电台这样宣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没有停止一切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的运转。考文垂民众先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轰炸，他们的活动也没有因此中止。之后不到一周，考文垂的运转就在紧急重建委员会的帮助下恢复正常。
11月15日晚上有很好的月光，德国人乘机再度对伦敦展开猛烈轰炸。伦敦损失惨重，教堂和其余古建筑尤其如此。随后是伯明翰，11月19日至22日，德国连续三次轰炸伯明翰，当地破坏严重，伤亡人数众多，死亡人数接近八百，受伤人数超过两千。然而，面对这样的考验，伯明翰的生活继续，精神不倒。过了一两天，我去伯明翰考察当地的工厂，同时想了解一下轰炸造成的后果，结果遇到了一件事让我十分欢喜和感动。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有个很美的少女冲着我的车跑过来，往车里扔了一盒雪茄，我立即叫停了汽车。少女说：“这周我拿到了奖金，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是最优秀的。一个小时之前，我刚刚听说您要过来。”她要花两三英镑买这份礼物。我开心地吻了她（站在首相的立场上）。随后，我去瞻仰了集体坟墓，它们排得相当长，很多市民及其子女才被葬到其中。伯明翰精神光芒万丈，一百万市民极具组织性和自觉性，且深明大义，在肉体的折磨面前毫不畏怯。
空袭的目标在11月最后一周及12月初转移到各个港口。布里斯托尔和索斯安普顿都遭遇了激烈空袭，情况最严重的当属利物浦。其后，面对轰炸，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等武器生产中心都表现得毫无畏惧，顺利过关。我们的国家信念坚定，无论何处遭遇轰炸，都不改初衷。
12月29日，周日，伦敦再度遭遇这几周内最大规模的空袭。此次空袭中，德国人费尽心机积攒的所有经验都派上了用场。他们其实是在纵火，特征太明显了。伦敦的金融商业中心地区是轰炸的主要目标。潮水降至最低水位时，轰炸开始了。为了毁坏自来水干道，德国人一上来就投放了自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有大约一千五百个地方烧起了大火，需要扑灭。火车站、码头都毁损严重。八座“雷恩”式教堂要么被毁，要么受损。火灾和炸弹摧毁了市政厅，圣保罗教堂却得以保全，这是民众勇于拼搏的结果。在大英帝国的最中心位置，直到现在还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断壁残垣。但是，之后英国国王夫妇亲临现场考察时，大家却仍旧用任何一个皇家大典都不可能引发的热忱，欢迎了他们。
这场漫长的考验，还有几个月才能走到终点，在此期间，英国国王时常待在白金汉宫。白金汉宫的地下室正在建造避难所，可是距离完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国王从温莎来到伦敦时，有好几回刚好遇上了轰炸。他跟王后有一回险些被炸弹击中。在国王的允许下，我将用他的原话记录下此事。
1940年9月13日，周五
我们〔从温莎〕来到伦敦，刚好遇到空袭。这是个阴雨天，雨下得很大。我跟王后到了楼上的小起居室（上次的空袭毁坏了我原先那间起居室的窗户，那间起居室因此不能再用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方形的院子。忽然之间，我们听见了一架俯冲轰炸机的声音，轰隆作响，音量不断提升，然后我们看到从白金汉宫对面飞来两枚炸弹，击中了方形院子。在大约八十码开外的地方，炸弹爆炸了，我们随即看见了烧起的大火，听见了爆炸的声音。我们正对着的窗户，有爆炸风涌进来，两个大弹坑在方形院子里显露出来。其中一个弹坑里的自来水管被炸破了，水从里面喷涌出来，通过被毁坏的窗户进入走廊。所有事情发生在短短几秒钟内，我们迅速跑到走廊里去。炸弹共计六枚：两枚在前院，两枚在方形院子，一枚击中了教堂，将其炸成废墟，最后一枚击中了花园。
国王先前参加过日德兰战争，当时他是一名海军中尉。眼前发生的这些事，让他觉得相当刺激，他很高兴自己能待在伦敦，跟臣子和百姓们共度难关。那时候，我跟同僚们都没意识到这件事有多危险，这一点我得承认。如果窗户不是打开，而是关闭的，那么玻璃就会被震得粉碎，飞溅到国王和王后脸上，造成的伤害会是相当恐怖的。然而，他们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像我这种时常跟他们及他们的随从会面的人，都是在许久过后，为写此书向他们询问时才知晓。
那段时期，我们想象着将要在白厅的断壁残垣上发生的战争，内心庄重又冷静。在白金汉宫的花园中，国王建了一个打靶场，他跟其余王室成员、他的侍从武官用手枪和冲锋枪练习打靶，练得很用功。没过多久，我送了一支美国短卡宾枪给国王，那是我从别人送给我的几支中挑选出来的一支极好的枪。
国王改变接见我的方式，差不多就是在这段时期。我刚上任的那两个月，他一般每星期都会选一天，在下午差不多五点钟正式接见我一次。如今变成了每周二午餐时，跟我一边用餐一边会面。商议重大国事，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法子，王后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有几回用餐用到中途，我们被逼拿着盘子、酒杯转移到还未完工的防空室里去。一星期一次午餐，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起初的几个月过后，国王决定用餐时由我们自己招呼自己，一个佣人也不用。接下来的四年半都是如此，期间国王对一切呈送上来的电报与公文都阅读得相当仔细，我能感觉得到。英国宪法规定，大臣负责的所有事务，君王都有权了解，同时君王有权向政府提出建议，不受任何限制。我留意将所有情况都上报国王，在每周跟国王的会面中，我经常发现那些我还没看过的文件，国王却已完全了解。这些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很有幸能拥有这么好的国王和王后。而我以首相的身份，被国王如此亲切地招呼，让我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忠实拥趸感到无比骄傲。在我看来，国王与首相的关系如此密切，在安妮女王在位、马尔巴罗掌权之后再没出现过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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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一年走到了尽头。我已提早将战争全貌描绘了出来，以使情节显得前后贯通。大家会了解，一切动荡都将我们的淡然、镇定反衬得更加突出，而正是依靠这种镇定，我们的战斗得以继续，政策得以实施，外交活动得以进行。我一定要明确写出来，这些毁损确实没有让中央政府绝望，正好相反，它们让我们有了清晰的观念、忠诚的友情、英明的举措，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过，不要认为敌方的空袭若是比现在猛烈两三倍，甚至十倍、二十倍，也会造成一模一样的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