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连续的几个进攻阶段——戈林亲自上阵担当空战指挥——他试图使伦敦臣服——希特勒自夸——五十个夜晚（9月7日到11月3日）空袭不停歇——派尔将军布下高射炮网——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唐宁街与“新楼”——大手术过后，张伯伦意志坚韧——他答应不再留在伦敦——他安然去世——唐宁街十号的一顿晚餐——幸而我突然想到这一点——财政部的院子里落下一枚炸弹——派迈尔街道着火——喀尔顿俱乐部在空袭中被毁——民众的英勇——拉姆斯格特的饭馆与战时保险方案——地铁发挥了防空掩体作用——我们预测伦敦会被炸成废墟——对政府机构做出的规定——“预备警报”与“空袭警报”——“凄厉的丧钟”——对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做出改善——内阁吃饭时间提前——议会表现出来的情绪——我提醒诸位议员千万小心——他们很幸运

对不列颠的空袭，让我们看到了德国军队在意见、目标方面的矛盾，以及实施计划时半途而废的习惯。敌方在这几个月间，三四次采用新的进攻方式，取代原先让我们难以承受的进攻方式。只是这些阶段相互重合，要用确切的日期将它们划分开，难度很高。所有阶段都首尾相连。第一阶段的空袭，试图用英吉利海峡与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争牵制住我方空军；随后为毁灭我国空军组织，对我国南部各个郡，特别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发起进攻；之后靠近伦敦，继而抵达那里；再将伦敦作为空袭的最重要目标；最终，我方在伦敦上空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他们再度对我国各个郡的城市，以及我方经由默尔西河、克莱德湾通向大西洋仅有的一条生命线发起了分散进攻。

8月最后一周、9月第一周，德国对我国南部海岸机场发起进攻，我们难以应对。然而，戈林在9月7日对外公布，他成了空战的新指挥，将空袭时间从白天改成夜里，将空袭地区从肯特、苏塞克斯两地的战斗机机场改成伦敦建筑最密集的大片区域。白天发动的小型空袭从没间断过，大家习以为常，但大型空袭在白天也有可能发生。不过，德国的进攻的性质已彻底改变了。伦敦遭遇了长达五十七个夜晚的轰炸。这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而言，是个相当严峻的考验，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最后的结果。如此大范围的住宅区遭遇如此轰炸，如此众多的家庭不得不面对轰炸带来的艰难与恐惧，这是史无前例的。

敌方在8月将要结束时，对伦敦发起猛烈炮轰，我方马上对柏林展开了报复性质的炮轰作为回应。我方的炮轰规模要小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相较于从法国、比利时两个邻国的机场进攻伦敦，我们飞去柏林的距离要远一些。战时内阁坚持反击，主张要跟敌方力拼。我毫不怀疑他们的主张是对的，另外我也毫不怀疑要震撼希特勒或扰乱他的计划，唯一的方法是让他了解英国民众的愤怒与意念。希特勒骨子里对我们是敬佩的。我们对柏林报复性质的轰炸，理所当然地被他大肆渲染，他还公然宣称，德国已确定要将伦敦及英国其余城市彻底炸毁。9月4日，希特勒宣布：“他们若来进攻我们的城市，我们便索性把他们的城市变成废墟。”有段时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毁掉我方的空中力量，是德国人的首个目标；摧毁伦敦民众的信念，或者最低限度，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变成不毛之地，是他们的第二个目标。他们没能实现这些新目标。获胜的是皇家空军，这得益于我方飞行员的能力与勇气，我方飞机的高性能和军队的严格组织。眼下，成百上千万普通民众也展现出了同样出众的美好品质，其类型多样，对维护不列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民众向全世界证实了一个有自由风尚的社会拥有何等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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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至11月3日这段时期，每晚平均有两百架德国轰炸机来进犯伦敦。在伦敦被当成最重要的袭击目标之初，我方的高射炮部队在伦敦仅有九十二门高射炮，因为此前的三周，德国对我国各个郡的城市展开的第一轮炮轰，大大分散了我方高射炮部队的力量。让第十一大队统辖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主活动，被认为是彼时的最佳对策。夜间战斗机中队中有六支的战斗机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彼时，夜间作战还未成熟，未能给敌方造成多大损失，却导致我方的高射炮兵接连三个夜晚没开炮。他们的技术水准当时也确实很低。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决定让高射炮兵自由发挥出最高水准，向视线以外的目标射击时，不必有任何顾忌，我方夜间战斗机的缺陷以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都要求我们这样做。派尔将军负责指挥防空炮队，他将高射炮从各个郡的城市中调回来，在四十八小时内，使伦敦的高射炮总数增长到了原先的两倍多。我方的飞机避到一旁，轮到高射炮发挥作用了。

接连三个夜晚，伦敦百姓为躲避这场好像没有遇到半点抵抗的空袭，躲在自己家里或是条件很差的防空洞里。到了9月10日，防空火网一下打开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探照灯打出的强光。尽管没能对敌方造成多大损伤，轰鸣的炮声依旧让百姓十分满意。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开始还击了，为此兴奋不已。从那以后，开炮对高射炮队而言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的设计水准不断提升，这是频繁训练的结果，也是受情势所逼。我方击落的德国飞机数目不断增长。高射炮队偶尔也会暂停，让夜间战斗机飞到伦敦上空，后者的作战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这段时期不止有夜间空袭，白天空袭也基本没断过。一天二十四小时警报频响，间隔的时间往往都很短，敌方派出的有时是一支小型飞机队，有时只有一架飞机。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七百万伦敦市民都已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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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说到“闪电战”，很多人都能说出很多更可怕的故事，鉴于此，我只说几件我耳闻目睹的事，以缩减篇幅。

轰炸之初，大家并未将其放在心上。伦敦西区的百姓全都如往常一样上班、玩乐、吃饭、休息。剧院往往座无虚席，街上熄灯后，成群结队的市民随处可见。伦敦市民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很不错的，要知道，5月份，巴黎那些失败主义分子一遇到重大空袭就吓得呼天抢地。在我的印象中，有一回，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时，遇到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力度很大的空袭。格林公园中有高射炮的火光闪闪烁烁，另外不断有炸弹在那里爆炸，将正对着公园且窗户大开的斯多诺维大厦映得一片光明。在我看来，我们冒这种险是不值得的。晚饭过后，我们步行去了帝国化学公司所在的大厦，从那里可以俯瞰堤坝。那里的阳台是用石头建造的，位置很高，站在上面能望到河边优美的景色。河南岸最少有十几个地方都烧起火来，我们抵达那里时，有几枚重型炸弹刚好落下，其中一枚就在我附近，朋友们匆忙拉着我离开，用一根很结实的石柱做掩护。经此一役，我终于确定，我们的日常享受应该受到很多约束。

分布于白厅四周的政府建筑频频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子建造于两百五十年前，建造者是个眼里只有钱的人，他的名字现在还保留在房子上，这些房子建造得太不用心了，摇摇欲坠。慕尼黑危机爆发后，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都建造了防空壕，还用新的木制天花板和坚固的木柱子加固了地下室那些房间的天花板。可要是一枚炸弹正好击中这里，这些房间和防空壕还是会被炸毁。9月的最后两周，我们准备好将我的内阁办公室转移到一座式样较新、较为稳固的政府办公大楼，靠近斯朵利门，正对着远处的圣詹姆斯公园。这座大楼被我们叫做“新楼”，楼下有一个作战指挥室，还有几个防弹卧室。相较于之后各个时期，这段时期投放的炸弹威力还不大，话虽如此，唐宁街还是危机四伏，可是在新办公室准备好之前，我们只能先留在这里，感觉就像待在前线的营指挥所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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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新楼”地下的作战指挥室中召开我们的夜间内阁会。我们从唐宁街过去，要先走过外交部那个正方形的院落，之后往上爬，穿越一支施工队，他们正忙着浇灌混凝土，以使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变得更坚固。对于做过大手术、身体还很虚弱的张伯伦先生来说，走这一趟是相当艰难的，偏偏那时候我没有留意这一点。不过，张伯伦先生不会被任何艰难困苦打倒，比先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时，他穿戴得更加整齐，更从容自若，立场也更加坚定。

1940年9月底的一天，黄昏时分，我透过唐宁街十号的前门，望见外面有工人在将沙袋堆积到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户下面。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张伯伦先生术后要定期接受特别治疗，可是由于空袭不断，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中常常有超过二十人避难，在那里治疗有太多不便，所以工人们想在此处制造一个小型私人空间给他。每天他来赴约时，都会穿戴整齐，态度庄重，行动迅速。然而，他如何承受得起那样的痛苦？我从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过道走过去，找到张伯伦夫人，行使了我的权力。我对她说：“他的病情根本不允许他留下来。你一定要送走他，所有电报我都会在当天送过去给他，直到他的身体康复。”她去跟她的丈夫说了。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她来找我，说：“你的建议他接受了。今天夜里我们就出发。”从那以后，我再没跟他见过面。他去世是不到两个月的事。我很确定，他想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但我们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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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另外一个晚上（10月17日）发生的事同样记忆深刻。我和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穆尔·布勒勃宗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吃晚饭时，夜间空袭又一如既往地开始了。钢质的百叶窗已经关闭。几声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四周响起，片刻过后，又听到一声巨响，一枚炸弹落到了近卫骑兵阅兵场，离我们约有一百码。我忽然想到，唐宁街十号的厨房又高又宽敞，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高度约为二十五英尺，透过那里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还在上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却一眼找到了那扇大玻璃窗，兰德梅尔太太和另外一位厨娘正在窗后忙碌，对外面的事置若罔闻。我一下站起身来，进入厨房，让餐厅司务将食物摆放到热饭器上，让厨师与其余侍从都避到防空洞里，跟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然后，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只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就听到很近的地方响起一声巨响，房屋被击中了，四下颤动得厉害。我的侦探过来了，告诉我房屋毁损得一塌糊涂，被炸毁的包括厨房、餐具房，还有与财政部相邻的办公室。

我们去了厨房，那里已成了一片废墟。炸弹落在财政部那边，距离这边五十码，这座又大又干净的厨房，以及那些擦拭得晶亮的锅碗瓢盆全都炸烂了，只留下一堆黑乎乎的尘土和破砖烂瓦。巨大的玻璃窗也被炸烂了，变成了玻璃碎和木头碎，零落在厨房里，当时要是有人待在这里，肯定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好在那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并且把握的时机刚刚好——那种情况原本是不大可能引起注意的。一枚炸弹正好击中了院子对面财政部的防空壕，将那里夷为平地，炸死了国民自卫军的四名成员，他们正在其中值夜班。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尸体都被断壁残垣掩埋了。

空袭还在继续，激烈程度好像更胜之前，我们戴上钢质头盔，到“新楼”房顶上了解情况。不过去之前，我不由自主地来到防空洞，带着兰德梅尔太太等人去看厨房。眼前的断壁残垣让他们十分伤心，可更令他们伤心的是，厨房现在一点都不整齐了！

我和阿奇走进“新楼”里圆形屋顶的阁楼。那是一个相当晴朗的夜晚，距离伦敦十分遥远的地方都能看见。我们看到，火势已蔓延至派迈尔街道的绝大多数区域，大火加起来至少有五处。圣詹姆斯街和匹卡迪里街也火势强盛。对面比较远的地区，即沿河那边也有不少地方起了火。不过，火势最严重的还要数派迈尔街，完全被火焰包裹了。渐渐地，空袭进入尾声。很快，警笛拉响，警报解除，只余几堆大火。我和阿奇返回“新楼”二楼，我的新住处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戴维·马杰森上尉，他是保守党的总督导员，常在喀尔顿俱乐部里待着。他告诉我们，俱乐部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其实不用他说，刚才的火势已经告诉我们了。刚才他在俱乐部，还有差不多两百五十人也待在那里，有俱乐部会员，也有工作人员。一枚重型炸弹击中了俱乐部。俱乐部冲着派迈尔街那边的门面和巨大的房顶都塌陷了，废墟堆积在路上。他的汽车正好停在前门旁边，被废墟掩埋了。吸烟室的天花板整个掉落下来，砸在满屋子的会员头顶上。第二天，我去查看了俱乐部的建筑残骸，很惊讶他们居然逃了出来。尽管有不少人受伤，但死亡的人一个也没有，他们一个不落地从尘土、浓烟、破砖烂瓦中成功逃生，真是奇迹。内阁的工党同僚听说此事后，幽默地说：“这可是魔鬼庇佑魔鬼。”昆汀·霍格先生从俱乐部的断壁残垣中背出了他那曾做过大法官的父亲，一如埃涅阿斯 背着帕特尔·安吉塞斯走出特洛伊的断壁残垣。马杰森没有地方住，我们让他住到“新楼”的地下室去，帮他在那里备好了床褥。这是一个恐怖夜，不过有件事很不可思议，在房屋损坏得那么厉害的情况下，死亡人数不到五百人，同时也只有一两千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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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吃完午饭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来到唐宁街十号，说有公务要找我商议。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响起。我带伍德出去查看情况。一枚很大的炸弹，有可能是一枚地雷落到了贝克汉姆。这个区域相当贫穷，有二三十栋三层的小居民楼被彻底炸烂或是炸坏，出现了一大片空地。在认出我们的汽车后，市民们迅速从各个方向聚集过来，总人数很快超过一千人。他们都很激动，围住我们欢呼，同时想通过抚摸我的衣服等方式表达对我的敬爱。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进。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伊斯梅那时也在我身边，他说他听到一个老太太说：“瞧，他哭了，他真的关心我们呀！”我哭是因为感叹，因为敬佩，不是因为悲伤。“你看这边。”说着，他们带我来到断壁残垣的中央处。那里有个宽约四十码，深约二十英尺的大弹坑。弹坑紧邻一个耸立的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掩体的入口在爆炸中倾斜了，一个青年男子和他的妻子、三个孩子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一家明显被炸弹吓到了，不过身上并没有受伤。炸弹爆炸时，他们在现场。彼时情况如何，他们无法描绘。但他们活下来了，并为此深感骄傲。他们在邻居眼中俨然成了珍宝。我们上车要回去时，这些形容枯槁的民众变得很愤怒，大叫道：“我们要反击！”“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马上应承下来，并说到做到。我们开始空袭德国的城市，力度很大，频率很高，后来我国空军实力不断增强，投下的炸弹体积不断增大，威力不断增强，德国人亏欠我们的，就这样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了。他们输了，并完全臣服于对手脚下，报应十足。人类真是值得怜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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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回，我去了拉姆斯格特，遭遇空袭。有人带我去了当地的大隧道，那里常有很多人居住。我们在十五分钟后从隧道出来，当时废墟中还有浓烟冒出来。有家小饭馆被炸，房屋变成了一堆废墟，厨具和家具的碎片随处可见，不过没人受伤。饭馆老板、老板娘、厨师以及女服务员全都哭了。他们以后住在哪里？怎样谋生？这是当权者运用权力最恰当的时机。我马上决定下来。乘坐专车返回途中，我口述了一封信给财政大臣，其中明确了一项原则：国家应该承担敌军空袭造成的所有损失，政府要在第一时间予以全额赔偿。如此一来，市民的房屋或店铺在轰炸中受损，相应的损失就会平摊到全国民众头上，而不是由受害者自己承担。这项义务的性质不清不楚，金斯利·伍德对此存有顾忌是很自然的。不过，在我的催促下，他最终在两周内完成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之后，我们在处理相关事务时，这个方案发挥了很大作用。9月5日，我这样向议会解释这项方案：

在内地巡查期间，我发现当某位英国居民的小房子或是小店面在敌军的轰炸中遭到毁坏时，产生的损失我们并未竭尽所能分摊到所有人头上，以此加强我们的凝聚力，同舟共济，这样的发现让我痛苦不已。保护全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免受外来侵害，是国家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敌军进犯造成的损失，有别于其余各种类型的损失或伤害。要处理这个问题，社会舆论和议会审核必须在敌方轰炸带来的损失跟其余各种类型的战争损失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将二者区分开；若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就将变成无底洞。反之，若我们能做出这样的规划，给所有因轰炸蒙受损失的民众以全额保险，要是做不到，最低限额的保险也可以，那么此举将会成为我们对胜利充满自信的鲜明标志。在实施这一举措一段时间后，我们便不会再质疑此举能有效缓解战时艰苦。

面对这一战时保险方案，财政部的态度变了又变。起初，他们觉得自己会因此破产。不过，1941年5月过后，他们又觉得这一方案颇有远见，政治家的英明在其中展露无遗，因为那之后的三年，空袭销声匿迹，他们因此获利颇丰。然而，战争最后一个阶段又出现了“飞弹”和火箭，他们支付了八亿九千万英镑的高额赔偿，再度亏损。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我为此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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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将来，我们认为用不了多久，伦敦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只留下部分坚不可摧的现代化建筑。而大部分伦敦市民还住在原来的住处，存有侥幸心理，这让我十分忧心。用砖块和混凝土建造的防空掩体增加了很多。地铁可以让很多人藏身。另有几座大型防空壕，有的可供多达七千人藏身，那些人每晚都住在那里，他们不清楚炸弹直接击中那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因此一点也不担心。我下令在这几座防空壕中用砖块建筑防弹墙，速度越快越好。而对地铁的利用却存有争议，最终大家各自让步，达成一致。

首相致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内政大臣、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前几天，我在内阁提出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地铁当成防空壕使用（必要时可以暂停其交通运输功能）有何不可。结果有人坚持说这样很不恰当，并说自己是在对问题做了全面研究后才有了这样的结论。但眼下，艾德维奇地铁却成了临时防空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前那种主观的判断为什么会被推翻，请向我明示。

2.我还是坚持原先的意见，要尽可能利用好地铁，除车站以外，铁路线也不能放过，我需要一份简单明了的报告，一页纸就够，告诉我地铁各条线路能让多少人藏身，要对这些线路做出怎样的改造，才能使其实现这一新功能。拿艾德维奇那段铁路线举个例子，那里能不能供七十五万人藏身？交通需求与防空需求可以在我们的协调下各自得到满足。

3.内政大臣对下面几项事务有怎样的计划，请向我汇报——

（1）增建防空壕。

（2）对现有地下室进行加固。

（3）备好能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子。

（4）为将绝大多数人安置到指定防空壕，避免出现拥挤，应事先向他们发放许可证，为他们指明地址，这是重中之重。

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期间，我们要让工厂实现最高效率，更要让伦敦政府做到这一点，后者遭受轰炸已成了家常便饭。一开始，二十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听到警报，马上集合去地下室，不理会是不是非这样做不可。那时候，大家甚至为去地下室去得这么整齐、迅速感到自豪。前来空袭的敌方飞机很多时候只有五六架，有时甚至只有一架。一般情况下，它们不会飞到伦敦上空来。伦敦政府为如此微不足道的空袭，就可以停工超过一个小时。

鉴于此，我建议将警报分为“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要发出后者，前提是房顶上面的观望者（也就是之后大家所说的“杰姆乌鸦”）在敌方飞机已经或是即将飞临上空时，汇报说“危险将至”。相应的举措依据这项建议出台。当时敌方在白天的空袭不断，我要求各部门每星期都要将本部门工作人员在防空壕中停留的时间上报，以此确保大家严格遵守这项规定。

首相致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7日

明天晚上，请将9月16日空袭降临时，各部门在防空壕中停留，耽误工作的小时数汇报给我。

若飞来伦敦的敌方飞机只有两三架，便不发紧急警报。对于这一提议，空军部和空战司令部有何意见，请伊斯梅将军询问后给我答案。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17日、18日各部门（包括三军各部门）的报告〔政府各部门因空袭警报耽误工作的小时数〕，麻烦递交一份给我，18日之后的报告也要每天送一份过来。不仅送给我，还要送给各部的最高长官轮流看过，以便比较出最优秀者。要是哪天哪些部门漏交了报告，就先让各部最高长官看已经交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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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被这一举措鼓舞。有八份报告写得相当认真。有几天，作战部竟成了表现最糟糕的部门，真是滑稽。对于这种间接的批评，他们在不开心之余，也觉得是一种督促，他们因此迅速转变了想法。各个部门的时间损失都降至最低。没过多久，白天的空袭宣告结束，这是我方战斗机的功劳，它们重创了白天空袭的敌方飞机。虽然“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接连不断，但白天的空袭没有炸死任何人，没有让任何一个正在工作的政府职员受伤，若是这些职员心生胆怯或是被敌人误导，那会白白浪费多少政府工作时间啊！

我在9月1日那天就给内阁大臣和其余人写了信，那时候激烈的夜间空袭尚未拉开帷幕。

空袭警报和防空

1.现在制定的空袭警报方法，不是为应对一天之内分成好几个批次的空袭，更加不是为应对夜里的小规模空袭，而是为应对少数情况下对确定目标实施的大规模轰炸。让国家的大半地区每天停止转运几个小时，或是在夜里常常受惊，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敌人阻挠我们为战争付出努力，通过让我们的工厂停止运作的方式——因为他们没办法直接毁掉我们的工厂。

2.鉴于此，我们要订立预备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这一整套全新的警报方法。若只是预备警报，大家还可以该做什么做什么。公务员以外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躲藏起来，或是帮助自己的孩子躲藏起来。但整体而言，他们应当学会适应这样的危险，只采取一些预防举措，跟他们自身的职责相符或是让他们感觉恰如其分，他们也确实掌握了这种本领。

3.现在每次拉响警报，都会惊扰所有人，这是不妥当的，防空工作应当交由人数足够多的中坚分子来做。各个为满足战时需求仍在运作的工厂，都要设立岸望哨，而且在预备警报发出后，就要采取行动；同一区域内的工厂和政府机关接收的警报，全都由岸望哨发出。白天可以安排人手足够多的专业民间防空队升黄旗，作为预备警报拉响的信号。到了晚上，信号可以换成闪烁的黄灯（红灯也可）。应该钻研一下怎样用路灯做信号，用电话发信号也是可行的。

4.紧急警报是要求大家“藏身”的直接指令，所有防空人员都要在第一时间执行。它的发出要么跟空袭同步，要么比空袭略早一些。各区域在安排相关工作时，要以当地具体情况为依据。

用汽笛拉响“紧急警报”，这样一来，灯光、电话这些辅助信号可能就没必要了。

5.发“解除警报”的信号，可采用目前的方法。“解除警报”发出后，就宣告了“紧急警报”的结束。“预备警报”结束之前，不要把旗子取下来；要取下“预备警报”的旗子，熄灭“预备警报”的灯，必须先确定敌方飞机已经飞回。

在国内不同地区，“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信号的用法可以有所区别。“预备警报”在频繁遭遇空袭的地区十分常见，比如肯特郡东部、伦敦南部及东南部、东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地。“紧急警报”表示空袭真的到来了。上面提及的这些，对白厅区同样适用。至于其余地区，为减少防空人员的工作量，“紧急警报”能不用则不用。

6.伦敦所有的政府机关不要强制任何人隐藏，除非空袭真的开始了，并且“紧急警报”的汽笛根据新规定已经拉响了。若只是发出了“预备警报”，伦敦所有人都不能擅离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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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迫在汽笛这件事上妥协，我曾在议会面前将汽笛说成是“凄厉的丧钟”。

首相致内政大臣以及其余相关人员

1940年9月14日

我向议院承诺，对跟空袭警报、汽笛、警笛、“杰姆乌鸦”等相关的新规定做出权衡，限期是上周，但是鉴于现在空袭越来越严重，不应在这时取缔汽笛。上周你们对做事方法做出了怎样的改进，请向我简单解释一下。

贫穷者多半住在自家的小房子里，外边一点掩护都没有，大家都很同情他们。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0年9月13日

要竭尽所能帮大家把他们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中的积水全都排出去，你会因此名声大噪，不要因为排水材料不足拒绝这样做。为防备冬季的降雨，还要为这些掩体准备地板。边沿部分要砌砖，砌得稀疏点就可以，灰泥是没必要用的，再盖层油毡在上头就行了。排水沟、渗水井都不可或缺。为解决这件事，我准备帮你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指令可借助广播传达，地方专员及政府当然也要参与其中。请把计划书送一份给我。

首相致伊斯梅江军、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 1日

以下事项是否因空袭受到严重影响，请收集相关信息，做成报告：

（1）粮食供给、分配；

（2）有多少人失去家园，另外他们的食物供给情况如何；

（3）消防工作人员有多疲倦；

（4）伦敦的下水道；

（5）煤气、电力；

（6）伦敦的供水；

（7）空袭对沃尔维奇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多大实际影响，伊斯梅将军理应查清楚。期间，请以军需大臣交给我的报告作为参考。

首相致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2日

请转告内阁及各位大臣，我提议把大家的办公时间稍微提前。午餐时间定为下午一点钟，内阁的办公时间要提早半个小时。若晚餐时间提前一些（比如提前到晚上七点一刻），就会方便一些。白天变短了，随后几周要是撤掉了掩护的战斗机，激烈的空袭就有可能到来。应对夜间空袭的最佳方法是让公务员和佣人们早些躲进防空洞里去，而大臣们的办公室要选在相对安全的场所，他们卧室的选址更加重要，要避免一切外界干扰，除非有炸弹正好击中那里。

星期二，议会又一如往常召开会议，我提出建议，将这些时间不确定的会议定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五点之间召开。如此一来，议员们便能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他们要是能在天黑之前赶到防空壕就更好了。这些情况应该会越来越突显，我们一定要适应它们。可能我们还要被迫将办公时间再提前半个小时，以应对白天时间不断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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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危险的时期，议会将如何开展工作，同样需要指引。在议员们看来，他们的身份要求他们必须做出表率。确实是这样，不过在具体实践时，可能会有点过头；情势逼迫我提醒下院议员要维持一贯的小心，同时去适应这种不同以往的环境。机密会议上，他们在我的劝说下意识到，要采取必要、严谨的防护举措。他们答应将会议召开和持续的时间保密，当议长从“杰姆乌鸦”那里收到“危险将至”的报告时，他们就暂停讨论，依照规定，排着队进入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又小又破的防空洞。这段日子从头到尾，所有议员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该开会时就开会，从而为英国议会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这方面，下院议员比较敏感，情绪变幻莫测。这间会议室在空袭中被毁，他们就转战到另一间会议室，我曾拼尽全力劝说他们欣然接纳那些英明的提议。我会另外找合适的机会，描绘他们是如何从一间会议室转战到另一间会议室的。总之，所有人都非常镇定、庄重。议院在数月之后被炸成一片废墟，还好不是在白天议员们都在的时候，而是在夜里议员们都离开以后。议员们的烦恼，在我们能迅速击退白天的空袭后减少了大半。即便如此，我在开始的几个月，还是一直忧心议员们的安危。说到底，由民众公平选举出来的完全独立的议会能在任意时刻将政府推翻，然而到了最艰难的岁月，议会却会成为政府的支撑，这能帮助我们的国家争取更大的胜利机会。议会成功了。

英国的战时内阁行使的权力数目繁多，且行使效果甚佳，若说那些独裁者能在本国做到这一点，我可不大相信。民众代表总会在我们说出自身计划的第一时间给我们支持，所有民众也都发自内心没有任何异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权却从未受过侵犯。那些批评家差不多从头到尾都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候，他们也会找我们的麻烦，然后上院和下院就会用占据绝对优势的投票否决他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绝对不会向那些集权统治一样，采取强制、干预手段，或是动用警察、特务。我很自豪，英国的公众生活，也可以称之为议会民主或别的什么名词，可以承受、战胜一切困难。我们的议员即便是在亡国的危险面前都没有垮掉，不过幸好我们并没有亡国。 ajVOg4Z9k96W2DXQaWu9UdzDiHcchNComDk7aNf3wQmcbQ6tl7XyCBFI/yf+/4wq